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道酬勤焦循焦廷琥年谱前言论及扬州学派，每每以阮元、焦循为领袖人物，除了其领军作用外，他们通达的学风、学识那么是最能确立其学术地位的根本要素和重要依据。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舜徽评析阮元时说：“焦循又是他的族姊夫，往来尤密。焦循治学不喜依傍，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阮元自然受了他的影响，所以平生研究经学，也不以惠栋一派墨守汉儒为然。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走戴震的道路。不过阮元治学，长于归纳，每喜胪列证据，再从而得出结论，如所撰性命古训，便是一例。焦循治学，长于演绎，每喜根据旧义，从而引申创造，推及一般，如所撰论语通释，便是一例。可谓对这对同乡、同学兼及姻亲的学术关系的高度概括。曾任国史馆总裁，创制
2、儒林、文苑诸传的阮元，对焦循“知之深，为之撰通儒扬州焦君传，称赞他“学不朽，“综其学之大指而为之传，且名之为通儒，谂之史馆之传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遗也！日后，撰清史稿、清史列传的史家，皆重申阮元之评，仅增“世谓不愧确实认而已。将焦循定位于“通儒，视其为“通学，阮元在传中有直白的表述：“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君于治经之外，如诗词、医学、形家九流之书，无不通贯。而最能表达焦循通学的学术案例，当数阮元所说“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引之所赞其“凿破混沌，扫除云雾的易学研究。凡稍涉清代学术者，
3、都会坚持焦循的“通儒身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焦循故里黄珏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修复其墓时，就墓碑题名颇费踌躇，难以下笔。知其根底者强持当冠以“通儒;而介于知与不知，或明知而佯装不知者，那么强调“通儒乃阮元辈私议，非清廷颁赐。最终以坚持冠“通儒者收回呈请了结，墓碑仅书“清焦循之墓，不冠任何“头衔或敬辞的呼名叫姓已属不恭，抹去“通儒那么情以何堪。自“通儒说面世，在随后的近二百年间，举不胜举的学者无不对焦循以“通儒尊之;面对上述实况，古人复起，唯瞠目结舌，难作一言半语之辩。就焦循的学问和品质而论，实难仅以“通儒囿之，要读透他，是件不容易的事;要研究透他，更是件不容易的事。我在研究乾嘉学派、扬州学派数十年
4、的历程中，深感焦循不是寻常人，也不是一般所理解、想象中的读书人、儒生、通儒、大学者。他的一生十分凄苦，身处社会底层，拼死拼活争得个“举人的身份，勉强步入“绅士行列，兼及祖上还留了些田地，算得上是中小地主。但是他不事生产，又好接济人，还屡遭乡猾坑蒙欺诈，好端端的田产在一夜之间被奸猾之徒强取豪夺大半，是个脱不了“败家子干系的寒士。自焦循祖父始，焦家三世習易，涉猎堪舆之术，通郭璞经术、阴阳历算、卜筮诸家之学实际上是世代从事教书、行医、算命、相地、入幕的自由职业。焦循在科试无果、入仕无望的窘况中，胸怀业儒的初衷和对学术的追求，以著书立说终其一生。假设是审视他的生活条件，除了售卖祖产田地以解断炊之急之外
5、，别无他法，同时伴随其终生养家糊口之技能，那么是上述那几种副业。事在人为，这种经历使他获得了极大的知识储藏，也促成他广泛接触各种层次的人。将焦循与阮元比拟，人们总以为：阮元乃封疆大吏，宦游十三省，师友弟子遍天下，交游极广，阅历深厚;焦循仅一次赴京应会试，两度追随阮元游幕于山东、浙江，余者唯泰州、扬州、南京一线往返假设干次，为著述曾十年不入扬州，是个交游甚少的孤独者。其实不然，焦循的交友量固然难以比肩于阮元，但仍有众多的交往者，唯是在层次上颠倒：假设以上、中、下三层次人物核算，阮元之结交者以上层居多，而焦循那么相反，以下层居多。这是价值取向各异的活动网络和区域范围所形成的，各有其价值。综上所述，
6、为焦循作传不是易事，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其个人历史并不简单。客观地说，复原一个人的历史原貌本是难事，何况是一位具有多种身份，行迹貌似隐士、骨里极其复杂，胸怀天下的大学问家，更是难上加难。我有志于扬州学派研究，更醉心于阮元、焦循、凌廷堪三家，意欲为三家分别撰年谱、传、评传系列著作。早在草拟阮元年谱时，就有心于焦、凌二家的资料搜寻，然而于焦循而言，断断续续数十年，惜未得完稿。为之立传当以先撰年谱为是，然而年谱之撰是件需吃大苦耐大劳的事，我撰此谱迁延很久的原因正在于此。梁启超尝试写一二部年谱，深知其甘苦，终未能得满意之作，感慨道：“由今视昔，影象本已朦胧不真，据今日之环境及思想以推论昔人，尤最易陷于时代
