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四新文化人对北京民间文化的认知与想象（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北京民众的文化和风俗开始进入文化人和学者的视野。五四一代民俗学家从其对“民间的想象出发，一方面试图从北京的民间文艺形式中寻找资源，为新文学提供借鉴；另一方面那么通过搜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试图建立“民众的历史。这两方面的努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成果，其成败得失亦值得深入探讨。关键词（中）关键词五四新文化人；北京民间文化；民俗学；歌谣运动；顾颉刚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K89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2）01004607正文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已成为学术史上
2、的常识。 然而，相关的学术史表达却很少注意到，以五四新文化人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民俗学家，最早是以北京的民间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对北京民间文化的调查与整理，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还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国北京兼具都市性与乡土性的双重特性。与此同时，新文化人在对北京民间文化的研究中所显示出的复杂心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民俗学运动在处理城与乡、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关系方面的内在矛盾。一级标题一、从民歌到“通俗文艺北京普通民众的风俗人情，开始进入新文化人的视野，可以追溯到191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运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刘半农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
3、章，这是征集歌谣运动的起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发端。1920年12月，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持。1922年1月，国学门成立后，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同年12月17日，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作为刊载歌谣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阵地。自创办起至1925年6月29日，歌谣周刊共出版了97期，随后并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歌谣研究会“搜集歌谣的目的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的，二是文艺的，前者是指歌谣可以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后者那么意在强调歌谣对于新诗建设的意义，特别引用了意大利人威达雷（Guido Amedeo Vitale）在其编
4、辑的北京歌谣（Pekinese Rhymes）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2这段话非常有名，在当时引起了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深刻共鸣。1922年9月，胡适写了一篇专门介绍北京歌谣（他译为北京歌唱）一书的文章，题为北京的平民文学，他也引用了这段话，把书中的歌谣称为“真诗，认为其“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很值得新诗人效法。3大约同时，周作人在其歌谣一文中，也表示威达雷关于歌谣中可产生“新的国民的诗的意见“极有见解，在周作人看来，“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4，足供新诗来汲取。威达雷是意大利驻华的外交
5、官，18931899年间曾担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的汉语翻译，他搜集整理北京地区的歌谣共170首，汇编为北京歌谣一书，1896年由北京天主教北堂印书馆出版。关于北京歌谣（又译北京儿歌）一书的简单介绍，参见赵晓阳编译：北京研究外文文献题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版，第54页。根据威达雷在前言中的说明，他是在北京郊区采集到这些歌谣的，他对这些“情真意切的民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预言新的诗歌将从中产生出来533-34，对于刚刚开始意识到歌谣价值的新文化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新文化人把歌谣看作民众纯粹和真诚的心声的表达，表达了对“民间的一种浪漫的想象。洪长泰（Changtai Hung）深入剖析
6、了新文化人的民间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趋向，他认为新文化人视野中的“民间根本上等同于乡村，所谓“民众主要即指农民，知识分子呼吁青年学生“到民间去，就是要避开邪恶和污秽的城市（特别是当时作为首都的北京），走向宁静而光明的乡村。517-20乡村保存着淳朴和自然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孕育真挚的民间文学的土壤。然而，似乎连洪长泰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如果新文化人对于城市与乡村抱有如此对立的看法，那么又如何解释产生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歌谣所具有的吸引力呢？在歌谣研究会同人征集的歌谣中，北京的歌谣占了相当大的分量。顾颉刚回忆说，“五六年前，我们在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里工作，征集到的材料以北平为最多，单是常维钧（惠）一个人
7、就有了一千首61。这并不是因为新文化人对北京的歌谣有特别的兴趣，主要原因还在于就近比较方便。虽然常惠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却是歌谣研究会的骨干，他承担了歌谣周刊的编辑和校对工作。他本人又是北京人7，特别热心于歌谣的搜集工作，“自己跑到亲戚家里升堂入室，见着老太太就谈家常，见着小孩就同他们游戏，引逗他们唱歌儿8。在此根底上，常惠编成了北京歌谣北京谜语北京歇后语等书9290，但因为他想把歌谣中的方言和故事加以考订后再出版，这几本书最终未能印行。61投身于歌谣运动的新文化人大多是城市知识分子，從搜集的便利方面考虑，范围也多局限于城市，顾颉刚是另外一个例子。1919年2月至9月，因身体关系休学在家的顾颉刚，搜集了大量苏州地区的歌谣，后来汇编为吴歌甲集一书，1926年由歌谣研究会刊行。10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儿歌，下卷是成人唱的歌，包括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农工流氓的歌和杂歌等四类。胡适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成认上卷是“最纯粹的吴语文学，然而下卷中闺阁妇女的歌占了绝大多数，乡村妇女和农工流氓唱的真正的民歌太少，“这也难怪。颉刚生长苏州城里，那几位帮他搜集的朋友也都是城里人，他们都不大接近乡村的妇女和农工流氓，所以这一集里就不免有偏重闺阁歌词的缺点，这些歌词往往显出弹词唱本的恶劣影响，缺少民歌的朴素风味，文学价值是不高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