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档案2022.4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人事变动与政策转向张欢摘要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变动具有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对战时教育影响深远。前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面临政敌攻击并未真正想离任，后继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则一直试图改变教育制度。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逐渐承担部分教育职能，这为其主掌教育部提供了契机。蒋介石的安排、国民政府战时统制机制的形成则是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的根源。1938年人事变动是陈立夫一直努力的结果，对王世杰而言则是“突如其来”的去职。教育部部长更替，一方面带动了部内人事变动，教育部人事复杂逐渐派系化，另一方面改变了教育行政指导思想，“统制化”逐渐成
2、为战时教育政策最为显著的特征。关键词 国民政府王世杰陈立夫教育改革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初期的转型问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学术界在国民党组织、政府机构、军事体制、战时财政转型等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以往研究多侧重从机构组织、法规条文演变考察战时体制的确立，对战时人事调整与体制转型的关系揭示不足。作为国民政府战时体制一环，教育体制也经历了从平时向战时转型的历程。教育战时体制的形成与其人事变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民国时期，教育行政的主政者更换频繁。由于教育行政特殊性，教育主政者的每一次变动都对教育方向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如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蔡元培等人与大学区制的兴衰，朱家骅、
3、王世杰与自由主义教育的倡导。教育制度因人事屡屡变更而十分脆弱，往往随人事变动而改弦更张。同样，1938年初，陈立夫代替王世杰主掌教育部亦是如此。对于此次人事变动，当事人王世杰表示“私心实至慰”，继任部长陈立夫则称“突如其来”。对于这一史实，学界多根据两人言论作为论断的依据。有学者认为，在国民党当权者看来，王世杰缺少“与共产党斗争的经验，很难协调党内各方关系，对于处置和指挥沦陷区学校的搬迁工作这类重大事项更是力不从心”。也有学者从经历、能力等方面考证陈立夫能够出任教育部长的原因，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开放和日记的出版，该问题有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可能。一是大量史料的面世为
4、揭示此次人事变动复杂面相提供了可能；二是不同角度史料的出现可以突破当事人立场与材料形成的性质，避免陷入史料本身逻辑，以当事人观点作为研究的结论。揆诸史实，此次人事变动对王世杰而言才是“突如其来”，对陈立夫则是“私心实至慰”。之后，教育部人事变动也非陈立夫辩称的“用人唯才”，而是“用人唯亲”；战时教育转型也非陈立夫所称的不“必大有异”于平时，而是“大有异”王世杰时期的教育。有鉴于此，本文在比勘多方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关于研究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形成的重要成果可参考张宪文、张玉法主编的 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1卷 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张瑞德、齐春风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广少奎：重振与衰变
5、：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汪伯轩：陈立夫与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263页。史论1052022.4民国档案题试图做一学理性分析，以期溯本清源，深化对于这一人事变动的认知与理解。一、“突如其来”：王世杰去职1937年前后，王世杰去职的消息不时传出。1936年，教育部将易长声音已见诸报端。如1936年5月6日，上海泰晤士报 刊载已任命邹鲁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消息。由于该报是外国人在上海所办的英文报纸，可见教育部易长的传闻影响范围很大。虽然这只是一则谣言，但对教育界造成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些传闻，1936年12月10日，傅斯年
6、向胡适解释王世杰“目前决不会走”，因为在11月蒋介石与王世杰谈下半年教育事时，“彼正高兴”。对于继任教育部部长人选，傅斯年表示邹鲁“不易实现”，邵力子也在活动获取该职位。因此，傅斯年感叹道“雪艇地位，实不可谓太稳，而教育界之大岔子，或竟不免”，“国家前途太不妙了”。此外，傅斯年在文中特意加上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即“兄弟公司不如阿弥他佛，然阿弥他佛一派已不了矣，复旦派亦一危险”。其中，兄弟公司指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无疑。根据傅斯年此信内容与当时教育界局势可以推测“阿弥他佛一派”疑指邹鲁、居正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复旦派亦一危险”所指似为邵力子等与复旦有关之人。这里不难看出，此时教育部部长一职已引起各方
7、兴趣。1937年3月7日，天津 益世报 也刊载教育部易长新闻，即“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因年老多病请辞，将以翁文灏继。并另以邹鲁长教育部，王世杰调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此类消息或为谣传，未必真实，但仍造成一种人事即将变动的氛围。胡适看到该则消息后，3月8日致函傅斯年，表示“有些问题我们也不可不注意”。对于邹鲁继任教育部部长之说，胡适希望该说“绝对不会实现”，认为“教部在此时总以不更动为妙；此时无论谁来，都不会比雪艇、书贻更好的”。从傅斯年与胡适的书信往来可知，1936至1937年，教育界似乎有一股“去王运动”。当然，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1937年初，蒋介石确实有改组行政院与调整各部门的计
8、划。其日记中多次有记载，如1937年1月5日，记载“改组政府案”；1月25日，则表示要注意“行政院各部人选”。蒋介石对行政院各部门人事的规划则为各方介入教育部提供了契机。王世杰去职的消息由此而来。对于这股反对运动，王世杰体会十分深刻。王世杰担任教育部部长以来，努力提高办学质量，“以取缔不良学校为首要”。1933年8月，王世杰就职两个月以来，“停止招生或立即结束者达十余校”。因其认为教育界的“恶学风之传播，与教育界不能取得社会或政府真实的同情心，大半由于此类学校之存在；故整顿教育之初步工作，不能不于此努力”。对于因此造成的“反抗与攻击”，王世杰表示“固已预料，当不能影响予之决意”。显然，王世杰低
