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辛亥革命意义及经验总结辛亥革命的意义及经验总结引言：辛亥革命是一次比拟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里程碑；首先辛亥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宣告了封建君主专政不制度的结束和民国的建立；同时辛亥革命也是一声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开展，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和人们的精神解放；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为亚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范例，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2、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根底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拟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
3、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刘觉民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 同盟会，作为当时中国的革命领导中心。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屡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同年9月，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四川省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机关配 制炸药不慎，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月10日
4、晨，刘、彭被杀，清军四处捕捉革命党人。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武昌起义的成功，鼓舞了中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中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中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
5、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开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拟稳定的统治秩
6、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拟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没有推翻封建社会，只是推翻了帝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
7、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阔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
8、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发动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民主共和其实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鼓吹民主共和，1833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5年，它发表这么
9、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 这里说的“ 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的文章，进一步说明有关的道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假设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制度要表达民族特色。邓小平有个主张，就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要有世界
10、眼光，人家什么东西好，对中国的开展有利，就应该为我所用。根据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中国政府采取了几个步骤，是值得赞赏的，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思维角度。什么步骤呢？其一是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上签字。前一个公约全国人大已经批准生效了，后一个公约虽然有待全国人大批准，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说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批准；就是说方向坚决不移，只是需要创造条件。这两个公约涉及的是制度。另一个步骤是参加WTO。这不只是经济上的一个大变革，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一个大的变革，也是经济制度和法治的变革。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不同于整个世界的自己独有的所
11、谓市场经济。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约束政府行为，使之遵守法治。以上几方面都是一点也不能模糊的。应该成认，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他才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非常可贵的精神。但孙中山讲民主，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是空想。比方他在民报发刊词就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睹其祸患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非常准确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宪法，空想色彩同样突出，所以在民国初年无人理会，对民国初年的制度建设没有什么影响。二是
12、总想搞自己的特点。这是孙中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一方面要顺应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总想根据自己国家的所谓特殊情况，设计出一套不同于欧美并且远远驾乎欧美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他设想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作为根底，不是社会客观现实的自然总结。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想象了，就只能是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了。后来国民政府按照他的设想，搞所谓五权宪法、五院制，国民大会，军政、训政；机构上叠床架屋，制度漏洞很多；不但给后来的运作带来很多麻烦，更成了蒋介石国民党专制专制统治的理论根据。三是不理解民主共和的真谛是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他公开提倡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
13、。这也给国民党利用了，成为摧残公民权利，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对新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主要指出以下几个方面:一、必须坚持以武装斗争维护共和,反对专制统治;二、必须教育革命党人,以党治国,树立必胜信念;三、必须发动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四、必须坚决反帝,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开展,乃至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促使孙中山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京日报2023年2月28日第19版 理论周刊 储天虎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因而，它主要是失败的，“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由此可见，陈独秀对辛亥革命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它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这也是数十年来官方和学界对辛亥革命结果分析中的主流观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页。同上，第339页。李新 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版第4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