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 一、法家对“法的理解及学说构成 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崛起很晚，而且在学理上兼收儒、道、墨三家学说：“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为时甚晚。盖自慎到、尹文子、韩非以后。然法治主义，那么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那么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局部为先导。从法理学角度上看，先秦诸家的“法纯属“自然法那么意义上的法，法的根源在“天之道与民之故。“以自然法为标准以示人行为之模范也。所以法家所讲的“法也以此为根本观念。管子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那么；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
2、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君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也有从法的观念中进行分类的论述，如尹文子说“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上述都是法家对法的理解，梁启超断言，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尹文子所说的第 一、 二、四种为“体，而以第三种为“用，这是狭义的法。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些论述说明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出来并以国家制裁力作为后盾
3、的法律形式。 法家由“儒道墨三家之未流嬗变集合而成，这是梁启超对法家学派思想源流的认识。首先，法家接受了儒家的正名定份的理论。儒家讲正名定分，名份的具体化，势必用礼数来加以区分，荀子所讲的“礼、法之大分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都是这个意思。荀子的学说与法家言论最为接近，韩非子就是作为荀子的弟子而成为“法家大师的，这就是法家与儒家的渊源关系。其次，法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法理念。道家言“我无为而民自正，那么“民怎么才能“正呢。道家认为自有“自然法才能使之“正，自然法不可见，于是进一步要求用“人为法来表达。道家后学用法治来证“无为大义，就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开展。在梁启超看来，墨家以“尚
4、同为教义，务使到达“壹同天下之义，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人类同铸一型，就是要把“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变为“一义。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讲得都是这个意思，尚同论的结果必然导致“归本于任法。 把法家作为一个学派进行概念和源流的探讨，梁启超具有开创性，自他把管子列为法家先驱，管仲成为法家名单上必不可少的人物，把吴起列为法家，后世对此遂成定论。而且梁启超所主张的法家是融汇了儒、道、墨诸家学说而形成的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也很有启发。显然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与儒家有很大区别，有学者认为在战国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儒者、“墨者、“辩者这种可以适用于学者群体的称谓，但却找不到“法者
5、或“道者的用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李悝、商鞅、韩非等不能组成法家学派，老子、庄子等不能组成道家学派，而是因为儒者和墨者形成了群体，并有共同的师承关系。因此，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很有自己的特点：其一，不以师承关系为联结纽带；其二，不是职业称号；其三，不是正在作什么的群体，而是以往持什么主张的群体。有的学者认为，划分法家学派有四个根本标准，就是以法家的治术类别相区分，但凡主张“法治的就是法家，从法律思想史层面讲，法家思想包括：第一，法治思想；第二，与论述法治有关的或效劳于法治的关于法律的认识；第三，与法治有关并用来说明法治合理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第四，与上述思想的产生开展有密切联系的其他思想观
6、念，如标准观念、守信观念等。 二、主张“法治是法家学派的本质 强调法家主张的法治主义与“术治主义、“势治主义有根本区别，这是梁启超所反复强调的。他一反传统普遍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法家学说本质的观点，认为“法与“术在当时就是相反的名词，因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子、尹文子都认为“法与“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韩非子说“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尹文子说“法缺乏以治那么用术，并且对“术定义为“术者，人君之所以密用，群下不可妄窥。所以术治主义的作用在于神秘主义，与“编著诸图籍布之于百姓公开而划一的“法，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申不害主张的所谓“治术，并为战国时纵横家所乐道的“阴谋，与
7、法家所强调的“法根本不同。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主张的核心内容即是“奉公法，废私术、“任法而不任智、“由是观之，术盖为法家所最恶，而法家所倡道者实于好作聪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吴起，虽能致国于盛强而身终为谬也。 术治主义是人治主义的一种类型，势治主义在反对人治主义这点上与法治派相同，当时主张势治主义的慎子认为，象尧那样贤明的君主，他假设作为一个普通人，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象桀那样的人成为天子，就能乱天下，所以人所处的地位和权势最为重要，决定一切，而贤智没有权势作后盾什么作用也起不到，缺乏以令人羡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那么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权势具有中性地位，看什么人用它。贤良之人用权势可以
8、使天下大治，不肖之徒用权势就会使天下大乱。然而世上的人贤良者少而不肖者众，如果单单听命于“势治，那么就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那么势治也；桀纣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那么势乱也，因为“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对此，梁启超认为韩非子对“法与“势的区别讲得最为透彻，即“势治者正专制行为，而法治那么专制之反面也。势治者自然的惰性之产物，法治那么人为的努力所创造，故彼非人所得设，而此那么人所得设也，是法与势之异也。法家不仅反对暴君用术恃势，而且连明主的勤民任智也反对，所以法家在根本态度上就不主张人治主义。在这里，梁启超与某些学者所强调的法家主
9、干预，凭借政府权威，把“势与“治混为一谈的观点完全不同。 梁启超觉得尹文子对“人治观念与“法治观念根本不同之处论述得最为透彻，尹文子说：“田子（田骈）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宋骈）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而答曰：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以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那么无不治矣。“人治是独治，法治是众治。梁启超通过列举大量法家的言论认为，法家对“人治的攻击最为猛烈，概括出主要观点即是，人治是最不可靠的，所以不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尽管政权无论何时总要有人把持。
10、人治必须靠贤人政治，但往往难遇贤人治国，于是政权就会落入不肖之徒手中，导致天下大乱，国家危亡。那么唯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依靠法治，中等人才就可以治理国家，就可以使“顽嚚聋瞽与察慧聪智者同其治。“人治必须以得明主为前提，否那么难以治天下，既使得明主也难以成立，因为“圣主当阳全属天幸，偶然的事实不能作为学理的标准，学理的标准必须以具有必然性的事物为根底。由此可知法家与儒家在立脚点上根本不同，“儒家尊人的标准，故以圣人喻规矩；法家尊物的标准，故以法喻规矩。其意谓非无贤人之为患，即有贤人，亦缺乏贵也。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不仅反对“人治，还反对“尚贤。法家认为以“尚贤为治，就会奖励人的“饰伪心理
11、，因为在人治背景下，君主皇帝金口玉牙，一言定乾坤，一语祸天下，臣子为获功名利禄就不得不投机钻营，揣摩君主的心思，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从而将丧失一切客观公正的标准，于是将会出现“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的结果。总之，将一切主观的标准舍弃，专凭客观的标准的“一人心，即“以物为法是法家所主张的关节点，所以梁启超总结道：“彼宗以为欲使道家无私无欲之理论现于实际，舍任法未由。故法家实际以道家之人生观为其人生观，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合传，殆有见乎此也。 第二篇。梁启超梁启超（年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在忧国忧民
12、、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他们从不依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默默无闻地奉献。 梁启超的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年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年年）所生。 一、长女梁思顺（年年）：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
13、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年初版，后屡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单独抚养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XX县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
14、曾任XX省XX县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二、长子梁思成（年年）：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
15、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参谋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奉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中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 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三、次子梁思永（年年）：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开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