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集团理论 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垄断时期，随着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也以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压抑和窒息着个体的人，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对个体的人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包含着对人的异化的关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谴责。但是由于存在主义囿于个体的人，对人的情感、情绪等潜意识的因素作非理性的把握，看不到人的理性的力量，看不到人作为阶级的实践活动能够对社会进行的变革。因而，存在主义陷入到对人的现实命运的悲叹之中，成为人们自哀自怜的悲观厌世哲学。50、60年代，萨特试图改变存在主义哲学的这一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求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存
2、在主义，使存在主义成为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因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建立起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它是存在主义的变种，但由于萨特在阐发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一度被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并时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这就造成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一种误解，似乎萨特是一个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人学的空场，存在主义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输进新鲜的血液。事实上，萨特所作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他50、60年代以后所作的工作
3、，正是在竭力用马克思主义来为存在主义“输液。 应当成认，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从克尔凯郭尔到萨特本人的存在与虚无所代表的传统的存在主义有所不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把个体的人放置到历史开展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但由于他的根本立场是存在主义的，所以他不可能在这种考察中形成正确的结论，即不可能在历史的进步中找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当然，萨特提出了历史总体化的设想，认为在人的实践中包含着历史的总体化。但是，萨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同时又是人的异化，所谓历史的开展和社会的进步无非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异化无限循环的空间。因而，当萨特谈论历史的总体化时，他是一个乌托邦的浪漫主义者；当他思考人的异化时
4、，他又是一个苦闷的悲观主义者。而且，陷入这种二难困境本身也是一种痛苦，也是存在主义精神的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萨特终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义的理论设计。 二在个人的原点上理解社会集团 存在主义是关于个人的理论，在萨特建立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前，存在主义一直是就个体的人本身来考察人，即照顾人的情感、情绪等非理性因素，所以，在以存在与虚无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时期，萨特眼中的人是一个孤独的、独立的、自在自为的绝对主体，即使与社会发生关系，社会也只是他的选择对象，社会的价值就在于无条件地支持他的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利己的，还是为他的，只要他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就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难
5、当头的时候，一个青年选择在家中陪伴自己的老母亲而不顾民族存亡，但却应得到肯定的理由。 在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萨特开始把个人放置在社会之中加以考察，把人看作是在社会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主客体的统一。因为，人在把他人当作客体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客体，人在自我理解的时候也必然理解着别人，人与人之间是处于对立的统一体之中的。 当然，社会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们在社会中经常看到的是集团，人总是附属于不同的集团的。而且，现实社会中的集团存在本身已经说明，人在理解自我的时候必须理解他人，如果人不能理解他人，处在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那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集团了。萨特正是在所谓个人对他人的理解这个理论设
6、定的前提下来建立他的社会集团理论的。所以，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外表上看来萨特运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探讨社会集团问题，这似乎表现为一种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具体化的意图。而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到萨特的社会集团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具体运用，并把这一点看作是萨特的一项理论奉献。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萨特的社会集团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有着原那么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地位来理解阶级的，是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认识阶级斗争的，而萨特的社会集团理论那
7、么是建立在个人对他人的理解的根底上的。 二战以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西方社会逐渐遭到排斥，在这种情况下，用社会集团理论来代替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的。但是，对社会集团的理解也应当从人们的经济关系出发，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科学的结论。然而，萨特并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的社会集团理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无缘的。 近年来，在国内的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我们也经常看到用社会集团的概念取代阶级概念的做法，但是，在这样做时，萨特的教训是需要记取的。也就是说，如果从经济关系和利益冲突方面来理解和认识社会集团，那么使用社会集团的概念来取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至多也只是一种理论表述上的不同；相反，任何
