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 录常家树：震撼蒋介石心灵的警世危言2胡振平：初心与复兴以毛泽东为例17姜玉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待各种社会思潮的特点30揭秘：毛泽东、蒋介石“同居”的一天两夜34解丽霞、徐伟明：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三重向度43龙其鑫：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思考及启示59秦洁：革命文化：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76曲青山：学习毛泽东同志反对自由主义82张全景：毛泽东与三线建设97常家树：震撼蒋介石心灵的警世危言一份报告引出的徐佛观1943年初冬，重庆黄山委员长官邸。蒋介石正在伏案阅读一份至关重要的延安观察报告。说不清他是第几次重读，以前漏掉的、现在认为是重要的他都用毛笔划上横杠或注上
2、眉批。阅后在报告的扉页作了如下批示：“此乃本党某同志对中共情形实地考查所得之结论。某同志一面为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一面对党派问题，素无成见：故其所得结论，较客观而深刻。某建议部分，亦颇有独到之处，可发人深省，故特为印发，供本党负责同志之阅读研究。其中所加之圈点，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启发奋勉也。”随后按铃叫进侍从室秘书唐纵，要他速将这份报告连同批示印成小册子配发全党高级干部；同时要调来报告执笔人徐复观的全部个人资料。徐佛观湖北浠水人，生于1903年，原名秉常，字佛观。徐佛观出身耕读人家，父亲以乡间塾师为业，20岁以前跟着父亲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1923年徐佛观从武昌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3、后，担任过小学教员。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国学馆。当时的阅卷人是国学大师黄侃，他十分欣赏徐佛观的答卷。在讲评中说：“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据徐佛观当年的同学回忆：“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限于时代环境和家庭条件，徐佛观读书期间还兼任小学教员，以弥补生计。”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武昌，徐佛观放弃求学生活，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营部书记。不过在军旅中他关心的不是攻城略地的军事问题，而是倾心读书。他广泛阅读了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革命著述。因被怀疑是共产党而退出政治活动，继续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4、1928年获得机会留学日本，先后就读明治大学经济学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在此期间，他比较多地涉猎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著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佛观因为参加抗议日本侵略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监禁后，驱逐回国。为了生计，他经人介绍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两年后离职，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兢的幕僚。1938年春，徐佛观出任国民革命军八十二师团长，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军官集训。随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政治指导员名义，考察鄂东地区和冀察战区。曾短暂时间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高级参谋，因派系斗争，于1941年11月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任教员。通过蒋介石侍从秘书唐纵推荐给时任三民
5、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总书记的康泽。经康泽委派，徐佛观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到延安看清国共底牌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徐佛观作为军令部委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不摆架子，不唱高调竟然骑着毛驴进延安，与前几任的拙劣相比，中共方面当刮目相看。这期间，正是国民党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纷争，服从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目的。正处于整风运动高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6、针锋相对，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议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动。在国共双方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徐佛观更有机会亲身把脉两个政党阵营里的政治现状，他将中共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他延安看到真实情况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一作对比，便发现共产党主政的边区与国统区的差别之大令人咋舌：共产党号召减租减息，国民党强迫征粮征税；共产党实施平均地权，国民党任其土豪兼并；共产党启发人民自觉参军抗日，国民党依靠堡长抓丁拉夫；中共与老百姓是军民一家水乳交融，国民党不择手段，人心向共。在他看来，现在的国民党就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秋后“醉蟹”虽然“铁甲长戈”却完全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之中。但是他必竟是
7、一个坚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坚决反共、又有心“补天”的清醒者，对于已陷入政治危机中还不能自省的国民党，他不能不管，在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的同时，使出浑身解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认真阅读中共二大纲领，并与国民党一大纲领相对照，两党目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也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他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徐佛观认为，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
8、，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而国民党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为此，徐佛观提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方向，把已经沦落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生党”，转化为包括中产阶级、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全民社会党。关于执政党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认为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
9、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徐佛观通过观察认为，延安掀起此次针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议活动，相比较而言，其军事攻势小，政治攻势大，达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强其干部军队对中央之敌忾心，使彼可随时采取任何行动。在自卫口号之下，完成社会组织之彻底军事化”。如果说前者是针对国民党作和谈破裂后的战
10、争准备，后者则是借以完成整风运动的重要推动力。“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通过上述分析，徐佛观诊脉国民党的症状是“半身不遂”。他说，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
11、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可不谈民众运动，而民众自能与政府相呼应，以形成国防、经济、文化一元化之实体。在此实体之上，可以战斗，可以民生。此一发现，虽至浅至近，然党团复兴之路不外乎此。所以徐佛观的结论认为，抗战以来，敌后国共两党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而中共恰恰与国民党的发展过程相反，他们是步步取得胜利。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徐佛观断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较量。对于这种严重危
12、机，他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及民主派中间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解决方案，都是无济于事的。既然各种政治方案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场军事战争带来的总较量，就不可避免。此刻，徐佛观的脑海里浮现出半年前，正是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佛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徐佛观大声疾呼：“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这个观点，对
13、于执掌国民党的蒋介石极其重要。后来，徐佛观多次重复阐述并加以修订完善，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蒋介石丢弃大陆，退居台湾时期，进行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蒋介石看来，徐佛观指出的问题，正是国民党政权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的难题。徐佛观提供的延安经验，深深震撼蒋介石的心灵，也为他朦胧的意识挑高一盏希望的光亮，尽管有些渺茫，但似乎有解决的希望。感叹毛泽东“雄才大略”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佛观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的幕僚。此后大约五年时间里，他跟随黄绍竑走南闯北，有机会接触中共的多位领袖与高级将领。在直接参加指挥山西娘子关战役，亲眼目睹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涣散混乱，“在娘子关一役中，我深切体验到，并不是
14、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太弱。我们的弱，不仅表现在武器上，尤其表现在各级指挥官的无能。无能的原因是平时不认真的求知，不认真的对部队下功夫。”与国民党军队的涣散混乱不同的是，徐佛观看到的共产党八路军，从容镇定，行动迅速，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们，其精神状态与国民党将领截然相反。有一次阎锡山在太原宴请国共双方高级将领，徐佛观“留心观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面黄肌瘦。萧克坐在我的左边，从颈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这些八路军将领们“对情势的估计，比我们清楚得多。并且他们早已胸怀大志，当时是急忙展开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们的行动干净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觉。徐佛观对中共领袖感知最深的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有一
15、次在石家庄，徐佛观聆听了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精确洞察、中国抗战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战场战略策略、阶段实施，使徐佛观心悦诚服。他对黄绍嬷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人才。”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紧急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闪击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为了使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佛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佛观持国民党立场，决不接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于蒋介石的侮辱性言词，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里开始绝食抗议。为了缓和矛盾，中共先后派了几位高级干部前来疏通甚至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场劝慰，关心他们的
16、生活，仍然不能稳定他们的情绪。直到周恩来亲自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并赴招待所作了一番倾心交谈才终于解决问题。为什么徐佛观能接受周恩来呢？他认为周恩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人情味，他个人生活相当严肃。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单对共产党里的同志有人情味，与非共产党的人接触时也表现一种人情味，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这种“人情味”，具体表现为永远保持“人的立场”作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线。“和他谈问题，他总是通情达理，委曲尽致，决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场。”哪怕是面对面听着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地给予解释，解释了还不被相信，也只是说将来会慢慢解决的。徐佛观、郭仲容来到延安一周后，毛泽东在枣园会见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据徐佛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