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辩证法研究”（项目号：18BZX018）的阶段性成果。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参见刘怀玉、章慕荣：论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思想史意义与当代价值，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章慕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视域中的封建主义叙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4期；章慕荣：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北京党史2020年第3期。Arif Dirlik，“Social Formations in Representationsof the Past：The
2、 Case ofFeudalism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Review（FernandBraudel Center），Vol.19，No.3，“Social ScienceConcepts”（Summer，1996），p.23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与清末民初的“新史学”存在一定的“家族”关系，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可以看成“新史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学术语境中的复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之所以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史观派对 新史学 以社会科学治史 门径的继承和光大”。这种把“新史
3、学”之深远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之重大意义贯通起来的论断，体现了大家风范。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如：从“新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何以为然？又何以必然？换句话说，为什么会有“新史学”的唯物史观转向？又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完成中国历史根本变化的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学范式转换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封建”概念，成功建构一整套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范式与叙事方法，并最终转化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话语。这种现象可概括为“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创新。由于围绕“封建”“郡县”的论争长期存在于王朝政治中，传统“封建”概念多少可
4、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封建主义话语的本土知识原型，那么，故纸堆里的“封建”概念究竟怎样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概念“对上话”，后者又怎样成为总称或命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学术话语？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封建主义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话语。葛兆“封建”与“历史”：走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史学”兼论 1929 年中国历史学的范式转换章慕荣*摘要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新史学”发展的困境遭遇大革命失败的现实背景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建构新历史学范式的理论工具就成为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封建”概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泛理解与普遍运用，从
5、学术有效性和历史合理性两个层面，纾解了暗流涌动的中国历史学危机。以1929年为起点，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开始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与热点问题，中国历史学范式的转换得以实现。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封建；“新史学”中图分类号B27；K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1798（2023）-01-0026-09专题研究26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BEIJINGDANGSHI专题研究光教授进一步指出，肇始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竭力以“科学”的面貌与西方接轨，但其所触发的民族认同与科学取向、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紧张和焦虑，使得“新史学”不得不另谋他路，最终“另外寻
6、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开始重新理解和叙述中国历史”。何怀宏教授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回到书斋”，使得“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得以在1929年被首先提出。而从史学范式转换的角度看，1929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年份，正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马克思主义“封建”概念运用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成为现实。一、“封建”与“新史学”关于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与进化论思潮的研究表明，清季学术的演变呈现出一种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共同作用的景观，越往后则外缘影响的作用越显著，这就开启了引入西方思想资源改造本土文化之滥觞。由于西方资源的严重异质性，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不仅没能大踏步“创新”，反而陷入了一种桑兵所称的“文
7、化夹心状态”。起先，这种夹心状态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传统知识分子仍试图以“托古改制”方式来寻找出路。周予同就认为，没有康有为的 孔子改制考，便不会有日后的新史学派，或者说中国史学的转变路线也不会如后人看到的那样。戊戌变法的失败清零了康有为的历史叙述编码，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梁启超为发轫的试图寻求历史公理与公例的“新史学”。“新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渴望重建中国的民族历史与国家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旨在建构“公共信仰”和“认同的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通过援引西方的“科学”资源，“新史学”的拥护者们瓦解了以帝王将相和王朝更迭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历史叙述，并力图使中国历史接上西方史学的轨道。因此，
