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年1月总第382期 第1期Jan,2023Sum No.382 No.129“自然脸”还是“网红脸”：整容女性的象征性边界实践朱舒婕 林心婕 摘 要 文章以青年女性整容过程中的身体实践为研究对象，在传统父权和女性主义相互协商的时代背景下，聚焦青年女性如何处理和回应以上两种性别文化对女性身体要求的张力。研究发现，整容女性使用了“符合科学的标准”“适当的整容次数”“不是整容的整容”三种文化策略，来进行象征性的划界实践，最终区隔出“自然脸”和“网红脸”两种取向。通过指认“网红脸”是父权文化的产物，整容女性经由“自然脸”得以归属于想象中的、具有反抗性的身体。然而，这种以身体实践的方式所达成的对
2、于传统性别规范的破除与自我认同的重建，最终却造成了整容女性新的自我分裂。她们借由划界工作所获得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她们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女性自我“赋权”的理论提供了本土化的经验。关键词 女性整容；身体实践；象征性边界；性别文化；医美消费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23）01-0029-14一、问题的提出本文聚焦于青年女性的整容经验，讨论她们参与身体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类强调姣好面容的女性形象一直广泛活跃于各类媒介报道中（邓一帆，2020），此类刻板印象作为异性恋秩序下的社会性别理想典范，成为承载男性凝
3、视、引发女性容貌焦虑的流行论述（Qi&Cui，2018）。另一方面，在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借由媒介席卷全球的浪潮中，来自女性主义的话语积极参与到改写社会性别文化的行动中；尤其在社交媒体中，各类女性主义话语积极涌现，青年女性被鼓励打破千篇一律的性别刻板印象，一种强调和关注女性自身的叙事被反复地制造和建构出来。流行于媒介当中的复杂文本，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涵。一方面强调对女性 收稿日期 2022-09-05 基金项目 浙江省妇联、浙江省妇女研究会课题“社交媒体对青年女性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202116）。作者简介 朱舒婕，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
4、性别；林心婕，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健康传播。2023年第1期总第382期当代青年研究30 31 身体的管制，父权话语仍在积极生产“完美女人”的理想模板，企图将女性拉回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下；另一方面强调女性身体的解放，无论是荧幕中流行的“大女主”形象，还是有关女性身体的种种辩论，都在呈现这样一种观念：女性的身体实践是一种个人的自由选择、一种个体化的政治表达（Aapola et al.，2006），现代女性有权利而且有能力掌控自己的身体（Zheng，2016）。女性“赋权”与传统“父权”的张力带来了对女性身体的矛盾要求，对此，女性到底应该如何回应
5、？本研究找到有过整容经历的青年女性，询问她们对于自己身体进行改造和重塑的经验，辨析这种经验是否受到上述两种要求的影响，以及在面对矛盾的要求时，她们是如何作出回应的。在女性主义思潮流行的当下，对女性整容问题的探讨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从理论上看，已有研究指出，媒介对刻板印象的传播与女性容貌焦虑之间相互关联（Jung，2006），而容貌焦虑又进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和规训着女性的整容实践（Jackson&Chen，2015；Kim&Chung，2016）。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着眼于女性自我“赋权”的过程，讨论女性是如何在身体实践中获取能动性与可见性的（康庭瑜，2019a）。但过往研究较少将这两股