8、企图放弃经济关系和利益冲突前提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背离，因而，也是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偷运。 三萨特社会集团理论的根本内容 萨特认为，巴黎群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结成的集团，是一个“融合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行动，那就是“到巴士底狱去。同时，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并未抹杀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相反，统一的目标和行动正是个人实践和自由意志的表达。在“融合集团中，人性得到复活，自由得到恢复，在否认的君主专制的行动中，整个巴黎市民组成了一个共同的人。所以，萨特说：“融合集团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的突然恢复。2也就是说，在融合的集团中，“每个个人都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反作用：不是
9、作 为个人或他者，而是作为共同的人的个别表达。3 融合集团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在历史的开展中，融合集团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旦共同的目标实现之后，融合集团就会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巴士底狱被攻占，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为融合集团在恢复了个人自由的同时必然面临着遭到个人自由破坏的未来。一切人的个人自由只能够实现瞬间的结合，如果去维护集团的形式，个人自由就得不到张扬，而维护个人自由就只能否认集团。也就是说，个人可以自由地组成融合集团，也可以自由地退出这个集团。融合集团只是个人自由的这种二重性的暂时效应。 因此，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集团，即“誓愿集团。誓愿集团是由其成员宣誓 牺牲自己
10、的自由去保卫公共自由而组成的集团。誓愿集团是建立在誓言的根底上的。从这种集团的内部机制看，它取决于两个因素：友爱和恐怖。成员间的友爱可以对个人起到约束作用，促使个人遵从自己的誓言。但仅仅靠友爱来约束个人并进一步维系集团是非常不可靠的，它还需要借助于恐怖来强制个人遵从自己的誓言。也就是说，集团需要把外在的恐怖内在化，向其成员揭示：一个外在的恐怖就存在于他们身边，他们只有处在这个集团之中才能抵御这个恐怖。因此，誓愿集团在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友爱-恐怖集团。 既然“友爱-恐怖集团的作用并不在于促进友爱，而在于抵御恐怖，那么集团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就必须使其结构组织化，因而誓愿集团在结构上又表现为“组
11、织集团，即在集团内部建立起一定形式的组织，通过工作专门化而提高集团在整体上的有机性能。这样一来，集团就形成了某种综合的权力，以致于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得不服从某一威权的强制性支配。这时，集团的行动就不再具有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自发性了，集团共同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成员之间的越来越细的分工，而分工把人形式化和抽象化，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在集团的内部产生了与集团相对立的因素，随着这种因素的增长，威权的力量越来越小，以致于集团随时都有可能把威权作为个人权威来加以否认，并进而导致集团的瓦解。 为了在威权衰落的情况下继续保证集团的存在，誓愿集团的组织性就需要被制度化，那些凌架于集团之上的威权
12、也就会因制度化而被稳固。誓愿集团的制度化也就是“制度集团。在制度集团中，个人就如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被固定在他的工作中，所谓集团的共同目标成了他在工作中必须履行的狭隘义务，作为个人自由的目标却对于他陌生起来，因而实践成了外在于他的异化，即成为一种反个人自由的反实践。制度集团把制度变成一种凌架于一切成员之上的力量，个人既不能分享这种力量又不能超越这种力量，集团的共同目标和行动对于一切成员来说都是一种无关痛痒的外在的东西，个人的活动只是一种不得不服从制度驱使的惰性实践。不仅如此，制度集团也是官僚化的温床，因为，集团为了使越来越广泛的分工和越来越分散的活动统一为集团的共同行动，就必须在集团内局部化出一批
13、专门从事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官僚，建立起能够发挥集团功能的官僚机构。这样一来，人与制度的对立就进一步演化成了人与人的对立。 制度集团中的制度对于个人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因而，高度的制度化又是与极端的散漫并存的。集团中的各个个人就重新蜕化为无组织的“群，而官僚机构又成了个人的外在危险。因此，作为“群的个人在突然意识到的威胁面前又会重新集结为“融合集团，起来推翻“制度集团。如此周而复始就构成了历史总体化的进程。 四在解释历史方面的失败 从个人实践的角度看，从融合集团到誓愿集团再到制度集团的开展是个人实践一步步地惰性化的过程。在融合集团中，个人实践的惰性最小，人们最初级的和最直接的实践积极地结合在一起，组
14、成社会实践，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中个人结构明晰地向人们展示出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就表现了他们利益和愿望的共同性，这一历史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包含着个人实践的积极性，个人在这一历史活动中能够把自己体验为主体。但是，也应当看到，融合集团作为集团已经孕育着惰性因素的苗头，共同的活动已经开始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实践。因为人在共同活动中应当服从的不是自身的规那么，而是共同活动的规那么，共同利益和到达共同利益的途径似乎威胁着个人的首创性。比方，某个攻打巴士底狱的人想出了一个比正在进行着的方案更为成功的攻打巴士底狱的方案，却无法得到实施，那么就意味着他攻打巴士底狱的活动无法完全表达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了。不过，融合集
15、团作为集团的消极性仅仅刚刚开始和尚未从总体上显露出来。因为融合集团对全体成员来说，集团自身的存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攻打巴士底狱的活动中，全体成员有意识的目的是指向攻占巴士底狱，而共同行动结成的融合集团只是效劳于攻占巴士底狱这个目的的手段。 誓愿集团那么不同，在誓愿集团中，当全体成员宣誓遵守集团的纪律永不背叛共同的事业时，实际上是把集团的存在当作了目的。由于集团自身的存在成了目的，那么集团利益就高于一切，个人往往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集团利益。但个人利益的先验性决定了誓愿集团中个人与集团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随时都有可能明显化。为了防止冲突的明显化、外表化，集团唯一的选择是压
16、抑个人自由，加强集团的惰性。而这样做的结果却进一步地拉开了个人实践与社会实践的距离，使社会实践最后变成与我相异的、对立的纯粹他物。 制度集团把誓愿集团中与人相异在的惰性实践进一步形式化，从而在集团中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和管理的官僚化使各个个别的人已经认不出集团的结构、性质、目的和共同活动的手段，实践完全异在于个人，个人的主体性完全客观化，个人再也无法把自己体验为自由的主体，他所感觉到的自己就是“他者、客体，当个人在进行活动时，他是以异化的方式机械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因此，制度集团一方面加强了总体化的实践，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可克服的“病态，使实践为“反实践所代替，使实践的人性为无人性和实践过程的无思想性所代替。因此，在制度集团中，人们堕落为“群，由物质的统一和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