8、世人逐渐开始思考中国能否通过“封建”与西方分享共同的社会进化规律，这就使得讨论封建问题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中国何以是封建的命题自然也就放在了重新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上。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其于19011902年发表的 中国史叙论 和 新史学两篇文章中。从“词频”分析的角度看，中国史叙论 中仅出现过两次“封建”且几乎与诸侯“割据”同义，而 新史学 中压根就没出现过“封建”的字眼，由此似乎可以断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在那时并未开启。但德里克认为，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 中已经暗示引入欧洲历史分期论的方法将导致对“封建”（FengJian）产生新的理解，“封建”也由此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
9、的历史编纂学中，迎面而来的问题不再是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也不再是回到封建的政治秩序有几许可能，而是转换为中国的“封建”（FengJian）与欧洲的“封建主义”（Feudalism）究竟有没有可比性、又有多少相似性。分析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总体脉络可知，德里克的观点并非过度解释。梁氏后来在新史学 一文中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对新史学的倡导，无一不与欧洲史学存在思想上的血缘关系，有学者进而认为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了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笔者认为，梁启超的意义不在于让“封建”一词重新走到台前，而是在于开启了以“封建”重构中国历史的可能。继梁启超之后，严复在1904年出版的译著社会通诠 中，一改原先把“
10、Feudal”音译成“拂特”的做法，把原著中的“Feudalism”意译为“封建之制”，这就在具体操作层面把传统“封建”概念改造为表征社会制度、历史时段的新名词。他同时指出，“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此后的葛兆光：新史学 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7页。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期。Arif Dirlik，“Social Formations in Representations
11、of the Past：The Case ofFeudalism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Review（FernandBraudel Center），Vol.19，No.3，“Social ScienceConcepts”（Summer，1996），p.231.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92页、“译者序”第1页。27北京党史 2023 年 1 期10多年中，“封建”作为历史学名词频频见诸国人论议之中，有时指殷周政治制度，
12、有时则指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代的政治制度。尽管“封建”一词高频出场，但很少有人用“封建”或“封建主义”来表征或命名周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其原因大抵有二：一是知识欠缺，当时国内学界对欧洲封建的研究严重滞后，片段摘译或人云亦云的较多，直到1923年才有人撰文专门探讨欧洲封建制的起源、发展及衰退；二是方法欠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唯物史观乃至马克思主义大都不甚了了，遑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封建”问题的研究。正是这两方面的不足，使得人们虽然意识到历史叙述与建构民族意识之间的关联，但都没有深入思考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封建”概念建构新的历史叙事，直至20世纪20年代还在反割据、
13、反专制、反宗法等启蒙的意义上推衍“反封建”的命题。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国人深入思考如何从“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的问题。人们之所以怀揣从社会历史中寻找中国现实出路的强烈动机，或多或少是基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的考虑。“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遍及文学、历史及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学术论战，实际上都暗含了对领导中国革命、领导中国未来的现实诉求，叙述中国历史与回答中国革命路在何方、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是高度重合的。然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中国是被强行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使得时空的结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紊乱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释放。当现实要求国人严肃地对
14、待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时，在新史料之层出与新解释之日蹙的严重紧张中煎熬的“新史学”也走到了改弦更张的前夜：运用西方理论资源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时人对于“科学”的想象，但由此带来的现实则是越“科学”越失语的窘迫，人们逐渐陷入瓦解原有民族观念和历史想象与建构全新民族认同和历史叙述的紧张与焦虑之中。尤其是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中国历史学界蓦然发现数年辛苦之后依然缺少从本国资源重建史学的理论工具与学术能力。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个开启清季民初思想文化界无数新可能的巨擘因被误诊而不幸去世，但人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哀伤。上海 民国日报 当天只发了一则短讯，次日梁氏大殓虽然有胡适、
15、陈寅恪、任鸿隽等一批学界精英出席，但仍颇为冷落。21日，民国日报 的副刊 星期评论对此事发表短评，虽然对梁氏去世表示哀悼，但更多的是批评梁氏“惟中年颇多疵眚，一误于主义信仰，再误于投降军阀”。民国日报 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观点，但以史学为代表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对此并不“买账”。学衡 杂志素以保守著称，但在第67期居然开辟了纪念梁启超的专栏，既有语气十分沉痛的挽诗，还刊载高度评价梁氏史学成就的纪念文章。3月10日，史学杂志 创刊号转发著名历史学者缪凤林原登在 学衡 第67期上的 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一文，其中逐一列举梁氏在史学观念（不是历史哲学）、政治史、学术史和财政史等诸
16、多方面的贡献，深情缅怀了梁氏对中国“新史学”的卓越贡献，称他“方面既众，观点亦异，实开史学无数法门”，评价之高足见一斑。此种现象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革命失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对立与冲突，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通过扩大影响力来争夺革命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因此，梁启超溘然长逝的时间节点，正好处于从历史寻求现实答案的时代氛围中：人们普遍认为，决定革命目标、性质、动力和前途的传统社会吴家镇：欧洲封建制度与武士教育之概观，学衡1923年第16期。德里克指出，当时人们往往绕过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根本性问题，特别是历史上阶级关系的作用及它们的结构表现与特定阶级关系对应的社会结构。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德徵：悼梁启超，星期评论 副刊第2卷第38期，1929年1月20日。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史学杂志 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10日。专题研究28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 202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