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学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专业：旅游管理与效劳教育（师范）学号：114130230姓名：杨易 ：跨境民族，其成员有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本国国民的公民身份两种身份。本文以有关人士对跨境民族这两种身份之关系的研究，展开论述。具体分析和论证了日常生活互致力与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之间的消长关系。调查内容涉及跨境民族的根本情况、根本行为和根本态度。关键词：跨境民族，民族身份，国家认同，实证方法 一、云南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现状 1.“国家认同具体指标的试验性设立 在衡量国家认同这一具体指标时，调查人员设计了这样的指标进行测
2、量：“您认为国家经济开展水平高，是否对本国居民有吸引力。对此持肯定答复的高达90%（360人），否认答复的仅占1（4人）。在“经济开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的测量中，答复“是的占78.5（314人），答复“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在云南边境地区，国家的经济开展状况的好坏，往往会引发两国边境地区人员的迁徙和流动，一般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向经济生活较好的地方迁移。在调查人员所调查的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缅边境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由于我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加上经济状
3、况不善，不少当时边境地区的居民举家迁移到了邻国。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状况的不断好转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外迁的边境居民又迁回到中国来居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开展壮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外迁居民的回归。同时也有一局部邻国的边境居民，由于他们看到我国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和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都举家迁入了我国的边境地区。这也是经济开展起来之后，国家实力增强，自然就有了吸引力。 在答复“您知道中国国家主席、XX省省长、咱们州州长（市长）、县长、乡长（镇长）、村长的名字吗。根本上，大局部的调查对象能说出国家主席和本村的村长，知道“两头，不知道“中间。“两头就
4、是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和最基层的领导村长。“中间就是介于这“两头之间的省长、州长（市长）、县长和乡镇长。调查数据说明：有七成以上的访问对象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在一个哈尼族村子里，一位三个孩子的中年妇女还特意把电视翻开，找到新闻频道，告诉调查人员“这就是胡锦涛主席。另外大约有六成和九成的人知道乡长（镇长）和村长。能勉强说出省长、州长XX县区长的只是极少数当地有着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和知识分子。造成这一认识的因素，有边境居民的自身文化素质制约着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对国家主席和村长认知程度最高。对国家主席，是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对村长，是生活中经常常在一。这也反映了边境居民的经济条件有了提高电视机比
5、较普及，也反映了与群众直接相关的人最易被他们认识村长就是这样的人。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调查人员曾主观地设想，边境居民对相邻国家的领导人是否也会知道。便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知道邻国领导人的名字吗。答复“不知道的344人，占86，答复“知道的21人，占5.25。这又从相反的方面说明边境居民对自己国家认识程度。这不应仅仅看成是长期宣传的结果。调查人员宁肯将其看作是国家认同的一个根底。 2.跨国婚姻的数据的意义 考虑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存在着跨国婚姻的情况，因此，此次调查也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从调查对象的配偶国籍来看，跨国婚姻在所调查的对象样本中并非主体婚姻模式，但比重较大，远远超出非边境
6、地区。其中，配偶国籍缅甸为15人，老挝7人，越南3人，不明国籍33人。据调查人员从不同方面了解，“不明国籍中，绝大局部是非中国籍，只是当事人过于“糊途，连配偶的国籍都不知道就结婚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确实对于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是相当冷淡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跨国婚姻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配偶根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边境地区加强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上述四组数据共58人，占调查对象的14.5。如果调查人员将这组数据放到调查对象中已婚人数361人（包括“已婚348，“离婚1人，“丧偶12人），除去“不明1人，“未婚38
7、人，这样，跨国婚姻人数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到达16。这种跨国婚姻，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应当引起调查人员关注的是，在调查中调查人员了解到，边境地区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非常突出。由这些非法婚姻带来的问题，包括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益保障问题、后代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家庭成员的户籍问题、相关的外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调查人员将另外写报告进行专题反映。 二、对云南边境居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些初步看法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性，即比较抽象。为了使这些比较抽象的、主观性的概念成为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并且得出可信的结论，调查人员课题组不仅在研究方法
8、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制定的较为科学有效的数据获取途径，以及分析方法。以一处实证的手段进行研究，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初步提出一些研究看法。 在调查对象中距离国境线5公里以下的人家占调查对象中36.6%，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5公里9.9公里的人家占调查对象的18.13%。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25公里以下的有309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77.25%。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较近，也体现课题调研选点的一个考虑：离国境线近，边民与相邻国家民族的互动条件较充分，这就便于调查者了解跨国境社会互动的真实情况，也便于了解和掌握边民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关系变动情况。 自己的国家开展和壮大，就必然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这一判
