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略谈电影符号学的美学认识论问题 李幼蒸 电影符号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联系似乎十分遥远。但是从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论角度来看，二者之间并非没有重要关联。首先，电影符号学是现代美学的重要组成局部。现代美学包括传统的哲学美学和现代文艺理论，在“美学大范畴内，现代西方美学思想和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学理关联是不难理解的。在“符号学大范 畴内，现 代西方美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为其主要局部)和中国古典文艺符号学之间的学理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作者从1977年起关注电影符号学问题，其着眼点完全在于探讨一般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方向问题。电影作为综合性艺术形态遂成为现代美学思想研究的典型对象。作者编译的文选(19
2、87，2023，三联) 和撰写的著作(1987，中国社科)既是作者一般符号学研究的组成局部，也是作者对现代美学认识论研究的组成局部。在上述译文选扩大新版之际，作者对相关美学认识论问题重新加以检讨，根据在欧洲的新学术体验，撰写此文供国内研究者参考。以下文章除刊于该译文选外，并收入近着(2023) 中。在“电影符号学领域，“电影仅只作为研究对象媒介，与此媒介相关的学术问题实涉及人文科学各个方面。 回忆麦茨：符号学和电影理论 李幼蒸 麦茨把自己的电影理论称作电影符号学，学科名称本身已显示了麦茨学说和电影与符号学两个领域都有密切关系。而“麦茨电影符号学所间接涉及的学术领域，已远远超出电影界范围。谈到“
3、电影理论，麦茨会提及六十年代许多法国著名学者的名字，说明了他本人认为电影理论和其它人文理论之间具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此意义上，麦茨电影理论与文艺理论和人文科学的联系并不少于和电影的联系。确实，麦茨电影符号学的意义还关联到学术、思想、文化的许多其它方面，例如：哲学和人文理论的关系，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关系，理论和批评的关系，法国理论和美国理论的关系，科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关系，以及精神性追求和商业化娱乐的关系，等等。本文当然不拟对麦茨理论和思想作如此全面的回忆，只是想结合1988到1991三、四年来与麦茨的屡次交往长谈以及对电影符号学的进一步了解，来分析一下麦茨所创立的电影符号学的重要意义和一些相关
4、的问题。 麦茨在本书收入的“访谈录末尾谈到了他和老师巴尔特的关系，表达了他作为一名法国学者对学术和生活之间关系的感怀，表现出了一种对今日学界很少再有人谈起的“学术伦理学的关切。麦茨是我所交往过的西方学者中最为真诚、最不势利的一位。在麦茨推荐下，1990年我以法国高等社科院(EHESS) 国外客座研究员(Directeur d Etudes)身份访问巴黎一个月。作为他的客人，每周三黄昏我们约定在卢森堡公园地铁站见面，然后他引领我穿过大街小巷到一家他喜爱的小餐馆聊天。记得一次在谈论各种和电影符号学有关的话题后，他突然对我说：“是的，你了解我的符号学，但你不了解我的另一个世界！。之后我经常猜想他所指
5、的“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是关于思想，关于学术，还是关于个人生活方面？次年我在法国科学技术部资助下以考察“法国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名义又对法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5月下旬快离开巴黎时才有时机与麦茨再次约会于卢森堡地铁站(至今想起仍觉有趣的是，每次他都能在我的视线之外准时地突然出现)。见面后他告诉我刚刚结束了平生最后一次授课，第二天起就要提前退休了。我问他退休后的方案，他说要好好读些以前无时间读的书，比方历史书之类。他还告诉我不久后会寄我一本终于将出版了的新着(按即，1991)。那晚在附近一家中餐馆里我为他祝贺荣休；也忍不住谈到了我与法国汉学家们的种种不快，他们似乎特别不喜欢研究法国当代理论的中国人
