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珍贵的敏感珍贵的敏感 山西吕梁公招中学历史教师，要求报考者须有本科以上文凭，限历史学专业。一名世界史研究生成功通过笔试，却因学位证上记载的“世界史”专业与公招要求的“历史学”专业不符而被取消面试资格。可是问题在于，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规定，研究生阶段不能按照“历史学”这一学科门类授予学位，而必须具体到“考古学”、“中国史”或“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之一。换句话说，严格按照吕梁的字面要求，全国没有一个研究生符合该职位的招考条件。可想而知，当媒体以在吕梁，世界史不是历史学曝光时，批评之声可谓铺天盖地。不少人甚至习惯性地猜测，事情背后很可能就是所谓“萝卜招聘”、“定向招聘”，学位不符仅仅是剔
2、除“不识时务”的竞争者的技术性借口而已。这一次，我倒觉得有必要为吕梁“喊冤”。从招考组织单位吕梁市人社局的解释来看，他们的做法应该并非存心刁难。原因并不復杂：吕梁市级公招的专业设定根据是陕西省人社厅公务员报考专业设置分类指导目录，而该目录将“历史学”与“世界史”并列，从逻辑上讲应属两个不同专业。更关键的问题是，一旦作为用人单位的学校设定了“历史学”这一专业要求，人社局的一线工作人员并没有灵活解释的权力，只能依据考生学位证上的专业名称进行严格的形式审查。道理不难理解：首先，实质审查需要对专业性质及相互关系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这一点上显然是用人单位更有优势。若要人社局的普通工作人员去搞懂上千个专业的
3、实质，不仅成本太高，而且基本不现实。因此最为合理的办法就是用人单位自行设置专业要求，人社局严格根据该要求对考生资格进行“一刀切”的形式审查，不得越俎代庖变通处理。其次，一旦允许一线人员灵活解释，即便在个案中可能更为公平，在整体上却难以杜绝“搭便车”现象，因而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掌握自由裁量权的公权行使者，都很可能滥用权力换取私利。比如今天可以将“世界史”解释为“历史学”，明天是否可以将“法制史”、“经济思想史”甚至“科学技术史”做同样解释呢？显然，让拥有后面这些学位的考生去教中学历史，很可能是“乱点鸳鸯谱”。正是因此，现代文官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科层职位的非人格化，即除少数政
4、治性职位外，官僚体系中的每一个职位都有严格的、书面化的操作规程和行为标准，很大程度上排除官员的自由裁量。如此一来，当吕梁市人社局一线人员面临“历史学”和“世界史”的差别时，不仅可能根本不懂前者实质上包含后者，更可能是根本没有权力将前者解释为包含后者。形式审查的最佳典型，无疑是刑事司法中的量刑制度。关于具体罪行的量刑，不仅全国人大设定有严格的幅度，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进一步细化。多数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严格限制在 20%以内，很难对案件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这种机械式的做法在少数个案中可能失于妥当，但却是保证刑罚统一性、效率性和避免腐败的最佳手段。反之，若普遍允许“具体问题具体分
5、析”的个案主义进路，固然可以提升个案处理的妥当性，其运行成本却难免高企，而且也很容易被腐败绑架。孰优孰劣，与其说是技术评价，不如说是价值选择。但若具体到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庞大体系内，对统一性、效率性和预防腐败的需求可能明显更为重要和急迫。当然，立法者也意识到刚性量刑的缺陷，因此特别规定当确有必要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时，可以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比如一度轰动全国的许霆案，一审就是严格比照刑法中关于“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判处法定最低刑也即无期徒刑。二审时在诸多批评的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刑五年。以此观之，即便需要选择制度化的“一刀切”路径，也应当为个案中的灵活解释留下必要的空间。比如在吕梁个案中，即便人社局工作人员不知道“历史学”包含“世界史”，但在考生提供必要证据之后，至少也应当层报上级处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以形式不符为由径行取消。我们除了保持一种“同情式理解”之外，只有期待有更多普通官僚能够不要失去对个案特殊性的珍贵的敏感；毕竟，并非每一个案件都能获得舆论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