1、魏晋风骨与竹林七贤一、魏晋风骨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人。“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
2、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
3、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二、竹林七贤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
4、。“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集团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东西，分崩离析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