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选秀之城:成都 选秀之城2022年李宇春夺得超级女声冠军,一边是全民民意的狂欢,一边是关于中性风的争议。正是这一年,选秀被赋予革命性意义,而关键词诸如超级女声、湖南卫视、长沙,那么在快乐大本营打响名堂多年之后,再一次因这档选秀而被全国观众记住。其他城市如上海也不乏选秀比赛,喧嚣过后,大多数因各种原因而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中。唯有从超女到快男快女时代的长沙,每年六七月,总有来自全国各赛区的一众未来偶像集结于此。这里见证过李宇春、周笔畅等人的一夜爆红,也被曾轶可、武艺等视为第二故土。 全民娱乐的启蒙与退潮 事实上,在超女最火爆的2022年,草根选秀也不算闻所未闻的全新事物。在此之前,2003年湖南
2、娱乐频道首次推出了超级男声;尚在湖南经视的龙丹妮,也操盘推出了绝对男人,但后者还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选美活动,她隔年再出手,就是强调“平民选秀加“真人秀的明星学院,全民造星的味道开始涌现;而同在2004年,湖南卫视终于在自己的平台上开始做超级女声经过了这些铺排,加上国内电视综艺节目等的熏陶,民众普遍的表演欲和表现力都得到了启蒙和提升,“现在的老百姓、观众,跟几十年前的老百姓相比,表现力是不一样的,他们敢说敢讲敢想,以前的话都是很拘谨的,所以这种表现力的提高,民众根本表现力的提高为选秀提供了题材。有这些素材有这些人能玩,能整得好看。曾参与2004、2022年超女分赛区工作,曾任天娱内容事业部副总的李
3、志华说。空前的推广力度、参与程度以及天时地利人和,以超女为代表的草根偶像选秀,影响力在2022、2022年到达了顶峰。 跟随王平团队经历了2004、2022、2022三届超女比赛,又担任了2023快男总导演的洪涛,作为超女最鼎盛时期的亲历者,表示当年确实“举全台之力去操作一个活动,而在选人的标准上,也经历了从一般唱歌比赛到草根选秀的观念转变,“以前这歌唱比赛首先是选唱得好,结果发现呢,不是唱得最好的人有时反而最受关注。张含韵那年就是,一定要选出观众最喜欢的,正是顺应这样的一个潮流。在他看来,当年超女完全以观众票数决定冠军,也成为了营销的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但随着近年对选秀
4、关注度的不断降低,草根选秀也似乎进入了疲惫期,其中尤以去年的快男最为明显。李志华认为,如今要再复制超女当年的盛况已不太可能,而且也不需要,“如果再有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倒退,因为社会是向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开展的。当诸如全民娱乐、粉丝民意等热潮一过,选秀就失去了当初的轰动的社会效应,每个选手跟前剩下的,只是分众市场里或多或少的粉丝追捧。“因为我们再也不要回到那种,大家众口一词赞成一个什么东西的时代,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现在是个性化、多元化的时代。李志华认为甚至不需要再有一个类似当年“超女的热潮。 秀而不选,功利的时代近了 去年快男比赛外界反响平平,媒体对总导演洪涛多少有些微词。但他很清楚,如今的选
5、秀确实比以前更难做了:电视观众的口味每天都在变得更挑剔,要求看各种各样的把戏,美国偶像如今已十几季了,无论舞台、主持人还是评委点评风格都变化不大,一个模式做下来就七八年,“但中国不行,你一场之间没有变化,观众马上就厌倦了。事实上,在这个处于加速度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对任何看到的事物都以一个加速度的眼光来期待。 于是从一开始,湖南卫视就首创了包括群众评审在内的各种环节,开了选秀史上一些没有的先河。赛制创新也是每年总导演的压力,“唱歌、评委打分,或者拿一个单纯的东西在比,我们还要参加一些阶段性的比赛。这些选秀比赛,自诞生之日就不同于美国偶像单纯的选唱将思路,往往被赋予了更多期望,“它是一个立体的
6、、活生生的真人秀,通过一些高压力的环节,让选手把自己在那刻的反响呈现出来。当然并不止于此,2004年的明星学院、2022年前的超级女声,都让粉丝陷入疯狂的 短信投票中,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明星主持人组合、煽情环节、后续的各地巡演等各种链条设计,也收获了热烈的反响。 因此,不同的选秀比赛之间互相跟风又互相较劲,比方2022年“快男与“好男儿死磕;又比方,同在湖南卫视内部,轮流执行超女快男的马昊、洪涛团队,也往往被拿来比拟。跟进比赛的天娱工作人员私下评价,熟悉音乐和舞台的洪涛,比赛现场往往梦幻大气,舞美和灯光一流,就是道具也格外多;而马昊团队那么更关注“人的因素,不但与公关部门沟通较多,配备有专门的
7、宣传导演,今年连天娱老总龙丹妮都每场晋级赛必来“看人。 近年选秀泛滥,所谓人才辈出没过多久就变成了人才透支。但选秀的市场依然巨大,年轻人也依然在做着歌手、明星梦。快男快女选秀一直受到争议,但主办方却从未有停歇的意思。李志华所在的湖南娱乐频道,正是当年超级男声的诞生地,而他也经历了天娱早年的市场洗礼,如今保持距离地反观选秀,他觉得自己看得更清楚了:“以前是区分地选电影演员啊选歌手啊,现在就是不管你会什么,只要你会秀了,只要是能够秀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可能你就会有一定的舞台。这个倒也是一个变化,我们有个说法是秀而不选,因为这时候,选这块也成了一个模式。他还认为选秀已经功利化,主要是选手功利化,不需要
