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迅研究月刊 2023 年第 1 期“第三种人”与鲁迅的“同路人”论吴述桥内容提要“第三种人”与鲁迅存在历史与理论上的一些“交集”，他们都曾自认为或者被认为是“同路人”。“第三种人”论争时期鲁迅的“同路人”论述是对“第三种人”转向言论的回应。鲁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指向“同路人”情感维度的“拥抱力”概念。“同路人”无法“限定”鲁迅，他更多地是运用这一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来思考和解决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问题。关键词鲁迅;“同路人”;“第三种人”;左翼“同路人”是左翼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术语，其理论来源和本土接受比较复杂。鲁迅是苏俄“同路人”文学和思想的重要译介者之一，私底下还曾以“同路人”自拟。近些年来鲁
2、迅与“同路人”有关话题为学界所关注，出现不少重要成果，深化和拓展了鲁迅以及左翼文学研究的空间。但是各家在鲁迅是否是“同路人”问题上观点相左。其实“同路人”是左翼对非革命作家与革命关系的一种陈述，“本质上是一个革命主体实行阶级意识审查装置”，鲁迅是否是“同路人”主要取决于革命主体如何审视和判断，而瞿秋白和毛泽东已明确过其革命者身份。如果研究者忽略“同路人”概念背后的革命主体及其话语权力，就很容易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革命主体的位置，而在“后革命”时代要对鲁迅与革命的关系做出个人评判难免会产生一些偏差。任何话语都是说者、听众和被议论者或事件这三者相互作用的表现和产物，鲁迅和“同路人”有关话题还需要回到
3、各方的互动交流中重新考量。“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左翼批评家曾给鲁迅戴上“同路人”帽子，虽然鲁迅对苏俄“同路人”文学和思想有所肯定，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从被议论者立场做出的反应，尽管其中也有长久以来经验观点影响。到“第三种人”论争时期，鲁迅对“同路人”的看法出现否定一面，如长堀祐造认为，1932 年下半年始鲁迅“同路人”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改变，从其相关论述还可进一步推论，“第三种人”论争是推动改变的重要事件。鲁迅对“同路人”的态度先后的确有所不同，但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同路人”的认识必然发生变化，从“同路人”话题的被议论者转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言说者，后者或更能体现他对“同路人”的主体
4、认知，故而还有必要回到相关历史语境中去重新辨析鲁迅的“同路人”论述，进而把握其“同路人”观点。一、鲁迅对“第三种人”转向的密切关注话语的意义是在交流对话中产生的，“第三种人”论争时期鲁迅“同路人”的论述与他对“第三种人”转向的密切关注和思考相关。“转向”是个日语词汇，意为“在反动政权的压迫下，左翼分子放弃其思想立场，甚41DOI:10.15945/11-2722/i.2023.01.006至向右转变”。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甚至“向右转变”的不少。鲁迅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的类似情况也一向抱有危机感，一直十分关注并思考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转向问题。“第三种人
5、”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主要人物苏汶、韩侍桁、杨邨人等均曾是“左联”盟员，但后来与左翼发生论争，脱离了左翼文艺运动行列。丸山昇认为这次论战“反映了左联 成立两年后出现的一种分化”，应该“进一步把问题扩展到第三种人 团体或现代 派，再扩大到1930 年代中国的转向”。“第三种人”声称左翼不要“同路人”，而鲁迅也免不了回应“同路人”问题。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开始重视“第三种人”方面的史料，如胡秋原、杜衡和施蛰存等人的回忆拓宽了研究视野。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本身难免错漏，一些回忆又只是孤证，给史料辨析增加了很大难度。这些材料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和鲁迅的“交集”。但除了韩侍桁
