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村贫困转型与精准扶贫探索 。精准扶贫是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开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农村贫困的内涵、生成逻辑变化明显，呈现贫困结构化、治理复杂化、生成消费性等特征，农村贫困正处于转型状态，这给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分类考核、监督管理、贫困治理等带来一定的挑战。新时期精准扶贫要切合农村实际，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反贫困；贫困转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农村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精准扶贫是对农村扶贫的开展与完善，是农村社会开展到新阶段的创新措施，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实际。随着国家
2、扶贫攻坚战略的持续推进，精准扶贫作为重要举措，在扶贫体系中日益深化和完善。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开展，贫困人口的结构及其致贫的成因都在发生变化，贫困的相对性、贫困的结构化及贫困生成的消费性等问题凸显，农村贫困正在发生转型。能否敏锐地把握住这种变化，并将其转化为精准扶贫的政策内容，将会对国家扶贫工作的实践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可以说，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如何有效应对复杂的乡村社会和贫困转型问题，真正实现扶贫的“精准、有效，让资源更加科学有效配置，是必须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将从精准扶贫的内涵出发，结合农村社会贫困转型实际，找出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探索科学有效的推进措施。 一、精准扶贫
3、的内涵与农村贫困转型的特征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年初国家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开展精准扶贫的要求和任务，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向。精准扶贫开始作为一项战略全面推进，而精准扶贫的理念是借鉴XX省扶贫“双到工作的经验。就是要规划到户、责任到人，从区域扶贫到村到户，扶贫资金瞄准对象更加具体。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开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区需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相应政策，这样就必须深入理解精准扶贫的内涵和要义，从而对精准扶贫进行准确把握和理解。目前，对于精准扶贫的报道和宣传虽然较多，但是从学术层面进行的剖析和解读相对缺乏，尤其是结合乡村现实的研究还很不够，
4、这使得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要更好地推进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必须结合国情和农村实际，对精准扶贫涵义和价值进行探讨。从学界已有研究看，王思铁认为：“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和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陆益龙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就是把农村地区人均年纯收入低于元的农户作为明确的扶贫对象，并在年要让这一贫困人群实现脱贫。吴敏指出：“精准扶贫就是在严格依据相关标准的判别后，有效识别真正符合标准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帮助其脱离贫困的过程。董家丰那么认为：“精准应是扶贫对象、扶贫措施与效果的精准。精准扶贫是在农村扶贫
5、开发中实施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动态考核以及配套措施的减贫、治贫方式。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了剖析，明确了精准扶贫的概念、程序和目标，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根底。本文认为，就内容而言，精准扶贫主要包括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和动态考核四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而言，就是严格标准扶贫程序和标准，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开展水平和贫困现状，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形成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对扶贫做出精准考核的过程。就目标而言，精准扶贫就是实现扶贫资源最优化配置，确保扶贫工程到村、到户，实现扶贫的高效化、精细化，以真正解决扶贫工程不到位、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6、低的问题，切实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从中国扶贫工作开展的实践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调整，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巨大。到年中国仍然有万多的贫困人口，而且扶贫工作也存在一些困难和缺乏。在扶贫资源大量输入和扶贫工作不断精准化的同时，贫困的治理绩效没有同步提升，贫困人口对扶贫资源的依赖性过强，局部表达了对于扶持主体可行能力的否认，逐步导致扶贫对象出现“由于扶持带来的不努力改善自身生计水平的集体负向鼓励，贫困人口主动脱贫的能力和意愿都缺乏，而且自利观念加重，有些贫困县经过多年的帮扶开展，已经脱贫致富，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工程，仍然不愿意摘下贫困县的“帽子。有些贫困农户
7、已经脱贫，也仍然享受各种扶贫“待遇。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快速开展以及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分层快速变化，农村贫困领域转型特征明显，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是从统计数据中测算而来，还难以准确对照，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效果也都没有详细掌握，而且存在贫困农户脱贫后返贫的现象，这都给精准扶贫带来一定的挑战。 （二）农村贫困转型的特征及成因 .农村贫困内涵的相对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流动性较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人均耕地缺乏，加上天灾人祸，有些农户陷入贫困之中，这是一种绝对贫困，是温饱都难以解决的贫困。年相关数据统计，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在万左右
8、。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业税的取消以及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年国家在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提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已经根本得到解决，这就意味着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年国家开始设定贫困线，标准为元，农村贫困人口增加值.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相对贫困人口。经过五年的扶贫攻坚努力，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了国家人权行动方案（年），指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万人，国家扶贫标准由年的元动态调整为元，局部省的扶贫标准也高于国家标准。这意味着贫困与国家、区域经济开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当前的贫困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的贫困，贫困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府的认定不再是绝对生存性的贫困，而包含
