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7056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补证文/祁小春对于王羲之名迹丧乱帖（图 1），笔者一直猜测是件尺牍底稿，屡欲为文论之，苦无证据而罢。近查得一些相关记载，可以引以为间接证据，做札记一篇，供方家参考1。首先，从书迹的角度作直观考察。比较王羲之其他传世尺牍法帖，可以发现通篇字体、风格基本统一，前后变化一般不会太大。观丧乱帖却不是如此，前半部分大致为较规整的行书，而至后半部分，即从第四行底“痛当奈何”开始，书风渐变，笔势明显迅疾，行笔极其随意，几乎不拘草法2。此帖前后的字体、风格差异如此之大，其原因也许是王在书写此帖前半部时，还打算当作准备寄出的正稿，故开头尚写得沉稳，后来越写越没
2、心情，比如因先墓遭到毁坏而感到悲伤哀痛，越写越不如意，遂作草稿之想，一气挥就，意不在书。故后半部分的书迹写得较为草率。大凡写字之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开头写时还想认真地写好，但后来越写越不中意，于是信笔为之，草率写完弃废。丧乱帖会不会也属于这种情况呢?其次，从古人吊丧书的书写范式考察。据唐杜友晋书仪镜，知唐有“凡修吊书，皆须以白藤纸，楷书”的规矩3。至于晋人是否如此，文献不载，只能从传世的王羲之法帖中寻找踪迹。按，传世王羲之的一些告凶吊书多为行楷，如玉润帖姨母帖以及兄灵柩、吊嫂亡诸帖皆作楷、行书，此外王羲之、操之父子的两通旧京帖以及王洽的不孝帖兄子帖等吊丧帖，亦复如是。为何有此要求?这大约与丧
3、礼期间的特有严肃的气氛有关。试想，寄人一通龙飞凤舞的吊丧书告慰对方，多少会显得有些失礼吧?至少应该用让人容易看懂的楷书行书才合礼数。再次，从尺牍平阙式要求来看，宋拓本宝晋斋法帖卷三收刻王羲之旧京帖（图 2），与丧乱帖相比较，前者遇“先墓”二字平起另作一行以示尊重，符合书仪要求，应属于较为正式的尺牍；后者“先墓”二字虽居第二行之首，属于自然换行，于礼无碍，也许是无须特别避让。但毕竟第一行末尾并未留出如旧京帖 那样的空缺，因而无法判断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倘若是前者，说明王羲之不在意平阙式，而只是把这件丧乱帖当作底稿写就，拟再誊写。再看宝晋斋法帖卷三、卷八王羲之、王操之父子旧京帖，其父遇“先墓”平出
4、提行；其子“旧京”下接“先墓”一行，未空缺或提行。但细察可以发现王操之旧京帖“旧京”二字下接“先墓”，其实对接得并不自然，应该是刻帖时从左行下右移至此，即所谓“连刻”使然，而非王操之不遵循平阙式要求。所谓“连刻”即后人摹刻法帖时，常将“平阙”所余出的“空白”处移填，致原帖平阙格式消失殆尽。如果丧乱帖是一件未寄出的尺牍草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探讨：古人书写尺牍时有无预书底稿以及是否保存底稿的问题。古人写信多有留存底稿的习惯，王羲之大概也不在例外。以下我们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传世尺牍来试作一些推测。如果说王羲之作尺牍保存底稿，应会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为了留底备份而有意保存；一是原本即是一件草稿。这
5、些尺牍稿件的一部分，后以法帖形式流传于世的可能性应该存在。1.王羲之可能有预书尺牍底稿的习惯王羲之不但精于书写尺牍书法，也善于撰写尺牍文章。据太平御览等类书引王羲之月仪书佚文，知其尝有书仪之作。盖书翰礼仪，本为魏晋六朝士族家庭之重要礼法之一，而琅琊王氏尤为重视。王家尺牍曾被奉为“王太保家法”，子孙世代奉守相传，并对世人起到过示范作用。士族高门的礼数家法本身，往往也是一种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因而被世人所效仿和追求。以琅琊王氏后裔例之，如王彬之子彪之(304 377)精通掌故朝仪，此在当时是有名的。其曾孙王准之，亦颇传其学，曾撰书仪一书，人称其学为“王氏青箱学”。又如宋书卷四十二王弘(?344)
6、传记载王导曾孙王弘云:“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放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又南朝梁庾元威 论书 亦记王廙(276322)五世裔孙王延之名言：“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4这就是王氏一族多善尺牍（应该包含书式与书法两层意义）的重要原因。王羲之生前书名已著，其书翰曾令友人庾翼叹服。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载“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5那么，王羲之本人完全有可能意识或预想到，自己寄出的尺牍会被世人收藏并流传后
