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拾遗补正鲁迅研究月刊 2023 年第 1 期新青年 脱期与鲁迅随感录“文稿八枚”杨俊杰内容提要鲁迅在 新青年 第 5 卷、第 6 卷发表了许多随感录，学界在对这些随感录的发表时间进行说明时往往以杂志所印的刊印时间为依据，没有考虑到杂志经常脱期的情况。关于 新青年 脱期问题，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现有研究成果为依托，并参考周作人日记相关收取记录，有助于考察清楚新青年 相关卷期的实际出版时间，并对鲁迅日记里提到的“文稿八枚”做出新的理解。即“文稿八枚”不是 新青年 第 6 卷第 6 号的随感录六一至六六，而是第 6 卷第 5 号的随感录五六至五九。关键词鲁迅;随感录;周作人;新青年;文稿八枚一新
2、青年 杂志自 1918 年第 4 卷第 4 号起开设“随感录”专栏，其中署名唐俟、俟、鲁迅、迅等笔名的随感录，有 1918 年第 5 卷第3 号随感录二五、第 5 卷第 4 号随感录三三、第 5 卷第 5 号随感录三五至三八，1919 年第6 卷第 1 号随感录三九至四三、第 6 卷第 2号随感录四六至四九、第 6 卷第 3 号随感录五三与五四、第 6 卷第 5 号随感录五六至五九、第 6 卷第 6 号随感录六一至六六。它们后来都被收进 1925 年北新书局推出的杂文集 热风 里，并全部被归入“一九一八年”条目。热风 出版之前，鲁迅确实做了校对的工作，但显然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无论是鲁迅
3、全集出版社推出的热风 单行本(“鲁迅三十年集”第四种)，还是 1938 年版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出版社)、1973 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皆未做出修正。直到 1981 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在第 1 卷里给热风 新建“一九一九年”条目，将新青年 第 6 卷署着鲁迅上述笔名的随感录移至其下。这一修正合乎实事，故为 2005 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所保留，也为编年体的 2009 年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鲁迅大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所接采纳。除了发表年份的修正，1981 年版、2005年版 鲁迅全集，2009 年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2011 年
4、版鲁迅大全集 还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发表时间。它们做出的具体说明，基本都以 新青年 杂志目录页所印“发行”时间为准。以 2005 年版鲁迅全集 为例，有关第 6 卷中随感录的发行时间有以下说明:三九至四三“最初发表于 1919 年 1 月 15日 新青年 第六卷第一号”，四六至四九“最初发表于 1919 年 2 月 15 日新青年 第六卷第二号”，五三至五四“最初发表于1919 年 3 月 15 日新青年 第六卷第三号”，五六至五九“最初发表于1919 年5 月新青年 第六卷第五号”，六一至六六“最初发表于1919 年11 月1 日 新青年 第六卷05DOI:10.15945/11-2722/i.