8、再通过学院模式、文工团模式,选秀就是受到市场认可的最好方式。 南都娱乐洪涛 “湖南卫视给娱乐圈奉献了最大的一个未来 南都娱乐:选秀每年求创新,设计赛制时会觉得压力大吗? 洪涛:还好,玩赛制啊这些其实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主要是怎么做出一个在形式、表现方式上的,或者比方说整个大思路上的创新突破,这对我们来说更难。 南都娱乐:有些理念上的递进吗?这些年有没有变化? 洪涛:这个非常难,我们也要求这样做,但是能取得多少成效呢?比方说去年快男,我们参加跟国外的一些文化机构合作,在海外进行一个海选,吸引更多的这些海外人才来参加。我们在打造以往单个选手的时候,就说能不能搞个组合,比方说8090。想法初衷都是很
9、好的,但是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考虑得不是特别周到,护航没护得特别好,没有到达最好的时间效果,这也是我们当时最大的遗憾。 南都娱乐:现在打造草根明星会越来越难吗? 洪涛:还是,我们经历过最火爆的时候,但现在在现场,你可以感觉到还是一样的火爆,粉丝还是那么激昂,但群众的共鸣可能就不像原来的那么强烈。做节目的压力会更大,怎么去创新,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压力。而创新不仅仅在赛制上,比方说在形态上,我选择怎么样的人,在方向性上怎么样来把控。 南都娱乐:选什么样的人,在选秀之前会有方向吗? 洪涛:我觉得拿这个人去对号入座的话,绝对是找不到这样的人的,我们希望是选出一个大家最喜欢的。有时候并不见得由名次来决定一个
10、人将来的开展,比方说2022年的张杰,他反而是里面最火爆的,他的唱片也好,他的个人开展也好,都比任何人好,他当年是第四名吧。 南都娱乐:在选和秀之间,你会觉得操作起来有矛盾吗? 洪涛:应该没有吧,就是秀得好它一定就会选得好。秀肯定是最主体的,比方说他怎么去秀,秀得能够让他加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冒险的形式,比方说陈翔弹唱,你不能让他永远弹唱,大家会审美疲劳。比方说何洁,她就是火爆,但不能让她永远走那一个风格。就是怎么去秀,秀什么,这也是看每一次需要才能秀得好的,也需要冒险和尝试的。 南都娱乐:90后的粉丝跟70后、80后的有不同吗? 洪涛:我觉得他们是喜欢得没什么道理,就是纯粹的喜欢,而且会有种
11、排他性。比方说我喜欢这个人,就有种非此即彼,对他非常拥趸的人,他会非常的狂热,但反之对其他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就相当于会敌对起来。你看像武艺和陈翔的粉丝,两个总觉得在杠着,火药味就很浓,呵呵。 南都娱乐:选秀艺人参加跨年演唱会是你们的王牌吗? 洪涛:我们这一个底气就是虽然你可能说我们都只有天娱艺人,但湖南卫视选出来的,包括走了的陈楚生、何洁、尚雯婕都在内,湖南卫视给这个娱乐圈奉献了最大的一个未来吧。就是说现在这些国内当红的,能和港台艺人抗衡的也就是天娱的艺人,这是我们的一块重要资源。 特约评论 超女危机: 革命精神背后的性格缺陷 文_袁复生(潇湘晨报书评人,“烂书榜发起人) 2022年,春哥中
12、选超女扛把子。我在广州新市墟的河涌边,狠狠地抽完一支烟,决定从此回到湖南。 记得春哥唱歌的时候,我正买了一盒蚊香走向新市云霄楼的住处,一路上的四川小饭馆老板娘、超市少女员工都在拿 投票,他们的拇指让我冲动。我以为,娱乐将引领着民意,开启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当我回到了家乡,这种民意大概只剩下外表上的延续,最后超女或者快男的舞台,成就的却是那些一路拥有生杀大权的“毒舌评委。我回长沙认识的朋友,零散地去做过那些舞台的评委,却从未和我谈论过任何冲动人心的变化。我也并未因为“家国情怀与超女团队再有往来。 我的意思是,在文化的意义、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我们曾将超女赋予了过高的解读和盼望,我们希望“超女进村带
13、来一种另类的民主或曰民意表达。民众们自然会乐于看到自己拇指的力量能成就一个偶像。这种成就,就是偶像工业的一种革命性变化。 当年,就是这些,成了我返乡从业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有一种历史的渊源所在,那是晚清以降的湖南,在无所不在的教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现实的示范中,不断强化的“革命精神,无论是曾国藩的湘军还是毛泽东的红军,对湖南人的影响,可谓从幼儿园到坟墓。所谓革命精神,用湖南话表达约等于“霸蛮,一是在冲击旧规那么的创新,二是要狠、要强悍执行力、要强势、要“我说了算。 用那句俗到爆的句式说,有1000个超女观众,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让我冲动的哈姆雷特是娱乐工业的民意规那么。而对于那些超女工业的
14、制造者来说,他们的哈姆雷特也许完全不在这里:在前期,那是强悍执行力彪悍创意力生产出的新偶像群体;在后期,那么在于那一纸一样强悍无比、我说了算的充满“霸蛮式革命精神的合约。 双刃剑的“革命精神在超女工业的后期,屡屡出现意外,选手的控诉和解约,乃至新人拒绝继续参赛的故事。合约的具体条款,我不得而知,但从结果往前推,不难窥见革命精神的影子。这种影子的后面,那么是商业精神的缺位:合理规那么、分享精神、平等交易这些东西,在“革命精神面前,如果毫无一席之地,以一种“恩主的心态介入利润分配期,一拍两散的故事,恐怕会越来越多。而竞争对手一旦掌握更冲动人心的分配机制,那釜底抽薪的危机也就飘然而至了。 当然,这种危机并不是仅存于超女、快男、快女,而是整个湖南的社会与企业,那又是另一个长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