9、了更多生存根底上的开展性贫困。目前来看，在贫困人口的总量中，相对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非常大，也是扶贫工作的主要对象。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使得绝对贫困人口减少，扶贫线的制定使贫困内涵发生改变，相对贫困成为治理目标，但是相对贫困也给扶贫识别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随着贫困差异度的缩小，也容易带来对扶贫资源争夺的现实问题。.农户贫困地位的结构化目前，农村贫困转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贫困地位的结构化，这意味着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没有可以运用的途径、资源摆脱贫困，从而也陷入了结构性贫困的陷阱。从学术层面来看，结构性贫困是指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
10、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这就意味着贫困农户会长期限制在某个空间和场域内，难以有效实现流动和突破，固化了贫困人口的身份、地位和认同，结构也因此会长期存在，并由此带来更多不利的因素。由于先天性或者初始性的不平等，他们很难与精英群体进行竞争，获得资源的时机也必然不均等，农民的相对收入在不断提升，绝对的差距却在不断增大。处于结构性贫困中的农户不仅经济收入低，而且在乡村生活中由于消费能力缺乏，被邻里看不起，在精神、价值和思想上都受到冲击，他们在村庄中缺少话语权，成为村庄中的边缘人群。虽然处于结构性贫困中的农户数量较少，但他们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局部，是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对象。采取有效措
11、施，化解结构性贫困，实现农民的有效流动，改变目前的贫困身份，对实现乡村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农村贫困的治理化贫困也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贫困与治理都难以分开。从政策的演进来看，中央和基层政府的贫困治理也在不断调整和深化。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解决贫困，依托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和基层治理组织，让资源在乡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合理配置。这个时期的扶贫处于国家管制阶段，扶贫资源在国家的调控下配置，并以农民劳动改变地位和身份，使贫困人口能够有效流动，以抑制结构性贫困的出现。改革开放后，扶贫工作专门化，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国家建立了专门的扶贫机
12、构，并实施了村民自治制度，让农民参与到扶贫工作中。这个时期外部资源不断输入，财政下乡、工程下乡等措施协同推进贫困治理，形成了中央、地方和村民三层治理格局，贫困治理呈现出主体多元特征。实际来看，由于村民自治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参与机制和模式不成熟，扶贫工作主要还是依靠行政力量推进，国家管制的规那么依然很强，农户对于扶贫工程缺少发言权，扶贫工程的针对性不强，资源的散耗问题明显。而步入新世纪以来，由于行政资源治理本钱的增加和治理绩效的缺乏，国家开始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和监管，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等等，扶贫纳入了社会治理的视野，尤其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贫困进入了治理范畴，成为政府、社会和农民个
13、体共同努力的事情，扶贫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扶贫的政治性增强，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扶贫不仅是解决经济贫困的手段，也是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推动乡村开展的重要措施。同时，也要注意参与主体的多元使扶贫治理复杂化，尤其是扶贫要在乡村社会内运行，且已经嵌入到乡村之中，而这个时期合村并镇、村庄撤并、市场经济进入等让乡村社会发生巨变，其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使得贫困治理的风险和难度增大。.农村贫困生成的消费性对于传统乡村社会而言，贫困农户的生成多源于先天性疾病、自然灾难等等。传统社会的农民注重财富的积攒，财富生产和使用多在乡村内部，由此也就具备了抵抗各种风险的根底能力。而随着村庄边界开放，人口流动增加，市场
14、经济的冲击加速，消费主义深刻影响着农民，使得他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更加注重攀比、竞争，消费的即时性、非理性问题突显，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希望获得即刻的享受，对于未来预期少，更加注重当下，无论是务农还是务工收入都少有积攒。这种非理性的消费也刺激了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消费能力强者才有身份、有地位，才能够展现自我价值。对于年轻农民而言，他们不愿务农，务工收入根本用于消费，常年务工却极少有积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任何的天灾人祸都使得他们陷入贫困之中。这是一种消费带来的贫困，是价值异化之后的贫困，严重削弱了农民的生存平安和可持续开展能力，也增加了贫困生成的风险。贫困生成原因的变
15、化，给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河南、四川一些地区把扶贫资金直接分给农民，让农民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开展一些工程，而有的农民直接拿去打牌、喝酒，非理性消费直接耗散了扶贫资源。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又通过分发牛羊等，让农民能够通过养殖来改变贫困，但是有的农民即刻拿到市场上卖掉，而不是用于扩大生产。由此来看，由于缺少规制和引导，消费充满乡村社会，消费主义让农户缺乏长远考虑，即使短期脱贫也会再次返贫，扶贫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到消费贫困的问题，通过分类施策、制度防范、价值重建等多重策略，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从根本层面杜绝贫困的生成和反复。 二、精准扶贫实践的乡村困境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的扶贫战略，要直面农村贫困的转型
16、的挑战，贫困转型使得贫困识别难度增大、贫困治理复杂化、扶贫效应的短期化等问题突显，这给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也考验着扶贫工作者的智慧。 （一）贫困识别的有效性困境 贫困人口的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根底，只有将真正贫困的人口识别出来，才能针对性地制定帮扶对策。精准识别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贫困识别主要由贫困测量和对象认定组成，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较少，他们也是村民公认的贫困户，是扶贫必须覆盖的对象，识别相对容易。实际是，贫困测量要面对多数相对贫困人口，这些农民经济状态差异不大，都处于村庄中的一般水平，村民也普遍认为“村里条件差的好的就那几户，大局部家庭都差不多，村民在收入水平、健康状况、教育、衣食住行等方面差异较小，如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