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时代的钟摆：论八十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文学的历史其实就是文学制度的历史。文学制度的进程，折射着文学的变迁。在此意义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制度在曲折反复中的重建，对于观察当代中国文学史尤具样本价值。文艺创作的自我开展与制度重建之间不断地集合、冲突、调适，呈现出文艺政策在收紧和放松之间的钟摆现象，这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独特景观。时代的钟摆表征着文学背后政治的探索、博弈与未定状态，同时亦深刻地支配着文学制度在反复中艰难地重建。关键词：八十年代；文学制度；重建；钟摆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22）01-0182-10作者简介：赵普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
2、院副教授 （ 江苏南京210097）文艺是社会的晴雨表，文艺政策的每次调整都与大的政治背景正相关。文学制度在重建中反复、曲折与纠葛的复杂面相，折射着转型期历史的变迁过程。而这其中，八十年代文学制度在复杂背景下的重建，对于整个当代文学制度的观察尤其具有样本意义。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推进的全过程，八十年代整体呈现出文艺政策在收紧和放松之间的钟摆现象。换言之，文艺创作的自我开展与文艺政策、机制调整推进之间不断地集合、冲突、调适的现象，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独特的景观。梳理和复原八十年代的文学制度重建历史，考察文艺政策的钟摆过程，既能窥见文艺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也对系统研究整个当代中国文
3、学史及文学制度史有所助益。一、破冰：文艺如何正名1976年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界碑。这一年，政治意义上的“文革被终结，而要突破“文革的思想禁锢，要去除其流毒，“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是必然的选择。然而“文革时期形成的某些政治、文化、制度及思维、观念等显在与潜在的惯性，并不会随着“文革的终结而立刻消匿。伴随政治与组织层面拨乱反正工作的推进，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也开始了。在这个清理和批判的过程中，各方面显示出了高度的一致“1977年11月，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茅盾、冰心、刘白羽、贺敬之、冯牧、草明等明确地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
4、论，实际上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强加在广阔革命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政治镣铐和精神枷锁，只有坚决批判、彻底推翻，才能真正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文艺的繁荣和开展。1977年12月28日，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了文学界人士100多人，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会后，红旗杂志于1978年第确期发表了文化部政策研究室题为一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1978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评论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的文章。（参见凌志军、马立诚主编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第5页。）。在“文革结束之初的几年里，文学与政治处于“蜜月期。“文
5、学此时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它与激情的政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合拍，“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吴义勤主编：文学制度改革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惯性轨道上向前滑行。吴义勤主编：文学制度改革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第2页。对“文革批判的展开、反思的深入，必然会触发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一版转载了此文，由此而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讨论。这场大讨论，最终给当时已经势不可遏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
6、理论的合法性根底。就文学而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文学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哲学根底和思想动力。紧接着，中国文联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之后，原来在此前三十年间的文艺禁区开始松动。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一系列的禁锢并不会自动地消除。于是，文艺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往往不得不借助于政治气氛的进一步开放和推进。在这个意义上，1978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文学的进一步转向、文艺观念的开展推进、文艺政策的调整、文艺制度的恢复重建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人甚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真正的春天。历史的泥泞被去除了，
7、新时期文学航道上的暗礁险滩被去除了。整个文艺界呈现出一片春潮奔涌、思想活泼，百舸争流、百家争鸣的异常活泼的气氛。凌志军、马立诚主编：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第8页。上述描绘当然有过分诗意化的倾向，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历史的定位和未来开展的方向，確实给文艺界带来“破冰的保证。随后，很多文学机构开始在组织层面和政治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比方中国文联、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于1979年3月联合召开了“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为文艺工作者的冤假错案平反、恢复名誉。而早在对文艺界人士进行组织层面的平反之前，就开始了对以往被打成毒草或遭到批判的文艺作品的重评。如“1978
8、年底，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为一大批受到错误批判的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平反凌志军、马立诚主编：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第9页。后来人民日报专门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文章对待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参见人民日报1980年4月18日。关于当时文学界思想的论争、冲突，朱寨曾有过形象的比喻，“实际上还是带着枷锁的舞蹈，在愤怒的控诉中，又夹杂着思想锁链声的叮当转引自凌志军，马立诚主编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第7页。而这一系列“镣铐中，“文艺附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效劳是此前三十年间文艺政策的核心。在实践的面前，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必然需要重新考量。学界一般认为，粉碎“四
9、人帮后最早明确质疑“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文章是陈恭敏的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陈恭敏：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事实上，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发表的半年前，陈丹晨、吴泰昌发表的评“文艺创作都要写阶级斗争上海文艺1978年6月号。一文，已经明确地将“文艺创作都要写阶级斗争这种提法列为文革期间“最惯用最典型的假左真右的反动文艺谬论之一。从1979年明确反对“文艺为政治效劳的工具论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如文艺报1979年3月举行了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对“文艺为政治效劳的工具论提出了诸多批评。同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影响更大。此文提出：“文艺学艺术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它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要求文艺创作首先从思想政治路线出发，势必导致主题先行，这样就撇开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把文艺与阶级的欲望、意志的关系作为首先的和根本的关系来考察。因此，“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提法，“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为文艺正名等文章抓住了文学工具论的关键问题所在。此后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开辟专栏，为争鸣的深入开展提供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