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区域经济史研究假设干问题的思考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标准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假设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开展状况，并在此根底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
2、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开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兴旺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
3、济的开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效劳，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
4、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根底，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开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开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开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
5、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开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那么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22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
6、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根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根底，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开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根本
7、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开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根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开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2023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根本
8、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3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
9、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根底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开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
10、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外表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
11、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22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 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开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开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
12、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根底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根底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根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
13、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开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
14、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开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开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开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那么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
15、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表达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心，而且表达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开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涉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开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22年，宁涉及其腹地，中华帝国
16、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开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局部，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开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开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表达社会经济开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表达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