6、相互冲突的力量同时置于一个研究中加以考虑，去追问女性究竟如何回应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又使用了何种策略来协调和解决这样的矛盾。当我们将这一问题置于实践中，会发现中国医疗美容行业飞跃式的发展正在构成容貌焦虑议题走向公共视野的现实背景。由新氧科技发布的2018年医美行业白皮书2021年医美行业白皮书指出：2021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已达到1 846亿元，且市场规模还处在逐年扩大的趋势中；从性别来看，女性消费者占比88.9%；从年龄来看，19岁及以下的占比18.8%，2030岁的占比63.7%，31岁及以上的占比17.5%，整容消费的低龄化趋势明显；从地域来看，北上广三座一线城市和成都、杭州、武汉等新
7、一线城市构成了消费的主场，来自这些地区的医美消费者占比高达70.0%。从医美行业报告的消费者构成情况看，尽管男性医美消费占比也在逐年上升，但整容整体上仍旧是一个关于性别的议题（郑碧强，2009）。置身于社交媒介普及的时代，青年女性参与整容的实践不断呈现出大众化、资本化、模式化、自主化等特点。首先，随着整容手术费用的降低，整容行为的门槛也逐步降低；其次，美丽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借助媒介平台迅速变现，与流量、金钱直接相连（郁丹霞，2016）；再次，无数“美丽理念”（Beauty Ideals）借助社交媒介和文化观念的交融被塑造出来，新的整容需求亦被不断制造出来（Leem，2017）；最后，掌握自己身
8、体消费的主导权，已成为现代女性自我标榜的身份意识（Yang，2011）。本研究试图在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的背景下，聚焦于青年女性受传统认知和女性主义双重影响下的整容实践和整容观念，探究她们如何运用话语的武器来再造和争夺符号的意义，最终缔造出一条介于新与旧、传统父权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象征性边界。整容作为这些青年女性所共享的一种身体实践，它在被父权所主导的传统女性形象所利用的同时，还受制于一种源自女性主义的审视。正是在两者的此消彼长中，整容实践成为青年女性建构自我认同和重塑身体自主性的新能指（Signifier），而其协商的最终内涵究竟为何，则需要我们持续关注。二、文献综述（一）冲
9、突的身体理论数十年来，媒介与性别的研究已经指出，女性的身体经常被大众媒介定型化处理，真实、鲜活的2023年第1期朱舒婕 林心婕“自然脸”还是“网红脸”：整容女性的象征性边界实践31 女性经验往往被压缩和扭曲，或是遭到媒介叙述的驱逐和贬斥，女性的身体被处理为供男性凝视的景观（Berger，2008）。这样的传统由来已久，一种被父权统治的、年轻、纤瘦、美丽的女性刻板印象始终占据着媒介文本的主流（白文君，2017）。流行于媒介文本当中的理想化身体，与来自社会文化当中的规训不谋而合，两者共同构成了对女性身体的长期审视。已有研究指出，当女性被反复暴露在鼓励性别刻板印象的媒介图像中时，女性会以自我物化的形
10、式试图监督自我遵循内化的性别规范，以期将自己改造成理想化的身体（Fredrickson&Roberts，1997）；这一过程往往同消极的身体评价相联系（Slater&Tiggemann，2014）。由媒介传达的刻板印象所引发的容貌焦虑，是预测整容手术意愿的主要因素女性越是将外表视为自我价值的中心，她想要通过整容手术来改造自我的愿望就越强烈（Slevec&Tiggemann，2010）。媒介曝光程度同整容意愿构成了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点在社交媒体时代得到了更直接的佐证。以图像和视频为内容主体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展示女性身材和外貌的重要场域，人们正逐渐习惯于没有毛孔的皮肤、不会下垂的胸部和不会衰老的容
11、颜。这些信息不断地提醒我们，曼妙的身体和立体的五官已不再是对模特的要求，“它已被等同于我们所有人的标准”（Ricciardelli&Clow，2009）。整容手术流行的背后，是女性身体实践中长期充斥着外在的审视、监督与规训的结果。已有研究还指出，在当下，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新的身体实践现象原本被视为私密和羞耻的女性问题，例如月经、性骚扰、怀孕等，都以网络辩题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中，这些讨论带来了本土化的女性主义启蒙以及对于传统认知的消解。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已不再单纯是受管制的肉体，它被重新赋予了抵抗和重塑性别规范的力量（Aronson，2003；Gill&Scharff，2013；曾丽红等，