7、错误，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无视。故做一二万言之谱，往往须翻书至百数十种;其主要之书往往翻至数十遍。资料既集，又当视其裁断之识与驾驭之技术何如，盖兹事假设斯之难也。梁氏所言，是为撰写年谱者说的公话。我曾有阮元年谱、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出版面世，因选材广泛、取舍得当、内容翔实、考评精确，极实用，颇得学界好评。今撰焦循年谱，有个绕不开的话题不得不说明。略述如下：焦循故世后，其子廷琥随即撰先府君事略一卷，凡两万余言，述其父生平言行著述甚详;不久，阮元撰传
8、，更是综其学之大指，兼及其事迹，翔实可信，足资国史馆入选儒林传。事略与传极佳，假设要全面、完整地反映焦循的一切，那么非年谱不行。惜焦循辞世百年亦无大雅君子涉于斯事。时至1927年，闵尔昌耗时两月撰成焦理堂先生年谱一卷;相隔六年，王永祥发表焦里堂先生年谱，时在1933年;四年后，范耕研费十日功草得江都焦里堂先生年表稿;后继者时有类同之书稿行世。然而细审上述诸家之谱，多仓促草成，颇难丰厚翔实;兼之当日时风所然，追求文字简略，不出谱例，或出而剪裁不当，甚至不标明资料出处，未作精深的考证，可信性大减，虽不能小视其浅显，但资料薄弱那么是事实。又六十余年，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赖贵三于1994年推出焦循年谱新编
9、，方有新的突破。此编无论质量与内容皆远胜于上述诸种谱、表，但也不得不说因受检索资料的限制，存在许多缺失。况且发行于台湾，仅刊印了五百册，流通受到阻遏，严重衰减了该谱的应用效果和影响力。针对上述情况，学界需要一部更完善的焦循年谱，亦与有志于“焦循研究的我初心相合，于是收拾积稿，复浸淫于斯事。又历时三年，渐得完稿，谱主焦循的一切事实大体铺陈就绪。審视谱内文字，借助其中考评，勘查时序，依次索引，条分缕析，能给研究者提供诸多重要信息，谓之有引导作用也不为过。但不否认，倘假设粗略过目本谱的铺陈，颇会生出“繁杂琐碎的感觉，一而再，再而三，渐进中深有体会的是“时序特别重要。一人之谱，假设有细密而详尽的时序，
10、就能牵引出同时代千百人在社会舞台上的种种活动，互相视为比照标志，作参照、考量，对解决研究中的各类问题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再者，扬州学派人物皆是综合性人才，是浸淫多学科、多领域的“杂家，但凡综合性介绍他们的专著，切不可有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轻率而粗疏的做法。以焦循为例，儒学研究是其主流，但也不能小视其在史学、文学、数学、医学、堪舆、戏曲等方面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诸多成就。乾嘉学派名家荟萃，能不局限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更不做烦琐饾饤，开拓新义理，走汉宋兼采之路者唯戴震、阮元、焦循、凌廷堪等数人。戴震的哲学思想不传入室弟子，独有扬州学派的阮元、焦循、凌廷堪三通儒皆传其义理之学，能阐述其义旨而有所创造。阮
11、、焦、凌三人在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的创立和推行中都有极大的奉献，阮、凌从某种角度上看领先于焦循，或显得更强劲，但是从接轨戴震的义理之学看，显而易见焦循那么比阮、凌要紧密得多了，焦循著孟子正义即是明证。写到此处当截止，以前言论，对为焦循做年谱之事似无必要再做细析，然于其子焦廷琥当补书一笔。廷琥生于乾隆四十七年，焦循时年二十;逝于道光元年二月十二日，享年四十，离焦循辞世仅六个半月。在撰写本谱的过程中，知焦廷琥十三岁随父入浙江学政阮元幕;十四岁助父验算生员天算试题;是时父有算学五书之撰，子那么成其助手。尤令人钦佩者，那么是助父辑成孟子正义长编，再精心撰成孟子正义。再排比二焦生卒年：生年，子滞后于父十九年;卒年，子滞后于父仅半年。又见廷琥事迹非凡，大大小小不胜枚举，于是有心搜罗，穿插于谱中，检索得父之事迹，亦可牵出子之事迹，二焦事迹在本谱中一览无遗，故最终易名为焦循焦廷琥年谱。我于乾嘉学派、扬州学派研究历有年，喜揽根底工程，从个案入手，颇多收获;因仰慕先贤阮元、焦循、凌廷堪、王念孙、王引之等扬州学派巨擘，为之撰有系列著作行世;今又撰成焦循焦廷琥年谱，以综括的实证作铺陈，以翔实精确的考证为依据，条分缕析，使研究者观澜索源，获知扬州甘泉二焦学术、业绩、交游、家世等方面的真情实况，从中发现新的视觉点，对其有不同往昔、异乎寻常的认识。王章涛：焦循焦廷琥年谱，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