6、经常在鲁迅日记当中出现，可作史料比较?11，更多材料则缺少证据，甚至难以自圆其说。如黄天始的未公开回忆录提到其弟黄天佐1934 年曾见刘呐鸥于北四川某茶馆交给鲁迅 100 元支票，对鲁迅有“通财之义”。?12再如杜衡晚年回忆自己做国民党图书杂志检查官的传闻，他说鲁迅曾亲口对人讲，“我看杜衡这样的性格，也不会”，可“他虽明知其为谣言，在笔下却仍是要这样说”。?13这篇文章充满对左翼阵营的怨愤之情，立场左右了叙述，真实性不得而知。以上材料中的细节，姑且不论真假，但从中多少能看出这些叙述者的确有些在意鲁迅的看法。这也许与鲁迅的文坛地位有关，但未尝不是希望得到鲁迅认同。除以上“交集”，鲁迅和“第三种人
7、”还都曾自认为或者被认为是“同路人”。冯雪峰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就曾将鲁迅作为“同路人”看待。?14夏衍曾点明“左联”由党员和“同路人”所构成的事实，说“左联”是“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包括党员和非党同路人在内的统一战线的文艺团体”?15。“左联”的发起人和筹备人员除了鲁迅和郑伯奇之外都是共产党员，夏衍说郑伯奇“是创造社的元老之一，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我们没有什么距离”?16。由此不难推断鲁迅正是被团结的“非党同路人”。苏汶也明确说“由于几位指导理论家们的几次三番的限制，其内容已缩到了无可再缩的地步，因而许多作家都不敢赞称无产阶级作家，而只以同路人自期”?17。既然同样被说成是“同路人”，鲁迅和“第
8、三种人”对左翼与革命的看法，也多少存在一些交集，如夏志清就认为，“苏汶所鼓吹的所谓作家独立问题，与鲁迅在一九二八年的立场差不多，只是字句稍有不同而已”?18。或许由于以上渊源，鲁迅比较关注“第三种人”，而随着时间推移，对他们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19。这种变化与“第三种人”的转向言行有关?20。杨邨人 1932 年到湘鄂西苏区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在根据地失败之际自行逃离，并且很快在 1933 年 1 月读书杂志 第 1 期上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对以上情况鲁迅一直沉默不言，奈何被杨邨人新儒林外史 等一再“撩拨”，终于在1933 年 7 月公开谈到杨邨人、韩侍桁等人的转向?21。丸山昇发现，鲁迅在
9、评价“第三种人”转向言行的时候，一再有“本相毕露”一类的说法?22。其实鲁迅批评“第三种人”时也一再使用“豫感”一类词语?23。这说明鲁迅并不是被动对他们的转向作出反应，而是一直在思考 20 世纪 30 年代文艺中的转向现象，故而他在评价“第三种人”时会通过他们的言行去“印证”自己对转向现象的“合理解释”。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鲁迅公开使用“同路人”概念的文字并不多，主要为竖琴 一51天的工作 译者前后记，此外见他论“第三种人”的两篇文章。在论“第三种人”中鲁迅说左翼并非不要“同路人”，在又论“第三种人”中则表示“第三种人”并非“同路人”。如果说前者还是“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翻译苏俄“同路人”文学和
10、思想的延续，后者毫无疑问是对“第三种人”有关言论的直接回应。二、“拥抱力”:“同路人”的情感维度从鲁迅和“第三种人”对话之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是，鲁迅的“同路人”论存在一个与情感相关的新维度。鲁迅和“第三种人”都曾以“同路人”自居，但他们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看法，不仅在以上所探讨的理论层面不同，在现实情感态度层面亦有根本差异。苏汶等也曾是“左联”盟员，但他们对左翼显然还缺少情感认同。苏汶自陈很少参加“左联”活动，自认为是与“左联”保持关系最短的盟员。?24杨邨人逃离苏区之后宣布“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并且自己是“自动和自重的，并非受了诱惑投降”?25，而且因为“左联”方面没有回复他对“第三种人”的意见
11、，就干脆“恢复了我的自由”，扯起了“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26。鲁迅直白地批评“文艺上的 第三种人 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27。另一方面，“左联”部分党员认为鲁迅是“同路人”，鲁迅对“左联”也不乏批评意见，但鲁迅对文坛的反应会考虑到“左联”的感受。冯雪峰直言“当左联 或他个人受到严重的压迫的时候”，鲁迅“总是毫不含糊地说”“我是左联 之一员!”这“傲然地反映了他对这个团体的深厚的感情”。?28这种归属感是他完全不同于“同路人”的重要原因。“作而不左”是“第三种人”选择转向的“理由”，但鲁迅对此深表