7、世。王献之寄简文帝书翰后附数语，嘱咐对方保存自己的书翰，事见 论书表:“子敬常牋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高祖后得以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6于此可以想见王氏父子对其尺牍的珍重态度。所以有理由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王羲之在书写尺牍时，无论是于书于文，都应该是比较认真的。因此他在与人书信时，极有可能保留底稿，或者书写数通，然后择其中于书法于文词都比较满意者寄出，余下者若未废弃，则成为底稿留存下来。这也比较容易解释现存王羲之法帖中，为何存在一些彼此内容大多相同或相近的现象。例如有关延期官奴小女夭亡、亡兄灵柩垂至以及吊周嫂病亡诸帖，凡帖文相近、文词稍异者就有两通甚至以
8、上传世。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因为还不能排除王羲之会以同样文面的尺牍寄给多位亲友的可能，由于现今传世的尺牍内容，已很难确知收信者为何人，才会出现这种尺牍内容“重复”的现象。2.王羲之（或家人）可能保存尺牍底稿此事因无直接证据证明，只能作一些推测。有两点可以间接证明此事：首先，王羲之本人对重要人物寄给他的信件，似有作长久保存的习惯。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引其与殷浩书云：“吾素自无庙廊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由此可证，王羲之确曾长期保存了王导寄给他的信札7。这是保存他人书信之例。此外，还有自存书信文稿之例。按，晋代士族高官确有保存尺牍文稿的习惯。据唐许嵩建康实录8卷第九郗
9、超条引三十国春秋载：(郗)超既与桓温善，而温有不臣之心,(郗)愔深恶以诫超。超临亡，谓门人曰：“吾有与桓书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伤为敝。我死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及卒，愔果悲恸成疾，门人呈此书,皆是与桓温谋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据此知郗超对自己寄出的书简，确实备份保存了“书疏草”,也就是信稿。王、郗二族为亲家，郗愔乃王羲之妻弟，两家在礼数习惯上也许有不少相同或相近处。以此类推，王羲之也极有可能有此习惯。因此有理由认为，丧乱帖或评即王羲之的“书疏草”也未可知。3.底稿的实物举例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9倘遵循
10、这一考证方法，以上讨论的显然仅限于“纸上之遗文”，尚需有“地下之实物”互相释证。笔者在讨论魏晋尺牍法帖书迹时，曾以之与汉晋简帛实物做对比研究10，其中发现汉晋简牍缣帛文书之中，也有不少草稿、底稿书迹。因而认为，在传世的魏晋尺牍法帖（包括模拓本与刻帖）复制品中，应该并不都是正式的文稿，而很可能是草稿或底稿，因为草稿在汉代简帛文书中并不罕见。据简牍文书学的整理归纳，汉简可概括为“草稿”“定稿”“手稿”“正本”与“抄本”五种形态，并列举了相应的实物依据。同书对汉简中“草稿”的概念以及相关情况有如下论述：“草稿是简牍文书的图 1 唐模拓本丧乱帖 图 2 王羲之、王操之旧京帖057056艺术史研究艺术史
11、研究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补证文/祁小春对于王羲之名迹丧乱帖（图 1），笔者一直猜测是件尺牍底稿，屡欲为文论之，苦无证据而罢。近查得一些相关记载，可以引以为间接证据，做札记一篇，供方家参考1。首先，从书迹的角度作直观考察。比较王羲之其他传世尺牍法帖，可以发现通篇字体、风格基本统一，前后变化一般不会太大。观丧乱帖却不是如此，前半部分大致为较规整的行书，而至后半部分，即从第四行底“痛当奈何”开始，书风渐变，笔势明显迅疾，行笔极其随意，几乎不拘草法2。此帖前后的字体、风格差异如此之大，其原因也许是王在书写此帖前半部时，还打算当作准备寄出的正稿，故开头尚写得沉稳，后来越写越没心情，比如因先墓遭到毁坏而感