9、断是从边境居民的跨境民族身份来讲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并不适合内地的居民。 调查人员的调查中就有这样的题，对此持肯定答复的高达90%（360人），否认答复的仅占1（4人）。在“经济开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一题中，答复“是的占78.5（314人），答复“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这也说明边民对自己国家还是有一个客观认识的。联系到上述所分析的跨境婚姻问题，又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边民生活和态度的真实状况：一方面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抽象谈论和认识“爱国问题。同时，也真实地体现了开展壮大中的国家在他们
10、心目中的地位。 跨国非法婚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相当一局部人当中国家观念的冷淡（如不知配偶国籍），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如要求配偶与自己同一民族）。但另一个方面，调查人员也 在与国家认同有着较强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台湾与大陆应当统一吗。在答复者当中，选择“不知道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176人，占调查总数的44%。这些答复者多数为中老年妇女；其次为“应该的，共有139人，占调查总数的34.75%；再次选择“非常应该的为71人，占调查总数的17.75%；选择“无所谓的为5人，占调查总数的1.25%；选择“不应该的为3人，占调查总数的0.75%。未作答复的为6人，占调查总数的1.5%。 选择此
11、问题作为边境地区居民的问卷调查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境居民对台湾认识，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态度。但因为此问题与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人（农民，妇女，缺少文化），在调查中有4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另外约有一半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局部，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也都是中国内地陆续迁过去的，所以台湾与大陆应该是要统一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也是一家人。知道台湾的边民，都认为台湾应该和大陆统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起来的。这所以这样讲，是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外力和特殊原因的进入，边境居民的生活中是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
12、系问题的，更不存在此两者当中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提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有着理论上的价值，在实际研究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运用价值。调查人员在“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项目申请获准，以及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这种价值。同时，它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的作用正是产生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必要前提。将其作为科学方法来运用，就会产生科学的成果。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边民的“爱国问题。“爱国，作为一种对自己国家正面肯定的态度和行为的指称，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真正的爱国用不着刻意地去表现，而是在日常生活和最一般的行为中
13、表现出来。尤其对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而且还处于与另外一个国家最近的国境线附近的居民来说，他们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活动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自然热爱的态度。 爱国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但边境居民的生活，如果不是特别涉及政治道德方面的事件，他们的爱国就不是外在地表现在一些政治口号和抽象的表达上，而是内在地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前文所述及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存在的问题，本身就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的国家观念的冷淡，而同时也证明了跨国婚姻（非法、合法）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如配偶根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这就提出一了个任务：加强边境地区的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抽象地宣传“爱国主义。如果只
14、是抽象宣传“爱国主义，会给人一种假象：政治上好似接受了“爱国主义，而实际上，有大量的现实生活问题是与“爱国主义无关的，边境居民会以自己最常见的方式和最真诚的态度去决定自己应当怎么去做。 当然，一些边境居民的“国家观念的冷淡，根本原因是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真实生活。在这样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没有没有出现让他们的国家观念得到强烈表达的时机。因此，不能简单地由边境居民的跨国婚姻现象来判断当事人是否“爱国。因为“爱国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婚姻本身并不是政治态度，也不是政治行为。在这一点上，就象一些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参加某国国籍，不能由此判定其是否“爱国；也不能以是否购置中国商品来判断
15、是否“爱国的道理相似。 调查人员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题，调查“咱们这里有人与境外的人结婚吗。答复“有的292人，占到调查对象总数的73。这样高的一个比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跨国婚姻在边境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调查人员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在边境一线有一定的普遍性，不管在中老边境，还是在中越边境、中缅边境，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有两点：一点是空间位置所决定的边境居民的生存环境，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境外同一个民族的成员频繁往来，交流互动的内容已经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点，因为边境两侧都同属一个民族，“同文同种和共同的历史，造成他们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经常性的生活认同一致。使他们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上有一种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选择，而在宪政认同国家认同方面显得较为迟钝和冷淡。以上这两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点必要的说明：这种情况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交通和通讯条件相对缺少的农村更为明显。而在经济文化较兴旺，通讯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那么不明显。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大量数据也能够证实这一点。 参考文献：李立纲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