6、。此时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巴黎人有时是很难弄的！没有想到，这次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大约两年后他亦步福柯后尘走上了自绝之路。虽有各种猜想，原因并不清楚。听到恶耗时，我多少有些懊悔在以往屡次交谈中，特别在他主动透露一些个人不幸经历时，未曾企图“进入其内心世界。否那么我也许会有时机对其人生观方面介绍一些面对艰困时的“东方智慧。现在我就以这篇回忆文章来重温一段和麦茨之间的“符号学的友谊吧！ 1电影理论和符号学 电影符号学既是电影理论的一局部，也是符号学的一局部。电影符号学是当代符号学最典型的成就之一，它既是符号学的产物，又是其推动者。我在为去年最后一期德国“中国符号学专辑(第22卷，第2期)
7、撰写的有关中国当代符号学开展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符号学研究首先是从电影符号学入手的。这件既偶然又必然的往事说明中国当代符号学几乎是一开始就进入了西方电影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中心区域，二者均可代表6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开展的最前沿成就之一。 1977年夏北图重新开馆，我在阔别11年重新进入北图后查找的第一批资料就是电影符号学。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和编辑部知道我长期自修外语和现代西方哲学，因此约我翻译一些当时电影研究界尚有读解困难的欧美电影理论文章。这样，一方面，我利用进入北图之机，从着手了解电影符号学扩展到了解一般符号学，又进而将二者迅速地与了解法国结构主义相结合，从而自然而然地
8、将电影符号学和法国符号学运动的研究贯穿起来。今日回想起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那是一次为进入当代西方学术理论核心的正确方向选择。 电影之所以是当代符号学的主要对象之一，首先因为作为综合艺术媒介，电影为符号学提供了时空构成上极为复杂的文化对象，从而刺激了一般符号学理论思维的兴趣。符号学之所以是电影理论的主要方法论，那么在于长久以来电影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研究者对电影客体的构成认识模糊。电影符号学的建立既为电影学对象规定了明确范围，也为符号学提供了有关复杂对象构成之分析方法。电影符号学是法国60年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运动的有机组成局部，同时，当代法国符号学也成为当代西方符号学运动的主要推动
9、力和方向盘。当时德国和美国的符号学研究者，一方面投入了实以法国为中心的全球符号学运动，另一方面又采取着不同的研究方向。德国所遵循的是美国莫里斯和信息论、系统论等偏自然科学的“科学方向；而美国一开始就把符号学弄成一个由诸学科如语言学、生物学、信息论等等组成的学术“俱乐部，并设法为其寻找外乡理论史根源。其中只有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采取了人文科学的跨学科方向。至于电影研究，当时德国根本上延续着早先德国哲学电影学方向，比照邻法国电影符号学的意义不甚了了。美国本其第一电影大国的资源和60年代文化多元主义运动，以及新近吸收的法国电影理论的时髦观念，逐渐形成了偏于应用性和综合性的电影研究综合体。但是自始至终多
10、数美国电影理论家对于法国电影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既欠缺知识的准备又欠缺理论的兴趣。英国电影研究那么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研究水准那么远超过德国。这就是我在70年代末译介电影符号学时国外电影理论和符号学思想环境的大概。这些知识内容及其背景应当说对于刚从“干校返城不久的国内电影研究界以及文艺理论界而言是相当隔膜的。 二十世纪头半叶对电影艺术进行理论思考的文艺理论家主要来自德国。在语言学成为电影理论根底之前，主要的理论来源是现代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战前德国是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中心，因此“电影哲学首先来自德国是自然的。当然“电影理论一词还有另外两个意思，一个是制作的技术和艺术的理论性思考，另一个