12、到悲伤哀痛，越写越不如意，遂作草稿之想，一气挥就，意不在书。故后半部分的书迹写得较为草率。大凡写字之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开头写时还想认真地写好，但后来越写越不中意，于是信笔为之，草率写完弃废。丧乱帖会不会也属于这种情况呢?其次，从古人吊丧书的书写范式考察。据唐杜友晋书仪镜，知唐有“凡修吊书，皆须以白藤纸，楷书”的规矩3。至于晋人是否如此，文献不载，只能从传世的王羲之法帖中寻找踪迹。按，传世王羲之的一些告凶吊书多为行楷，如玉润帖姨母帖以及兄灵柩、吊嫂亡诸帖皆作楷、行书，此外王羲之、操之父子的两通旧京帖以及王洽的不孝帖兄子帖等吊丧帖，亦复如是。为何有此要求?这大约与丧礼期间的特有严肃的气氛有关。
13、试想，寄人一通龙飞凤舞的吊丧书告慰对方，多少会显得有些失礼吧?至少应该用让人容易看懂的楷书行书才合礼数。再次，从尺牍平阙式要求来看，宋拓本宝晋斋法帖卷三收刻王羲之旧京帖（图 2），与丧乱帖相比较，前者遇“先墓”二字平起另作一行以示尊重，符合书仪要求，应属于较为正式的尺牍；后者“先墓”二字虽居第二行之首，属于自然换行，于礼无碍，也许是无须特别避让。但毕竟第一行末尾并未留出如旧京帖 那样的空缺，因而无法判断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倘若是前者，说明王羲之不在意平阙式，而只是把这件丧乱帖当作底稿写就，拟再誊写。再看宝晋斋法帖卷三、卷八王羲之、王操之父子旧京帖，其父遇“先墓”平出提行；其子“旧京”下接“先墓
14、”一行，未空缺或提行。但细察可以发现王操之旧京帖“旧京”二字下接“先墓”，其实对接得并不自然，应该是刻帖时从左行下右移至此，即所谓“连刻”使然，而非王操之不遵循平阙式要求。所谓“连刻”即后人摹刻法帖时，常将“平阙”所余出的“空白”处移填，致原帖平阙格式消失殆尽。如果丧乱帖是一件未寄出的尺牍草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探讨：古人书写尺牍时有无预书底稿以及是否保存底稿的问题。古人写信多有留存底稿的习惯，王羲之大概也不在例外。以下我们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传世尺牍来试作一些推测。如果说王羲之作尺牍保存底稿，应会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为了留底备份而有意保存；一是原本即是一件草稿。这些尺牍稿件的一部分，后以法帖
15、形式流传于世的可能性应该存在。1.王羲之可能有预书尺牍底稿的习惯王羲之不但精于书写尺牍书法，也善于撰写尺牍文章。据太平御览等类书引王羲之月仪书佚文，知其尝有书仪之作。盖书翰礼仪，本为魏晋六朝士族家庭之重要礼法之一，而琅琊王氏尤为重视。王家尺牍曾被奉为“王太保家法”，子孙世代奉守相传，并对世人起到过示范作用。士族高门的礼数家法本身，往往也是一种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因而被世人所效仿和追求。以琅琊王氏后裔例之，如王彬之子彪之(304 377)精通掌故朝仪，此在当时是有名的。其曾孙王准之，亦颇传其学，曾撰书仪一书，人称其学为“王氏青箱学”。又如宋书卷四十二王弘(?344)传记载王导曾孙王弘云:“既以
16、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放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又南朝梁庾元威 论书 亦记王廙(276322)五世裔孙王延之名言：“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4这就是王氏一族多善尺牍（应该包含书式与书法两层意义）的重要原因。王羲之生前书名已著，其书翰曾令友人庾翼叹服。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载“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5那么，王羲之本人完全有可能意识或预想到，自己寄出的尺牍会被世人收藏并流传后世。王献之寄简文帝书翰后附数语，嘱咐对方保存自己的书翰，事见 论书表:“子敬常牋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高祖后得以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6于此可以想见王氏父子对其尺牍的珍重态度。所以有理由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王羲之在书写尺牍时，无论是于书于文，都应该是比较认真的。因此他在与人书信时，极有可能保留底稿，或者书写数通，然后择其中于书法于文词都比较满意者寄出，余下者若未废弃，则成为底稿留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