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越、连接与交融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以四川巴塘汉藏共生关系为例翟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摘要：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强大的内生性生存智慧和丰富的实用性交往策略，各民族在竞争冲突与合作互惠之间不断博弈，形成了政治上的共识、生态上的共享、经济上的共利、社会生活上的共处、文化上的共融和心理上的共情。这个复合性共生体系是逐渐生成的，呈现了原本隔离状态下的不同民族群体如何跨越多重边界，实现多层面连接，并在共同生活中形成自然社会文化的融合交织格局。多民族复合共生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视角，而其动态性和生成性能够有效地将历史和现实加以
2、关联。历史上各民族的共生智慧对于当下更高效和契洽地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以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复合性共生体系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3）01-0089-08DOI：10.20076/ki.64-1065/G4.2023.01.011收稿日期：2022-10-12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民族地区旅游景观建构的人类学分析”（2021MZSN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利益共同体视角下的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19BMZ147）作者简介：翟淑平（
3、1982），女，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藏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研究。引用格式：翟淑平.跨越、连接与交融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以四川巴塘汉藏共生关系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一、问题的提出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纵观历史，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内生性生存智慧和丰富的实用性交往策略，这源自各民族在竞争冲突与合作互惠之间不断博弈，在自然生态、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等方面
4、逐渐凝聚成复合性共生体系。因而，从共生视角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成为一个可操作的重要切入点。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de Bary）于1879年首次提出，指不同物种相互接触、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系统1（28）。共生的核心是共存和共赢，其本质是系统内共生单元之间以及共生单元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方法论2。共生的重要理论之一“共生发源理论”认为共生会带来新物种，进而推动自然界的进化，这揭示了共生的过程性和生成性2。较早将共生概念及理论应用于社会分析的当属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2030年代创立了人文区位0892023年第1期（总第169期
5、）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学（human ecology），研究城市内不同群体如何基于竞争、合作等关系形成共生格局。20世纪中叶以后，共生概念被不断地扩展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中国，胡守钧较早提出了社会共生论，系统地探究了社会共生的条件、机制、演变和优化路径等问题3（112）。近30年来，以共生视角来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成果也逐渐出现。袁年兴明确提出民族共生理论，认为民族关系的本质是共生关系，并试图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2。许宪隆以共生的动态性来分析中国民族关系的过程性，认为民族共生互补具有阶段性和递进性，最完善的状态是政治
6、、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一体化共生模式4。此外，围绕民族共生也不断涌现出角度各异的研究，例如，多民族经济共生5、民族互嵌和文化共生6、族际通婚与民族共生7、人口流动与族际共生8、民族共生模式和路径探讨9等。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从共生视角综合、宏观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成果，沈再新从共生空间、政治共生态、经济共生态、文化共生态等维度探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共生思想10，刘勇从历史嬗变的角度提出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共生”到“自觉共生”的转变11。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川、滇、藏结合地带的巴塘县汉藏关系为例，将共生理论更细致地落实到具体的“人”的层面，分析历史群体的共生与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7、内在逻辑关联。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12（3）。也就是说，作为自觉实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政治身份确认密不可分，然而这个建构过程必须以自在的民族实体为基础。本文试图借助共生理论来解释该自在实体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形成机制，从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解析民族共生的多重维度，以期更清晰地理解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二、多重边界的跨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处于青藏高原南缘，金沙江中游东岸，川、滇、藏结合地带。自然环境的立