5、2023.01.001第六号”。但是，新青年 经常脱期，这些目录页的“发行”时间(除了第 6 卷第 6 号)极不可靠。第 5 卷、第 6 卷多数卷期都是脱期一两个月，个别卷期甚至脱期达三四个月之久。对于 新青年 脱期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例如，第 5 卷第 5 号的出版时间应为1919 年 1 月而非目录页上所印的 1918 年 11月，第 6 卷第 5 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实际出版时间是 1919 年 9 月(具体论述后文将作说明)。除目前研究成果所采用的论据 尤其是上海 时报 民国日报 等报纸关于新青年 杂志新出版所发布的广告等 以外，周作人日记也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就第 5
6、 卷、第 6 卷而言，只有第 6 卷第 2 号、第 3 号、第 4 号这三期周作人日记没有收取记录，因为他当时不在北京。假如没有这些实际的得书记录，单凭报纸上发布的广告，其实还不足以确切地知道新青年 杂志的实际出版时间。与周作人日记里的记录作比对，可清楚地看到上海报纸所刊登的广告，有些确实接近于新青年 的真实出版时间，有些则有较明显的迟滞(如第 6 卷第 5 号，周作人 9 月 15 日即已收到杂志，时报 民国日报 的广告则在 9 月 21 日或者 22 日，比实际出版时间至少迟滞一个星期)。就此而言，周作人日记有着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只有弄清楚了(固然只能做到大致清楚)这些鲁迅随感录所属新青
7、年 各期的实际出版时间，才能着手解决与之相关的“文稿八枚”问题。2009 年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2011 年版 鲁迅大全集 将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归入“一九一九年七月”条目，但篇末还保留着“一九一九年十月”这一时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发表在新青年 第6 卷第 6 号，发表时篇末并没有写作时间。“一九一九年十月”，是鲁迅将其收进坟 时添上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鲁迅大全集 这样处理，明显就是不认可鲁迅后来添加的写作时间。可实际上，与 1981 年版、2005 年版鲁迅全集 一样，它们都忽视了新青年 第 6 卷存在着脱期的情况，并以后两版全集中关于鲁迅 1919 年 7 月 31 日日记里“文稿
8、八枚”所作解释为基础进行推演。若能认识到新青年 第 6 卷第 4 号、第 5 号均存在脱期的情况，就会知道“文稿八枚”并不一定是 1981 年版、2005 年版鲁迅全集所以为的随感录六一至六六，也就不会出现把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写作时间认定为1919 年 7 月的误判。二以 新青年 杂志第 5 卷第 5 号为例，该期目录页印作“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发行”，与第 5 卷第 4 号目录页雷同，实应印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行”。但即便“正确地”印作“十一月十五日发行”，也不能算作一个可靠的发行时间。1918 年 11 月 11日，德国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中国国内
9、随即开展各种庆祝活动，新青年 第 5 卷第 5 号有多篇文章与之有关。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 开篇写到，“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这实际是指北洋政府 11 月 28 日举行的阅兵式、北京大学 11 月 30 日举行的提灯会。该期杂志排在首位的一组“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蔡元培的劳工神圣、陶孟和的欧战以后的政治，正来自北京大学举办的庆祝活动。蔡元培的演说作于 11 月 16 日天安门前，李大钊、陶孟和的演说都是 11 月底作于中央公园。?11由此可知，第 5 卷第 5 号的出版时间，必不早于1918 年 11 月底。在目录页与“
10、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之间，有一整页“每周评论 出版广告”，明确写到 每周评论 第 1 号“已于十二月廿二日出版”。因此，新青年 第 5 卷第 5 号的实际出版时间，也就不会早于 191815年12 月下旬。?12考虑到上海 时报 1919 年1月 18 日发布广告“新青年 欧战号即五卷五号出版”，可知第5 卷第5 号的实际出版时间应为 1919 年 1 月。?13关于 新青年 第 5 卷第 5 号于 1919 年1 月出版的情况，周作人的日记中也包含着有用的线索，可与既有研究形成呼应。自1917 年 3 月到北京后，至 1917 年底，周作人经常到书店里购买新青年 杂志。从 1918年起，他往
