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探讨 本文认为，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新的现实生长点，它有利于稳固基层政府的治理根底，增加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是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它为传统干部选拔制度走上现代政治选举制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和渐进开展的中间环节。但是，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也面临着心理障碍、认识误区和制度限制。 关键词基层民主乡镇长选举干部选拔制度 根据党的十五大关于“扩大基层民主的精神，从1998年迄今，四川、山西、广东、河南等省的局部乡镇，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乡镇一级政府或党委、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大多仅仅属于技术性创新的层面，但在中国基层
2、民主政治开展进程中却蕴涵着深刻的制度性创新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大陆扩大基层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已经开始由广泛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民主层面，向进一步改革基层政权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政治民主层面开展。这些改革不仅说明中国基层政权的民主政治开展程度有可能在现行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而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表达了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政治社会开展的必然逻辑。 一、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意义 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无疑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新的现实生长点。乡镇长选举模式探索的成功，有利于稳固基层政府的治理根底，增强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层政府领导人由选民选举产
3、生，选民对于领导人有评判权、甚至罢免权，这使得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合法性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地方选民的选票，而反过来与上级政府的关系那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地方民主化的开展，就会出现越是下级政府，其获得有充分量化的民意根底的政治合法性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合法性程度的提高有可能成为推动民主进程开展的动力，从而使中国的政治开展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的新阶段。事实上，在邓小平的政治理念中，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谈到：“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说明中国改革最高决策层对于民主政治的进程是有一个渐进开展的时间表的。随着中
4、国走向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政治现代化客观上也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日程。邓小平在1989年5月底就指出：“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这段话说明，虽然他在遴选干部的机制上还是沿用了传统的由执政党组织部门由上而下的选拔方式，但选拔的标准已涉及到了“人民公认这个有关“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于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民公认的结论将通过何种途径和形式标准化、程序性地产生。可以说邓小平关于“选人民公认的人的论断，其选择的根本条件已是“人民公认，因此，可以合理地将其视为是最终向“人民选他们公认的人开展的过渡环节。而目前所进行的乡
5、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尝试，就是邓小平“选人民公认者的政治主张的积极实践。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可以合理地诠释为内在地包含着通过标准化、程序性、定量的民意表达机制来寻求新的法理制度性的政治合法性根底，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开展。 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也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又一个突破口。为传统的干部选拔制度向现代政治选举制度的转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渐进开展的中间环节。目前乡镇长选举改革的试点地区，在选举程序设计上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完善之处，这恰恰是在中国基层的社会民主向政治民主转化过程中不可防止的过渡环节。一方面是尽可能的保持了与现存体制的平稳衔接和现实制度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将民主
6、选举的理念和方向推进到了中国最基层政府的实践层面。虽然在这些试点地区，对于“选举和“竞选的理解和诠释还带有传统考核选拔制度的许多痕迹，但对于“竞争性选举这一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的价值取向的肯定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为逐步在操作性程序的层面不断地完善中国的政治选举制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对目前所存在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对这些矛盾的逐步解决正是中国民主政治开展的重要动力。如果将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同程度地以考选制或聘任制来改革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视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对“事务官管理制度的改革，那幺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那么是对“政务官产生途径的最新探索。 二、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面临的困境改革论坛 目
7、前中国大陆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在局部地区逐步展开，主要是由于政治高层的支持或默许，并得到各试点地区党组织、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的积极推动，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仅2022年一年之内在XX省XX市XX县区，以大鹏镇的镇长选举方式改革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就举办了三次。目前大陆的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根本上是在现行体制内运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障碍和阻力。 其一，心理障碍乡镇选举政治的开展有可能动摇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除了现行体制内一局部政治上保守的力量或本能、或自觉地将开展基层民主政治选举视为向执政党领导地位的挑战外，农村基层政权局部干部由于角色与利益冲突对此也较为消极。而更深层次的障碍还是
