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蒲公英中学：我们在做一件本分的事王臣近十年后，描述起走访北京打工子女学校的情景，郑洪仍然冲动：教室窗户是纸糊的，门用木栓抵着，孩子们的手在冬季冻成了胡萝卜，常常一名老师要负责6个年级的课程“孩子们在这里只能完成扫盲，离义务教育的标准还差得远。在过去8年中，郑洪和十几名社会精英层“娘子军一起，创办了北京第一所专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非营利性中学蒲公英中学，至今，仍是唯一。郑洪被推举为校长。她喜欢与老师们分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故事：这个19世纪的瑞士人，38岁开始推进贫苦儿童教育方案，深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开展机能与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个标杆一直支撑整个“蒲公英团队，“不光要给这些孩子进学校的时机，
2、而是给他们一个受好教育的时机，年过六旬的郑洪挺直腰背，“办教育不应该是个短期行为，真教育值得往下走，也应该往下走。“值得做、不会错的事郑洪脸上总挂着和蔼的笑容，声音洪亮，习惯性地，她把所有农民工子女都叫做“咱们孩子。她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在美国深受公益慈善文化的影响。2003年，她从美国回北京后，参加了一个“娘子军的朋友圈儿，这些人大多来自社会精英阶层，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夫人Sarah T.Randt，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玮，“艺术家无国界组织创始人叶蕾蕾，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郝荃等。人至中年，事业有成，这些妈妈们都产生了共同的意愿：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之余回馈社会，寻找
3、更多的人生价值，“岁数大了，不再有时间晃悠了，得做一件不浪费时间、错不了的事。郑洪提议，不如为打工子弟办所学校打工子弟是身处城市边缘的穷孩子，义务教育又是必须要进行的教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本分？提议一出，没人反对。此后半年，郑洪和中华女子学院老师张健走访调查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结果令人吃惊。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北京有50万农民工子女，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但没有一所初中。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小学毕业后，要么提前走上社会，要么与父母别离回老家继续求学。2022年，“娘子军们决定创办一所非营利中学，专收适龄农民工子女，郑洪被推举为校长。校址选在南城一家废旧的工厂里，她们最初去看时，院子里遍地
4、是蒲公英花，飽满又灿烂。学校就取名为“蒲公英蒲公英虽小，随风四处飘摇，但只要给它一块土壤，就能落地生根，如同农民工子弟的命运。“娘子军团队顺势自称为“大蒲公英。她们忙着改造学校、招生、不断“化缘。凭着各自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款项很快筹齐，桌椅、床铺，锅碗瓢盆，甚至纸和信封，都是募捐来的，她们还找到资源给学校捐建了简易的实验室。筹备之初，20多个“母亲每天开会讨论，回想起那段日子，她们觉得“像是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再次得到满足。“过了50岁要想再做事情，不能只停留在表达良好愿望或评论社会问题的层次上，郑洪说，“我们有说到做到的能力。“蒲公英就是大环境的缩影理想总要面对现实。很快，“大蒲公英就发现，
5、学生的知识水平远不及她们的想象。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读完小学六年，孩子们随父母漂泊，不断转学，最严重的六年内转学十几次。“请用汉语拼音写出：我是蒲公英的学生。第一年招生，100多个孩子里，只有两个人答对这道题；此后平均每年700多名学生参参加学考试，语、数、外三门及格的只有个位数，平均分只有二三十分。郑洪觉得这个数字很可怕，“按700多孩子只有十几个及格的比例，全国2000万农民工子弟，不及格的有多少？农民工父母为了谋生，往往无暇照顾孩子；家乡小学与城里小学在课程与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融入新的学校；地域和出身的歧视，对城市公共设施的陌生，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还有的孩子为了分担家庭负担
6、，小小年纪就打工了“这些孩子都心事重重，现实生活里的东西把孩子的心都装满了。郑洪说。第一个学期，请心理学专家给孩子上课，当被问及“你是否觉得自己很重要时，一个班30多名学生只有3个孩子举手，并且只是“在爷爷奶奶面前，觉得自己重要，其余孩子的感受都是：被冷落、无视，排斥，灰溜溜。对北京，他们也没有好感。老师请他们用一个词形容北京，答案是：小、脏、没有绿色。在郑洪看来，他们不仅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心态也是城乡结合状态，“办学校面临的困难，绝不是开了学校的门，让他们来读书就能解决的。那一刻，郑洪觉得，学校成了一个观察社会大环境的窗口：从孩子们的状态，可以深刻感受社会的状态；通过孩子们的感受，她们也在反
7、思，这个城市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烙印。“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学校首先做的是努力克服孩子对城市生活的陌生，并建立起自信。所有老师都要对新生家访，了解家庭情况、生活处境，并记录在册；全校学生定期游览北京：长城、圆明园、博物馆孩子发现，北京挺漂亮，公园里也有绿色，博物馆里的好多东西，他们都没见过；“大蒲公英还想到，要培养孩子的各种兴趣，才能帮他们发现自己，建立自信。绝大多数老师都住校，和孩子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他们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感情弥补了学生很多社会心理的需求，学生觉得有人关注他，自己值得努力，有价值。郑洪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化学老师高丽君大学毕业后到校任教，最初只是出于理想主义，但6年
8、后，她无法放弃这份工作，更多是因为和孩子们建立的感情，以及从中找到的特殊成就感。她的一个学生曾是全校知名的“问题生，初三以前，所有科目不及格，还打架、骂脏话、欺负同学。初三这一年，新增了化学课，从零起步，高丽君一点点教起，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第一次年级考试，这个学生及格了，他兴奋得举着卷子，在教室里狂跑，撞见高丽君，一下抱住她，高声喊着：“我及格了！他爱上了化学课，每堂课都听得认真，高丽君鼓励他用同样的劲头学习其他科目，半年后，这个学生的各科成绩有了质的飞跃。值得欣慰的是，蒲公英中学的大多数学生，都在向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努力。第一届毕业生参加北京市中考的及格率只有66%，如今，这个数字已稳定保持在90%以上；2022年，全校毕业人数158人，94人在北京或回老家读了高中，56人上了职校；8年中，还有一名蒲公英毕业生成功获得了UWC世界联合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挪威深造。说起这些，郑洪坦然地笑起来，“就打翻身仗的力度来说，我不知道有谁比蒲公英的孩子更厉害。但是，这所非营利中学如何长远地走下去，以改变更多农民工家庭命运，郑洪仍不是很有信心，“社会和政策对农民工子女的偏见仍然很大，对政策有决定性作用的人，距离流动儿童群体太远，他们应该走近些，看看其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孩子们需要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