11、是对电影内容进行批评解读的理论根据。前者以苏联早期和法国先锋派电影为主要代表，后者开始甚早但兴盛于战后各国，特别是意大利、法国和日本，当电影艺术一度被乐观地视为社会文化改造的手段时。纳粹时期德国电影事业完全成为政治宣传工具，德国的电影、电影理论、文学、社会科学遭到系统的破坏(非常有趣的是哲学是一个例外)。战后德国社会科学事业在美国的影响下重新恢复，但已失去战前的龙头地位，缺少理论想象力为其主要弱点所在(而战前西方重要思想大多数来自德语国家：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批判哲学，新实证主义，实验心理学和韦伯社会学等等)。于是，无论从电影理论研究还是从一般人文学理论研究来看，二十
12、世纪后半叶期间，西方的主要人文理论开展以法国和美国为主要舞台；大致来说，法国以精取胜，美国以博著称。 在重新评估当代西方电影理论的成就和得失时，应当区分两个不同的层次：“战术层的技术进展和“战略层的思想创新。从技术层面来看，诚如麦茨在“访谈录中所说，电影理论知识的积累不断增加，不可能“衰退，对于中国学者学生来说，它们都是西方电影理论史上的根本内容，还需要花许多时间认真加以研习。但从评估西方电影理论成就和考察其当前趋向的角度看，就有必要对其40年来的开展和得失予以客观的分析批评。 2电影理论： 法国方向和美国方向 法国电影理论的主要成就表现在60年代语言学的和结构主义方向的研究和70年代精神分析
13、学和叙事学方向的研究。80年代所谓新电影史研究和影视符号学研究在理论的深度和规模上较前明显为弱。这也是法国结构主义思潮淡出入文科学中心、后结构主义的非科学方向人文研究开始流行的时期。结构主义运动是一整批杰出学术思想家齐头并进的时代，在文艺理论界巴尔特和麦茨有如并列的双峰。然而巴尔特在1980年不幸去世之前已经接近于理论创新的尾声(所谓后结构主义的转向)，麦茨在1993不幸去世之前可以说也接近理论创造的尾声了。不过我们不应当说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超越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而应说是后者在到达一定阶段后自行趋缓。历经20年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及其电影理论研究，表现为20世纪人文学术思想的空前跃进
14、，其后的衰退乃是人文学术演进自然波动的现象。现在(结构主义顶峰过后的二十年的今日)反而正是人们重新思索其得失和继续开发其价值的恰当时机，因为在学术高潮时期人们不免忙于随波逐流而疏于反省。而且结构主义勃发于甚短时期，人人忙于创新，疏于整理，其内涵价值正有待于后人陆续加以开发。 法国电影符号学的永久奉献首先表现在有关各种电影结构分析方面：电影语言，电影叙事，电影机构，电影欣赏，电影意识形态和电影文化。这些不同的电影对象机构的符号学分析各与不同的学科知识相结合，构成了广泛的相关知识系统。因此电影理论，尤其是电影符号学理论，已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有机组成局部；电影符号学的知识积累也已成为今日电影理论教学
15、系统的固有部份。至于在上述各类结构分析中涉及的相关知识和思想流派本身所含有的这样或那样的缺欠及其负面经验自然所在多有，但这并未损及学科研究框架本身的价值。例如，最具争议性的是法国精神分析学的电影理论，即由所谓麦茨“第二符号学引起的研究系列，随着精神分析学的，特别是拉康理论的衰退，而渐失影响。鉴于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主要支柱，美国又是精神分析学最活泼而其方向却与法国精神分析学极其不同的地区，精神分析学的电影理论问题遂格外复杂，也最具争议性。此外所谓“第二符号学电影理论还涉及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法国精神分析学与一般电影理论的关系问题。70年代的拉康理论曾经广泛影响到法国思想界，其本身的得失即不免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参见拙着 第二局部“弗洛依德和拉康，商务，2023) 尽管涉及 错综复 杂 的思想背景，麦茨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和结构语言学方法，极具成效地，颇具独创性地，开辟了另一个全新电影研究领域：观众心理结构分析。这个新领域本身不会消失，虽然所应用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理论必然须结合其它相关知识进展来加以调整和扩充。符号学对观众深层心理和电影机构两个方面及其互动关系所作的研究，表现出朝向电影现象“背后制约因素的分析兴趣。尽管精神分析学的理论细节偏误甚多，但它开辟的深层心理领域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