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盛世下的“零和社会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力作。本文题目中“零和社会这一概念，作者在此书中亦有提及，是指参与社会博弈的双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而得失相加为零，社会的总效益没有得到任何增加。“零和社会中，要么彻底地胜，要么彻底地负，最后是赢者通吃。可以想见，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社会能力被彻底剥夺，将会面临着什么。 1768年的“叫魂案发端于一桩微缺乏道的小事。 在XX省XX县区，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维修时，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给了修桥的吴石匠一张纸，纸上写着沈农夫两个侄子的名字，农夫请石匠将这张纸贴在木桩上，再打入水里。沈农夫如此行为，是他长期受两个侄子的欺凌，
2、认为把活人的名字贴在木桩上用大锤撞击，可以勾去人的精气让人生病或死亡，即所谓“叫魂。 用现在的说法，这是一种诅咒，确实够恶毒。这不仅涉及道德伦理，按大清律例，还属于严重的法律问题这种带有“妖术的装神弄鬼举动，属于“十恶不赦中的“不道之罪，罪行严重的甚至要杀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案件未列入政治问题的范畴。也许是认识到这个行为的恶毒程度，吴石匠没有容许沈农夫的要求，并召来“地保正（应是相当于村长一级的干部），将沈农夫扭送至衙门。一顿板子后，沈农夫被予以释放：毕竟事出有因，且没有形成主体事实，属于“犯罪未遂。 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但这一开始，就如脱缰野马，怎么也刹不住脚。“叫魂传闻不胫而走，“叫魂
3、案就此蔓延开来。首先抵达临近地区萧山县，其后转入邻省江苏苏州，然后再转回浙江湖州，很快便超出长江下游地区，直达汉阳府。“叫魂案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案犯的主体成员不再是石匠一类有职业的人，而是以游方和尚、闲散乞丐为主；“作案方式也有所改变，改为用剪刀剪去被侵害者的一缕头发（或衣服的一角）这些行为更具备了“妖术的特征。各地衙门对案件采取的措施是严厉的，被抓获者大都酷刑伺候，严刑之后却发现，没有一个案例够得上严格意义的“叫魂案，不过是民间因恐慌而引发的一系列虚假案情。 在民间社会，总会不断流布一些稀奇古怪的流言，一面是“风起于青之末，一面是“流言止于智者，对流言的处置自然能够考验官员的“执政能力
4、，但通常情况下这种考验并不严峻。各地官员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一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进而到达平息事件的目的。尽管不难看到权力的滥用，但总的说来，还能做到就事论事。至此，案件依然是孤立的，与政治无涉。 而此时，乾隆皇帝已陆续收到一些禀报案件的密奏，他命京城大员傅恒、尹继善、刘统勋起草了一份模棱两可的“上谕，一面要各地官员“留心查禁、“重治其罪、“严加惩治，一面还要“不动声色。“上谕于1768年7月25日发往各地。 当“叫魂案蔓延到山东时，事情发生了转折。山东巡抚富尼汉所辖地区抓获了几个乞丐，“证据确凿地证实了“妖术的存在。富氏进而疑心在“妖术背后还存在一个“妖党，并认为“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也
5、许还会佐之以在公众中制造混乱。在乾隆“上谕下达的前一天（7月24日），他即将案情上报朝廷。接着，他的辖区内又有几例内容相似的案件，这更确定了他的疑心：“确有妖党潜藏于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而且有好几个“妖术人犯躲藏在江苏，其中一个案犯招供自己来自江苏扬州。皇帝接到富尼汉的奏章，于7月29日再发出一份紧急诏谕，命令对“妖党进行清剿。但此时乾隆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清剿动机。 不仅富尼汉所辖山东，全国各地陆续对案情都有奏报，但奇怪的是，唯独江苏地区没有上报。乾隆认为，“叫魂案案发伊始，就明明在苏州出现过案例，富尼汉上报的案件中也涉及扬州，既然别的地方都报告了割辫事件，“江苏岂能独无其事。这不清楚是在糊弄皇
6、上么。原来，当初江苏巡抚在审理案件时，发现其中并没什么真凭实据，便不曾想到还存在什么“妖党，辖区内一个小小案件，何必惊动当今圣上。这个原本实事求是的判案反倒成为对朝廷隐瞒实情的证据。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由“儒、道、释三种主要形态构成，治史的中国学者们一般都以此作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意识形态。但笔者的看法是，这都属于治国手段，也就是一种工具。支撑各朝代政权意识形态的，其核心乃皇权自身。皇帝贵为“天子，其权力具有一定神授意义，并在此条件下构成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中心主义通俗地说叫“官本位。但“官本位缺乏以涵盖权力所能延伸到的各个层面，正是“权力中心主义的存在，才是中国专制制度特别强大的缘故。由
7、于中国历史上大局部时间为汉人统治，因此并无特别宣示的权力形式，通常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权力的绝对性。而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削发、留辫对于清统治者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对王朝体认的一个根本标识。清兵入关后，重大而血腥的屠杀事件几乎都出现在江南，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这两地现在又扯上了“叫魂案。尤其是嘉定（今属上海管辖），当年“嘉定三屠与江南人拒不削发有直接因果关系。这样，“叫魂案在乾隆眼里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这是不是企图动摇王朝根基的政治事件。 江南士子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阴柔的一面，但在阴柔的表象之下却有内在的坚韧不拔。当年南明覆亡，平日里的铮铮男儿，齐刷刷地输给过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至
8、今，金陵市井可以随口报出李香君、董小宛的名字，却要在侯方域、钱谦益、冒辟疆（冒襄）的名字面前支吾半天。也许乾隆皇帝体会到了这样的“坚韧，他对江南官吏素有恶评，屡屡指责江南官僚“吏治恶习。 于是，他处心积虑地暗示地方各级官员要注意“叫魂案的严重性。 由于皇帝对案件追查的要求不断加码，整个8月，乾隆几乎完全陷于对“叫魂案的处理当中，排查也只好跟着乾隆的调子步步深入。到了初秋的9月7日，乾隆终于按捺不住性子，给七省督抚发出一道上谕，第一次直面“削发问题，不再如以前一样地闪烁其词，最终说明了自己的真实心迹。其实，他对此早有觉察，不愿意在一开始就点穿的原因，是因为根本就不希望看到这种具有“谋反性质的事件出现，正如孔飞力所指出的：“弘历头脑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暴民蜂起的现象，而且更不愿意的是由于自己“点穿了这个臆想出来的“实质而引发全国性的民变他心虚得很。 第5页 共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