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举制度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流动翻开文本图片集本文主要是以垂直流动的视角来讨论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并且证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平民真的可以通过科举制度上升和科举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深度以及广度。一、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社会的阶级、阶层体系是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社会流动非常稀少。纵观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尊卑清楚。它主要分为“官和“民两个范畴。“官即官僚与士绅；“民那么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即“学以居位曰士，壁土植谷曰农，做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并且个人的社会地位由此先天因素决定，已经固定化，一般无法轻易变动。常言道：“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
2、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因而各个阶层的人们被紧紧的束缚在本阶层。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改朝换代与战争，想要使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条道路。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制从隋代大业三年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298年。在这近一千三百年里，科举制度表达出了“时机均等，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正公开的原那么，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与分层，使下层平民向上层社会流动，表达出一定的社会公平，使得科举制度成为了古代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它主要表现为：某些下层人民，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仕途，
3、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或者虽然没有入仕，却由下层人民的阶层上升为士阶层，为其子弟今后的社会流动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根底。二、明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从社会流动的垂直视角来看，由于“官这个阶层位于整个社会的最上层，因此它也是社会流动总的趋向所在。为了“入仕，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就明代中社会阶层流动来看，科举制度无疑是最主要的流通渠道。黄润玉13891477，明学官，人称南山先生的他，在自己的笔记海涵万象录中生动形象的反映了明代科举制度的相对开放性以及其对社会各个阶层流动的影响：“古者士农工商各一其业，子孙世守而明志定。今也农工商之贪黠者皆奔竞仕途，而谋吏胥出身。首先我们通过下表来证明，在中
4、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平民是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这一渠道进行上升的。A类：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也没有官职和官衔的家庭出身的进士B类：前三代有过一个或者多个生员，但没有更高功名和官职、官衔的家庭出身的进士C类：前三代有过较高功名或者官职、官衔的家庭出身的进士由于A.B两类人群均没有官职，而在古代封建社会，没有官职意味着没有身份。所以按照何炳棣的观点，A、B类被归为平民阶层。由此可见，终明一世，平民家庭出身的进士占到了49.5%，即使在腐败的王朝末期，也有44.3%。这说明了明代的科举制度相对开放，它极大的促进了各个社会阶层流动，表达出它在古代封建社会社会流动中的巨大作用，并且出身平民的进士比
5、例较高，更加表达了科举制度对于中下层群体的流动作用。而且在吴建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明代局部统计结果显示，民籍一共16767人，占总数的67.4 %，民籍以外33.6%。但是民籍以外除官籍还包含含军籍，厨、匠、马船籍，灶、盐籍。这说明了，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根本社会组成局部的士、农、工、商都被包括进入了科举制度，给予了其社会流动时机。另外，在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实行了糊名、誊录、考官亲友回避等一系列防作弊方式，表达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保证了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三、科举制度的广度与深度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真正具有功名的人群是非常非常少的。明代1400年人口6500万，生员仅有3万，为1/220
6、0。即使到了清代1700年，全国人口1.5亿，生员亦只有50万人，占总人口的1/300。而且，一方面在生员的背后还有数量庞大的童生群体，他们也是参与科举的主体。院试是科举制度中最低等级的考试，读书人要通过童生院试后才能获得生员资格。根据梁启超所说“邑聚千数百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复于百数十进士，拔十数人入于翰林的话语中推测，童生的人数至少也有200万，更不用说还未考上童生的读书人群体了。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直接影响的人群更加广泛，不限于读书人一人之身。首先在古代中国，读书识字是很花费事件与金钱的，作为个人来讲，根本无法应付科举所
7、需的费用，所以说我们应当将个体放回到家庭中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更何况家庭是社会的根本组成单元。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明代中国一户平均人口为5.68人，即一个读书人身上实际上凝聚着5个人的辛勤努力，背负着光耀门楣的重任。由此可见，由录取者扩展至应试群体，再扩展到家庭，证明了科举制度是有着更为宽广的根底，是建立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上的，它的影响不仅仅只有有特权或者有财富的家庭之中。虽然这种社会流动的深度与广度根本不能与现代社会相比，但是它毕竟为中下层的人民的上升流动开了一扇“似小而实不小的门。四、科舉制度的价值认同科举制度成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渠道后，它成为了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共同目标，从
8、而赋予人们生活以确定的意义和方向。明清时期的儿童蒙学教材增广贤文明显的反映出了这一现象：“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要好儿孙需积德，欲高门第快读书。可见民间是十分认同科举是实现社会流动，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鼓励着人们读书应举，反映了人们对于科举制度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中下层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也体会到了科举制度的“公平开放。“无限朱门生饿殍，几多白屋出公卿。不仅限是文学作品的夸大，反映下层人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朴素愿望，也有不少真实的例子作为支撑。例如，明代首辅张居正，其父为荆州府的一位秀才，但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权倾天下，“吾非相，乃摄也。这种在民间流传的真实例子无疑强化了人们的希望与信念。这种社会认同使得社会流动的热情在各社会成员中广泛扩散。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判断，即人们通过科举制度实现社会流动是可能的，社会流动是公平开放的。五、结语传统中国科举制度的制度设计，在社会流动的条件层面是面向全体民众的，整体而言实践着“时机均等和“才能优先的价值标准；在社会流动的机制层面与家庭伦理合而为一，从而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价值观相融合；而在社会流动的结果层面使得中下层人民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加强了社会活力，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