11、往是到北京大学“收”寄来的新青年，或者到新青年 同人(如陈独秀、胡适等)那里取书。关于 1918 年 新青年 第 5卷，周作人日记收取记录如下:(1)1918 年 9月 25 日，“以安乐王子原本及酋长稿交适之，得新青年 五之一，两本”。?14(2)1918年 10 月 29 日，“收新青年 五卷二号，十册，以其一致霞卿”。?15(3)1918 年11 月2 日，“收 新青年 三号，十本，以一送仲侃”。?16(4)1918 年12 月 21 日，“上午往校，得新青年五之四，共十本，以一致仲侃”。?17(5)1919 年1月23 日，“上午往校，收新青年 十册，以其一予仲侃”。?18(6)191
12、9 年 2 月 5 日，“同至什方院，访君默，收新青年 五之六，五本”。?191919 年1 月 23 日日记并未写明所收新青年 的卷期。结合第5 卷其它各期收取记录来看，其之为 新青年 第 5 卷第 5 号当无疑议。由之可推断如下 其一，结合上海时报 1919 年 1 月 18日发布广告“新青年 欧战号即五卷五号出版”，以及钱玄同 1919 年 1 月 22 日日记“新青年 五卷五号已寄到”?20，可知周作人1919 年 1 月 23 日收到第 5 卷第 5 号，确实在情理之中。当时 新青年 编辑部在北京(箭杆胡同)，印刷、发寄则在上海(群益书社)。杂志从上海寄到北京，需要一定时间。第 5
13、卷第 5 号的实际出版时间，应是1919 年1 月中旬。其二，第 5 卷第 5 号刊有随感录三五至三八，署名依次是唐俟、俟、鲁迅、迅。若鲁迅1918 年 11 月 1 日日记“夜作随感录二则”，确实如 鲁迅全集 所注，应指“随感录三十五、随 感 录 三 十 六。后 均 收 入热风”?21，则随感录三五、三六按照写作时间，仍应属于 1918 年的作品。若觉得此推断并不具有说服力，那则要以出版时间为据，将这4 篇(且不论是否均为鲁迅所作)看作是 1919 年的作品。其三，鲁迅收到新青年 第 5 卷第 5 号的时间，应与钱玄同、周作人大致相当。鲁迅1919 年 1 月 28 日日记里所写的“上午寄三
14、弟 新青年 一本”?22，应指第 5 卷第 5 号。周作人1918 年12 月21 日收到了第5 卷第4号，兼之上海 时报 1918 年 12 月 16 日发布广告“新出版五卷四号新青年”。那么，鲁迅1918 年12 月24 日寄给周建人的 新青年(“上午寄许季巿新青年 二本，又三弟一本并书二册一包”)?23，应是第5 卷第4 号。三第 5 卷第 5 号原定出版时间是 1918 年11 月，却脱期两个月。由周作人日记收取记录可知，整个第 5 卷大多都脱期两个月。第5 卷第 3 号与第 5 卷第 6 号，周作人得书时间分别是 1918 年 11 月初、1919 年 2 月初。这两期实际出版时间应
15、是 1918 年 10 月下旬、1919 年 1 月下旬，脱期也就不足两个月。接下来整个第 6 卷的脱期，也就势所难免。周作人在 1919 年两度离京，3 月 31 日坐火车离京，5 月 18 日抵京，又于 7 月 2 日离京，8 月 10 日携家小抵京，故而日记里仅有第 6卷第1 号、第5 号、第6 号收取记录:(1)1919年 3 月 12 日，“下午访仲甫，取来新青年六之一，十本，以其一送与仲侃，三时返”。?24(2)1919 年 9 月 15 日，“往校，收新青年六之五，十册”。?25(3)1919 年 11 月 10 日，“收 新青年 六之六，凡十册”。?26关于第 6卷第 3 号，
16、周作人日记里没有收取记录，却有往外邮寄的记录:1919 年 5 月 23 日，“下午至日邮局，寄东京金百元，新村东京支25部，函 新青年 六之三，一册。又往校，借来学术丛编 四本”。?27第 6 卷第 1 号原应出版于 1919 年 1 月，实际出版时间应在 1919年 3 月初，脱期将近两个月。至于第 6 卷第5 号，脱期则将近四个月之久。单由 新青年 第 6 卷第 5 号所刊文章来看，其目录页所印“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已然不可信。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第 7 节写到:“首推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s)为最有效果;他们所争在增加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工人于益困益卑的地位;而工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息，他们又重张旗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夫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参照 每周评论 第三十三号 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28每周评论 第 33 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专栏(“欧游记者明生君”，即新青年 同人陶孟和)?29的文章题为 旅行杂感，确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