8、体差异、民族群体的复杂往来，为巴塘积淀了自然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杂糅性，造就了藏族、汉族、彝族、回族、羌族、纳西族、蒙古族等多民族共存共居的历史与现实格局。自然、行政、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巴塘县的多重边界，而对边界的跨越则构成了民族共生的前提。从地理环境来看，巴塘县地处横断山脉北端、金沙江东岸河谷地带，区域海拔落差大，垂直分异特征明显，高山河谷错落有致。巴塘城区海拔较低，开阔的平坝适于农耕，而四周海拔逐渐升高，从山地农业逐渐过渡到高山牧场。多样化的生态单元为不同民族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生计方式，为形成立体多元的经济共生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这种立体并不是处于静态和封闭状态，区域内的河谷、
9、坝区、山地、牧场之间存在着纵向的交换关系，在跨区域的横向尺度上也存在着频繁的往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横向跨越因地理梯度的起伏而呈现出宏观层面的立体性，并且往往与区域内的政治流变有极大关联。巴塘县的行政设置历经流变。早在战国时期以前，巴塘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周曰戎，秦称西羌，汉系白狼，唐属吐蕃，宋末归附元朝。明隆庆二年（1568年）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巴塘被云南丽江纳西木氏土司接管。明末清初，巴塘被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控制。清康熙三年（1664年），巴塘归西藏达赖喇嘛管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清廷派军前往平乱，途经巴塘时，将达赖喇嘛派驻巴塘的土官招降，设土司，自
10、此，清廷正式管辖巴塘。雍正四年（1726年），清廷以宁静山为界，划清西藏、四川、云南界线，巴塘被划入四川。之后，为图西藏安定，清廷快速打通作为官商大道的川藏南线。雍正六年（1728年），在巴塘设置粮台、粮务委员，委派流官13（6）。活跃的090政治流变给巴塘带来了多元的民族和文化。云南丽江木氏土司管理巴塘期间，曾将大量纳西族迁入，垦田种植，推动巴塘农耕技术的进步。蒙古和硕特部接管巴塘，带来了蒙古族及其文化习俗。西藏达赖喇嘛管理巴塘后，派来西藏土官及大量藏族属民，加强了巴塘与西藏的联系。清廷接管巴塘后，在军事、屯垦、贸易、文化等方面大力经营，为汉族、回族等群体进入巴塘打开了格局。巴塘的汉藏交往也
11、是基于上述自然和政治因素而展开的。汉族进入巴塘的最早记载见于 藏程纪略：“至巴塘，气候温暖，地僻人稠，花木繁茂可观，且集市之所，内地汉人亦寓此贸易。”14（12）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陕、川、滇三军前往西藏平息准噶尔叛乱，岳钟琪部途经巴塘，当时有些随军的汉族、回族商队留居巴塘。之后，随着清廷不断加强对西藏的控制，经营川藏大道南路，巴塘的交通和军事地位愈加凸显，汉族向巴塘的流入更加频繁。巴塘海拔相对较低、地势平坦、气候温暖，也是重要的生态因素。根据巴塘方志及档案馆资料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从陕、川、滇随驻防巴塘制营官兵来到巴塘的商贩、艺匠有40多人。乾隆年间，定居巴塘城区的外来户有
12、30多家。经过康、雍、乾、嘉数代对川藏南线的不断经营，在巴塘定居的汉族已经有80多家。他们初到巴塘多从事商业、手工业，在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保留着较为明显的汉族习惯，当地藏族以“八十家汉商”称之15（4）。清末，巴塘又迎来了一次汉族入迁高峰。1905年，清廷派赵尔丰前往巴塘全面推行改土归流，从内地招募大量的商人、垦户、工匠、士兵、文人，巴塘发生了全面变革，汉藏关系在业已形成的多民族交互格局中凸显出来，成为巴塘族际关系的主线。巴塘成为多民族交融地带，形成多重的自然、社会、文化分野，其基础和前提是自然生态因素，其驱动力是政治因素，而最根本的能动性力量则是具体的民族群体基于空
13、间的跨越、生态位的并接所展开的社会文化的连接与整合。内地的汉族与青藏高原的巴塘藏族原本在空间区位上呈分离状态，双方虽然基于生态位的差异，在历史上既有以茶马互市为主的经济交往，也有因朝贡、朝圣而发生的其他往来，但这“遥远的互动”必须依靠物品、人员等媒介，这种间接互动带来的社会文化交流交融，其广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本文所关注的巴塘汉藏关系是基于已经实现了多重边界跨越的具体群体，只有全面呈现他们基于共同时空展开的日常生活层面的交流和互动，才能真正厘清其中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展现民族交往的明朗局面。三、社会生活的全面交融当空间的跨越、生态位的并接完成后，外来汉族和当地藏族共处巴塘这片土地上，基于各自的
14、生计方式开展经济交往，并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社会生活的全面交融。巴塘的“八十家汉商”多数来自四川、云南、陕西，少数来自河南、山西等地。四川和云南的汉族迁往巴塘是因为地缘便利，陕西等地的汉族则大多原先在康定一带经营行商，跟随军队或者商队到处游走，路过巴塘时被温暖的气候、低海拔、地势开阔等自然条件吸引，就由行商改为坐商，留居巴塘。外来汉族与当地藏族在经济交往、族际通婚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细微之处展开社会生活的全面交融。（一）经济交往虽被冠以“八十家汉商”之名，但汉族在巴塘的生计方式是多元的。有的商户从内地购入针线、茶叶、布匹、农具及其他生活用品在巴塘销售，再收购虫草、贝母、菌子等地方特产转销内
15、地，也有泥瓦匠、木匠、铁匠、银匠、皮匠、裁缝，从事屠宰、餐饮、小食品加工等行业，他们就地取材，用自己的技艺进行加工再售卖给当地人。这些商户和当地藏族不断通婚，获得土地后，逐渐偏重农耕，把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入巴塘。历史上，当地藏族以牧业为主。明代丽江纳西木氏土司管理巴塘时迁入一些纳西农户，他们在巴塘城区及周边垦田种植，为当地的农耕技术奠定了基础。随着汉族0912023年第1期（总第169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的不断到来，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和更广泛的作物被带入巴塘。巴塘早期作物限于芫根、萝卜、苦荞、青稞等，汉族带来了更多的品种进行试种和推广。到
16、清末，这里已广泛种植葱、蒜、韭菜、芹菜、茄子、辣椒、莴苣、各种瓜、豆等蔬菜，还引进了苹果、桃、李、杏、梨、葡萄、石榴、核桃等果树。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巴塘汉族商人在生计方式上已经发生较大改变。从事农业的有24家，皮匠兼务农21家，木匠兼务农4家，银匠兼务农5家，裁缝兼务农3家，教师兼务农3家，通司（翻译）兼务农3家，务农兼任军政汉文师爷2家，务农兼厨师2家，务农兼营理发1家，务农兼从事屠宰业1家，酿醋兼务农1家，烤麦芽糖兼务农1家，守水磨兼务农1家，裁缝1家，木匠1家，补碗补锅1家，酿酒1家，专任县政府汉文师爷1家。专事务农和兼事务农的总计72家，约占总户数的90%16。可见，昔日“八十家汉商”的商业色彩已经变淡，他们最初专门从事商业（含手工业）与当地人互通有无，后来在生计方式上与当地藏族逐渐靠拢，彼此嵌合，这表明汉族和藏族在经济生活上的交融逐渐完成。（二）族际通婚传统巴塘藏族等级分明，禁止平民和贵族联姻。初入巴塘的汉族经济社会地位较低，不仅与当地贵族有身份上的等级区分，更有内外之分带来的隔阂，因而他们最初主要与藏族平民联姻。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他们开始与当地藏族贵族通婚，外来男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