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开展。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发生关系。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外人员的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阔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
2、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开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 。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
3、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缺乏。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燃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
4、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那么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
5、，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城里的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竭力赞美。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的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大王假设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的表文称：“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综合南北朝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国际间交往的频繁。由于贵霜王朝的解体，昭
6、武诸国在粟特地区，陆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的商人十分活泼。天竺方面，发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南方师子国的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歌营国的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在这个时期的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粟特人的东迁。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的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粟特文书中所见的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在南方的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邮，也都有他们的足迹。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他们在都赖水流域
7、和楚河左岸大举开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的据点。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的户籍。粟特人的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的统治地区始终是活泼着的。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的特使，到处活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三国时期访问扶南的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的石勒，唐代发动叛乱的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的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的，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
8、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还有师子国的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的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的沙门，更是大有人在。据梁启超的统计，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齐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除了大量的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的旅行记、地方志和物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体情况，著名的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
9、意，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释。同时期的著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的，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其中，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吴佚名的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都是比拟重要的撰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中外物资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
10、，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局部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假设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局部靠内地供给。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
11、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开展。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 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
12、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美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553 或554 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6 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 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久。见丝绸之路第148 页
13、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拟
14、早。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拟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拟少。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
15、，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发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永嘉四年310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12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
16、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1怛罗斯战役之后。印度离中国比拟近，来往比拟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拟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A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K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Kauseya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