8、来源于对政治风险的判断。 有学者在总结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教训时指出。“众多苏联和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虽然站在不同视角，却共同描摹了1989年苏联政治失控的轨迹，这一年春天进行的竞选似乎划出了轨迹的起点。思忖这条轨迹，人们唏嘘不解，一个曾经那幺强有力地领导着苏联国家的执政党，一个曾经建设起了敢于与美国争霸的世界超级大国的执政党，怎幺却没有经受竞选的考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忧，竞选对一个长期垄断政权的执政党是不是灭顶之灾。因为其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固然享有一切胜利与成功的荣耀，但也必然要承担起任何政治失败和错误的责任，竞选无疑是对其绝对权威和惟一正确性的挑战。其实，邓小平早在1941年就锋利批判了当
9、时“XX县区的共产党内那种“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的“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这“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方法。重温邓小平当年的论断，何等发人深省。 而一些体制内积极推动基层民主开展、努力为执政党寻求和稳固政治合法性
10、根底的人士，在论述基层民主选举对中国政治开展的意义时，曾解释说：“首先，要向全党，向我们这个系统坦率地谈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苏联，苏联的改革是先从中央做起，中央新思维不断推进，基层却没有动。苏联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没有让人民熟悉民主的程序，接受民主教育，参与民主活动，最后，到国家分裂的时候，人民只知道拿起枪杆子，内战不断。另一个选择是台湾。国民党从50年代就开始了村的选举，尽管国民党一直控制到80年代才开放，但客观上国民党的统治没有被选举推翻。按照此逻辑，一个长期垄断政治权力的执政党，一旦开放政权，开展民主，使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如苏联那样急促地从政治高层推进民主选举，其
11、结果是由于整个社会缺乏推行民主政治的必要准备，迅速导致执政党更替，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另一种是如台湾的国民党那样，从基层开始逐渐开展民主选举，使人民逐步适应民主化的要求，并培育起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其结果是不仅不会丢掉政权，还能稳固政权。 然而，这一鼓励中国大陆渐进开展基层民主选举的逻辑话音未落，随着国民党在2022年台湾“总统大选中失败、民进党的上台而不再成立。代之而起的逻辑推论是，一个长期垄断政权的执政党，一旦开放政权，开展民主，使人民很快有了自由选举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权利，就可能立即下台;而如果逐步从基层渐进地、自下而上地开展民主选举，培育起民主政治的文化土
12、壤，那么仍然难免逐渐下台的可能。这一逻辑是目前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能否进一步扩大范围和标准程序的主要心理障碍。对此，只有从执政党本身的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不断地实现向现代性转型，才有可能突破。目前，那么应先从开展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寻求突破口，必须首先突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革命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模式，从强调自己消灭或战胜对方的零和博奕的“斗争性，即不顾任何人或势力的反对，试图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去强力实现自己意志的政治取向，向崇尚和平、民主的合作博奕的“竞争性开展，即“形式上和平地谋求自己能拥有别人也渴求的支配权，建立政治上“有规那么的竞争制度和法治框架。 其二，认识误区乡镇选
13、举政治的开展有可能使农村的宗法势力、黑社会组织和其它恶势力乘机合法化。 在一些对乡镇长直选问题上持谨慎和保存态度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在乡镇这一级采用直接选举乡镇长的方法，会将中国农村中的家族、帮派等压住了很久的问题重新召唤出来，从而使中国农村的问题更加复杂。也有人担忧由于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平低，进行这样的选举会有可能出现大量的贿选问题，甚至会出现黑社会的控制。 无疑，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开展，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已经成为2022年中国“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打击的三类犯罪，中国政府还专项进行了打击党政官员涉嫌黑势力的斗争，
14、可见，黑势力活动之猖獗，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向政界渗透，以钱换权，通过各种贿选手段，以谋求合法外衣，已在某些地区成为事实。而如果全面推广乡镇长直接选举，那么也有可能使之成为黑势力谋求政治合法化的某种途径，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无疑会影响决策层下决心推行乡镇长直选。 然而，对此有必要更全面地分析和评估，必须认识到现代选举政治与权钱交易、“黑金政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选举政治有可能被黑势力染指，但黑势力并不是由于选举政治才产生的，黑势力谋求政治合法化也并非只有通过竞选，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并无竞选政治，但也无法防止黑势力向政界渗透，如湛江、厦门等特大走私案，均是走私集团的黑势力与地方政府的党政军界高
15、官长期勾结所为。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势力向权力层渗透，在政界寻求保护伞、代理人，甚至直接谋求体面的政治身份以掩盖其罪行，是全世界黑势力开展的共同特点。与现行体制由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人的“选拔政治相比较，公开的标准性和量化的民主机制才更有助于从总体上和全局上遏止黑社会势力。因此，切不可因噎废食，担忧黑势力染指选举，而恐惧民主选举。 再如，“贿选在现行体制下也已经开始萌芽，XX省XX市XX县区就发生过该县原副县长姜某企图通过贿赂县人大代表而图谋当县长的案例，而私营业主企图通过贿赂基层人大代表中选市人大代表以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案例也早已不是绝无仅有之事，披露此事的记者“注意到这幺一个事实，这些代
16、表收受贿赂的直接动机并不是牟利，他们真实的心态是，投票给谁无所谓，如果有人意思意思，就顺水推舟投他一票。因为据一位人大代表看来：我投谁的票对选举根本没什幺影响，最后谁中选，还不是由上面定。人选早就由组织定好，投票几乎演变成了一种既定程序，长此以往，代表感觉手中的选票不再重要，这时有人出来钻空子，搞贿选，就容易得手了。可见，真正标准竞选活动，使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投票选举的政治权利落到实处，而不是走形式，作“选举秀，使政务类公务员的产生由现在的“选拔制向真正的“选举制转变，才是从根本上提高人大代表的“民意代表意识、防止和遏制“贿选现象的主要途径。 虽然中国农民总体的文化水平较低，也缺乏民主选举的政治文化传统，这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