9、估了这些“反抗与攻击”的力量。居正等人就不断地攻击教育部限制法科，1935年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更是提出撤销法科招生限制案。虽然此提案并未通Notes of The Day，The Shanghai Times，May 6，1936，p.10.傅斯年致胡适（1936年12月10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 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75页。传教实两部亦将易长，益世报（天津），1937年3月7日，第1张第2版。致傅斯年（1937年3月8日），欧阳哲生、耿云志整理：胡适全集 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蒋介石日记，1937年1月5、25日，美国
10、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文均出于此，不再注明）。王世杰著，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 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页。这一点也影响了1940年王世杰参选中研院院长。据傅斯年称其选票较少的原因之一是“王在部长任内，惹恼了好多有大学背景之人”。参见 致胡适（1940年8月14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 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法学教育学制法令案（1935年12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12502-00004-009。事实上，覃振与居正有着莫大的关系，两人为司法院正、副院长。参见 司法院正副院长任免（19
11、35年12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32410-00001-041。106民国档案2022.4过，但居正一派对王世杰教育政策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1937年初，王世杰为平衡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经费问题，严格管控高等教育的投入。此举无疑使王世杰“几与高等教育机关全体相抗”，尤其是对居正为朝野学院请求款项一事予以否决使居正“尤怀愤恨”。1937年5月5日，“居觉生院长在中政会提议取消教部限制法科招生办法”。因王世杰曾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居正同时“指责一般国立大学（尤其武汉大学）之浪费”，并“诋近今中国教育行政为亡国教育”。其言外之意则是王世杰主政时期的教育是“亡国教育”
12、。由于王世杰没有参会，故无法直接进行辩护。事后，王世杰向蒋介石请辞。5月10日，蒋介石专门嘱咐叶楚伧去调解该事。蒋介石 事略稿本 5月10日记载，“教育部王部长世杰以归并与取缔不良大学事感受责难。电公表云消极。公复电恳切慰留之。曰：限制文法科招生及归并与取缔不良大学，是为教育一贯之方针，乃行政院长整个之责任，而非兄个人之事。对于朝阳与大夏两大学，不但不能津贴，而且应设法取消或归并。此种不负责任之学校不仅害人，而且误国。此乃中一贯之主张，请兄以此电送阅政院与叶秘书长，转告中央同人。如此穷困之财政，决不愿妄费一文以误国而徇私。请兄勿必以此气馁请辞也”。王世杰于11日收到蒋介石的电文，而蒋介石对王世
13、杰的慰留与劝解使其进退两难。王世杰遂在日记中表示“予之进退遂更困难”。事实上，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居正等人十分不满，认为这一批人是“老派自尊不识大体，只有捣乱”。居正反对王世杰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对蒋介石的教育政策。5月 11日，蒋介石在嘱咐叶楚伧调解居正与王世杰关系时表示，“居正先生对教育部长不能谅解，而且牵及整个教育方针，不胜系念大夏大学校长等不负职责，只要中央津贴，以有用化无用。弟决不赞成。即使假我以反对决议案，亦罪所应得，但必不苟同”，并要求叶转告居正“复旦津贴移地乃政府早定之方针，当可津贴”。通过蒋介石5月10日致王世杰与11日致叶楚伧的两封函件可知，蒋介石对居正反对限制文法科与要求补助私
14、立学校十分不满。所以，在居正与王世杰之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与王世杰保持同一阵线。在此背景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调和居正与教育部之间的关系。作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以“改进司法预储法律人才”为由，请求“将教育部前颁各学校法科招生限制办法予以废止”。对于这一请求，中执会审查员王宠惠报告称，“教育部限制法科招生办法，系遵照中央迭次决议与行政院迭次指示办法，其范围包括文法等科，其影响涉及整个教育政策。在目前情形之下，似未便因法科一系牵动迭次既定之方针，但各私立大学之法科学系程度不一，为预储法律人才起见，遇有成绩优良者，似可与教育部商议特别通融办法，既可以维持原则，亦可迁就事实。”6月10日，这一折中办
15、法获得中执会的通过。据此可知，居正与王世杰之争表面是教育经费之争，实质上是国民党内关于教育理念与方针之争。在行政院任职的陈克文见证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内部对王世杰的攻击。1937年6月21日，行政院举行纪念周。王世杰作关于就职四年来工作及计划的报告。会后，有人认为王世杰是“丑表功”。陈克王世杰著，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 上册，第15页。王世杰著，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 上册，第16页。蒋介石日记，1937年5月10日。蒋介石在当天日记写道：“为教育部事电叶注意调解。”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六年三至六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60100-00123-069。王世杰著，
16、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 上册，第17页。蒋介石日记，1937年2月20日。蒋介石电叶楚伧（1937年5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78-03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函国民政府请将教育部前颁法科招生限制办法废止本会决议通过（1937年6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12502-00004-012。1072022.4民国档案文并不认可，觉得王世杰报告“述之綦详”，“亦殊不错”。全面抗战爆发后，王世杰与居正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进一步激化。193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召开常会。会上，居正指责王世杰是“欺蒙长官无耻小人”。王世杰辩解后，居正竟“越席而挥拳相殴”。10月5日，王世杰感叹道，“年来政府中人，思想落伍者，对教育既多偏见，而不可理喻；谋植私人势力者，因受教部梗阻，复多怨尤。此诸事之所以棘手也”。居正对王世杰的攻击，无疑是造成1938年初教育人事变动的原因之一。1938年1月2日，胡适在看到教育部部长更替的消息后感叹道，“陈立夫为教部长，想王雪艇被居觉生赶跑了”。这也表明居正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