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 秋收暴动。即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到达井冈山地区，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加过秋收起义的湖南籍开国将帅有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7人，少将5人。还有何长工、杨立三等高级将领。 湘南暴动。1928年1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2022多人，在湘南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参加过湘南起义的湖南籍开国将军中有大将2人，上将4人，中将8人，少将5人。 平江暴动。包括“三月
2、扑城和“七月起义。1928年3月16日，中共XX县区委组织了著名的“三月扑城，近20万农民包围并攻打了XX县区城。7月下旬，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等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占领XX县区城，成立红五军。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军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参加过平江暴动（三月扑城）和平江起义的湖南籍开国将帅共有50余人，其中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6人，中将2023人，少将30余人。 可以说，这三次暴动是孕育我军中湖南革命将领的重要实践根底。湖南的许多农民、工人、士兵、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成长为高级将领。有近半数的湖南籍开国将领就是从这三次暴动中走出来的。在36位中国人民
3、解放军军事家中，参加湖南三次暴动的有11人。（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徐平大校） 湘籍革命烈士何其多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湖南烈士夏明翰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代表了湘人视死如归，宁折不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多少湖南先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生命蔡和森、何叔衡、罗亦农、向警予、郭亮、陈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刘少奇夫人何宝珍、朱德夫人伍假设兰也都是湖南烈士。 XX省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达2023万多人。据粗略统计，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担任过军以上的湖南籍高级指挥员有：黄公略（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红六军
4、军长）、李天柱（红八军代军长）、邓毅刚（红九军军长）、伍中豪（红十二军军长）、何昆（红十四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五军军长）、胡少海（红二十一军军长）、刘士奇（红二十七军军长）、寻淮洲（红七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军团军团长）、李赐凡（江西军区司令员）、毛泽覃（闽赣军区司令员）、邓中夏（红二军团政委）、夏曦（红三军政委）、蔡会文（红三军政委）、曾中生（红四军政委）、柳直荀（红六军政委）、邓乾元（红八军政委）、陈奇（红十五军政委）、于兆龙（红十六军政委）、徐洪（红十八军政委）、陈东日（红二十军政委）、曾日三（红九军代政委）以及著名红军女将领胡筠、女游击队长贺英等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
5、的湖南籍高级将领还有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卢冬生（松江军区司令）等人。（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胡光曲 第二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认识和实践 路彬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开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开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
6、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缺乏，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开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局部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
7、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立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立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立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
8、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那么、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那么和政治工作原那么系统化、理论化、标准化。以党委制为
9、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稳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
10、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阔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开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
11、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根底。红军 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那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那么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
12、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时机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那么。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那么，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那么上的
13、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预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开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那么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那么和
14、“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那么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
15、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开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根底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16、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局部。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