12、怀疑。据冯雪峰晚年回忆说，鲁迅文章 论“第三种人”最末一句“怎么办呢”“是我加的”，“引用苏汶的原话，意在给对方留个后路”?29。但事实证明苏汶等人显然拒绝了这条后路，且不断地与左翼发生龃龉。苏汶的原话出自“第三种人”的出路 这篇文章，文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30苏汶并不是真的甘心“搁笔”，他直言“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31照此推论，如果要坚持写作，那就只好“作而不左”，似乎也就剩下选择不做忠实的左翼作家一个选
13、项。“第三种人”主要成员苏汶、韩侍桁、杨邨人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和穆时英等在此前后均从左翼文艺运动中脱离出来。但在鲁迅看来，如果真要有“自信的勇气”和“工作的勇气”去创作，就不会“为了未来的恐怖而 搁笔”，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开始创作，就因“豫感”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言外之意是恐怕苏汶并没有什么“自信的勇气”“工作的勇气”。不难想见鲁迅自己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对“第三种人”的“作而不左”表示怀疑的成分居多。鲁迅对苏汶等的怀疑，不仅在于他们能否做到“作而不左”，更在于他们是否拥有“拥抱力”。鲁迅所提出的“拥抱力”概念不仅指向情感认同，还特别强调情感品质和强度。苏汶说“唯
14、一出路并不是为了美而出卖自己，而是，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声称“像这样一来，文学倒真如易嘉先生所说脱离左翼而自由”。?32这段话即宣示他要践行“作而不左”。似乎是为了给自己打气，苏汶在后面接着写下了被鲁迅引用的“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苏汶脱离左翼文艺运动的行61列后确实仍坚持创作，写过长篇小说再亮些 等，似乎在践行“作而不左”，也“真如易嘉先生所说脱离左翼而自由”了。但鲁迅揭示“第三种人们”因“豫感”“左翼理论家之批评而搁笔”，并非只是质疑他们践行的勇气，也是在揭穿他们缺乏“拥抱力”:“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
15、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 的作家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33这段话可以被理解成苏汶因为预感左翼批评就不敢“死抱住文学不放”，故而缺乏对文学的“拥抱力”。鲁迅怀疑的还不只是苏汶等拥抱文学的情感品质和强度，更是他们对左翼的“拥抱力”。如果是缺乏对文学的“拥抱力”会导致“搁笔”，这个逻辑更符合苏汶等人的需要，他们正是口口声声要拥抱文学的一群。鲁迅更需要 实际上也正是在拆解这个逻辑。他明白地解释说“第三种人”“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16、“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第三种人，何况作品”?34。也即是说，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种人”存在的“合理性”。鲁迅并没有全盘否定“第三种人”所具有的“同路人”意涵，他表示“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35，但重点并不在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能否学到“无产阶级的感觉”，而在于“感情”有没有变化，“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36苏汶等看似不偏不倚，其实是不能在情感上偏向左翼，他们对左翼的“拥抱力”又有几何呢?三、作为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的“同路人”近些年随着托洛茨基理论资源的再发现，“同路人”激活了鲁迅思想中更为细腻丰富的一面，“同路人”似乎要成为“超越”革命者鲁迅的一种新表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长堀祐造建构的“同路人”鲁迅，国内学界也意识到这类研究自有其历史和理论局限?37。而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拥抱力”是鲁迅判断“第三种人”转向的一个核心词汇，是鲁迅在接受和运用“同路人”概念时所持有的一个反思性向度，这提醒我们鲁迅对“同路人”概念有自己的接受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