12、2021）。这一轮被学者们称作后女性主义的潮流影响着社会文化脉络的构建。相关研究发现，以往存在于流行文化中的那种刻板的、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的女性气质正在遭到女性的拒绝，通过运用女性主义话语，媒介文本中流行的女性形象所力图表征的是一种脱离于男性凝视之外的、与女性力量（Girl Power）相勾连的新型女性形象（钟方琦，2021）。与此同时，对于美妆博主和运动广告的研究也指出，通过身体展演的方式，女性也在积极创造出符合自我审美的身体，通过携带这些具备“可见性”和“能动性”元素的表征进入公共领域（曾丽红等，2021），身体的行动让女性获得了重新定义身体意义的自主性，减少了物化和异化的产生（萧苹，202
13、1）。整容这一行为背后，究竟是身体自主权的消失还是女性的自我赋能？对此，学者们争论不一。尽管在此前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整容被视为自我物化的后果，但是对于这些接受了女性主义启蒙的女性而言，遵循单一的标准、只有一种美丽的形态才是造成自我物化的根源。相反，追求一种自己认同的美，被她们肯定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自我选择。个人主义、自我赋权和选择，是她们认同的核心概念。通过微观权力的视角，我们可以将这种身体实践理解为个体对于社会治理的某种抵抗。“赋权”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彻底解放这一政治目标，而在于由她们自己所创造的对于“美丽”的非规范性理解。这种理解对于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
14、着女性已经成功识别出隐身于微观权力当中的性别歧视行为；与此同时，她们还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对于身体所有权和自主权的捍卫。这种非规范性的“美丽”，是女性通过私人化、日常化的生活讲述，重新认识、理解和体2023年第1期总第382期当代青年研究32 33 验自己身体的积极方式（Katrin&Edgar，2015；李梦竹，2022）。有研究指出，当整容手术达到预期效果后，受访者的自信心的确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整容成为重建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许多女性通过整容这一行为重新指认了身体的自主性（张方旭，2012）。身体的实践还将女性拉入了一种后女性主义下的理想生活想象：这里的理想女性是一个强大、独立、不依附于男人的
15、新时代女性，她所追求的是取悦自己。但也有学者指出，这种选择看似由个体做出，其背后的逻辑却仍然是对于身体的过分关注和引导女性持续地符合某种吸引力的规范（Gill&Scharff，2013），从性物化到性主体的转变，实际上象征着一种更深层的剥削形式：“从卫生保健到化妆，其中还包括晒黑皮肤、运动和多种对时尚的解放，身体的重新发现首先都要经过物品。看起来，唯一被真正解放了的是购物的冲动。”（鲍德里亚，2014：160）（二）象征性边界理论本文使用象征性边界（Symbolic Boundary）理论来诠释这些女性受访者的经验。象征性边界理论主张，社会行动者通过使用符号绘制边界，以对人、物、实践做出定义、
16、规范和区隔，边界是“个人和群体为现实的定义而斗争、并最终达成一致的工具”（Lamont&Molnr，2002）。边界的制造就像是在不同人群之间制造出一堵墙壁，只不过制造墙壁的材料并非钢筋水泥，而是符号。符号的意涵通常是固定的、由全社会达成共识的；因此，边界的识别和制造通常是文化创造的集体产品，其具体形式可表现为规范禁忌、社会习俗、文化好恶等模式（Lamont et al.，2001）。此时的边界是在象征领域被构建的、带有霸权性质的意义系统（Lamont&Thvenot，2000），被区隔的不同群体则会带有相应的道德价值，例如带有正面意义的、合法的“优越的我群”和被驱逐的、非法的“从属的他者”（Small et al.，2010）。但是，符号的意义是可以更迭的，社会行动者也可以在日常实践中自己制造和使用新的边界。这时候的边界，可能是在社会规范的引导下对于旧边界的延续，也可能是出于对社会规范的反抗而划定的新边界。对此需要强调，我们是以能动者的视角来理解这些女性受访者的。如前文所述，父权的意识形态和流行文本中的女性主义话语，实际上分别指向了不同的身体管理规范。面对文化的规训，这些女性并非消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