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疫病之后，没有疫病之后，没有个春天不会来临个春天不会来临 巫婆的葱 如今的居冢隔离、集中治疗，其买开不是什么新鲜法子。甚至在历朝历代，都设有“方舱医院”。在应对瘟疫这件事儿上，古人们早已想出了不少靠谱的好主意，并沿用至今。古代的疾与病，不可等同而语 汉代说文解字里讲：“病，疾加也。”也就是说，“病”比“疾”程度更严重。郑玄也曾在仪礼既夕礼中注明：“疾甚日病。”也就是说，“疾”是程度较轻的病，“病”则更加严重。知道了这个再来看扁鹊见蔡桓公，可以发现扁鹊措辞的变化。他第一次见蔡桓公的时候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第二次则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洽将益深。”第三次则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
2、深。”第一次用的是“疾”，第二、三次用的是“病”。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见仁见智，但韩非子描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不会脱离当时的语言习惯，由“疾”到“病”，反映的是病情的不断加重和扁鹊对病情的强调。中国古代对疾病的认识中，自然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关于为什么生病，各路说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与病人直接接触;二、在特定地点参加特定活动;三、异常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四、饮食;五、鬼神作祟。总而言之，对于疾病的成因，古人认为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一个人生病，可以是“疾”，也可以是“病”;很多人生病，那就是“疫”了，古语便曾说道：“疫，民皆疾也。”瘟疫自古就是一个社会难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
3、有战“疫”的记载。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历史上有详细描述的“大疫”，周代有 1 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每一次疫情的发生，对于国家都是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在这一次次的考验中，中国人总结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染病非命定，隔离保平安 既然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疾病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那自然很早就有传染病需要隔离的意识。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的弟子冉耕患病的情形。孔子“自牖执其手日：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后来儒学大师邢昺在论语注疏中写道：“冉耕有德行而遇恶疾也。”这个恶疾特指麻
4、风病。冉耕得病时曾被隔离，这是因为麻风病是传染病，而且患者外型恐怖，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引发恐慌，所以隔离就成为当时常见的应对手段。即使自己没有得病，在家隔离也是古代就有的应对疫病的手段。晋朝时规定，疫情发生时，如果家人有生病的，即使官员自己没有染病，也三个月不得入宫。这本来是防止疾病传播的手段，但有些官员借机偷懒，当时的大臣王彪之认为，这项规定会导致瘟疫盛行时期有人钻空子，致使朝堂无人，建议废除。受古代儒家思想影响，有人得病，家人必须近身照顾，如果隔离在外，会被认为不忠不孝，所以士人会用自己的行为去证明“疫不相染”。经过汉代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本来就相信“天人感应”，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德行
5、所致，这也对疫病的传播隔离造成了一定影响。隔离措施扩大到所有疾病种类上是矫枉过正，然而士大夫们将染病与否归结为“命”，并强行否定隔离措施的积极意义，则又属于再度的矫枉过正。专人看顾，集中治疗 除了隔离病人以及自己居家隔离，地方官能否在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并采取措施也是控制疫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录了秦代的战“疫”制度，平时由典甲（也就是乡长）负责留心调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刻向郡守报告;郡守接报后，马上派出医官进行检查，一旦属实，当即组织隔离治疗。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疠所”里，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中国设立隔离治疗制度的开始。汉代不但延续了
6、秦制中的“疠所”，还设有专门的军中隔离医院“庵庐”。据后汉书记载：汉军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为避免疫情扩大，所有染疫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在“庵庐”里，由专人留下来负责隔离治疗。南朝设“六疾观”;北朝设“别坊”;唐朝设“病坊”，由佛教寺院负责承办;宋代设“安乐坊”，后又更名“安济坊”，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明清时期承袭其制，设“养济院”。宋代书卷中记载：“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在宋代的隔离医院里，不但有病号、医生，还有记录病情的“手历”，并有依据“手历”进行表彰、奖
7、励的年终考核制度。“安济坊”中，病人以病情轻重为依据分区居住，“以防渐染”。共享药方，遏制病情 不仅要隔离病人，还得尽力施药，这才是战胜疫情的重要举措。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生物科学，但一代代医生根据一次次大小疫情，总结下来的药方，成了应对疫情可以参考的资料。即使是历史上被夸大其词的“焚书坑儒”，也强调不能烧医书。自从南北朝时期起，政府便承担征集、实验与发放药方的任务。北宋朝廷收集编订的集验方简要济众方庆历善救方等药方集在后世拯救疫情中立了大功。不少有作为的地方官，也积极组织编写实用的药方书。除了对症下药，政府组织医疗力量进行救治，也是遏止病情蔓延的重中之重。淳熙十四年，临安发生瘟疫，宋孝宗命令和剂局研制防疫汤药，免费分发给百姓;正统十四年，淮扬发生瘟疫，明英宗派 40 多名太医奔赴疫区，划片分人负责，带领并指导当地医生救治百姓;嘉靖二十年，京城暴发“疾疠”，明世宗亲自研制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要求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万历十五年，京城大疫，明神宗从太医院调出大量医生，在北京及周边免费诊治并施药。不仅要“医救”“赐药”，还要“颁方”，这是中国古代政府面对疫情时所必须承担的任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即使不可知的瘟疫总在不定期地到来，但顽强勇敢、智慧坚韧的中国人民终会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