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科技可以缓解农民相对贫困吗?基于正规金融视角*黄天鉴(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 0 0 7 1 5)摘 要: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为缓解农民相对贫困提供了新动能,探索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路径,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意义重大。本文基于百度指数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 F S),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农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并从正规金融视角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金融科技进步显著缓解了农民相对贫困。(2)从影响机制来看,金融科技打破了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发挥了长尾效应,使更多农民获得正规金融支持,进而缓解了农民相对贫困。(3)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
2、技对一线城市、文化程度较高和低年龄段农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本文建议政府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鼓励银行间的良性竞争,完善农村金融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民金融知识普及,加快破解“三重鸿沟”。关键词:金融科技;相对贫困;正规金融;农民中图分类号:F 3 2 3.8;F 3 2 7;F 4 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6-4 1 5 3(2 0 2 3)0 1-0 0 5 5-1 6一、引 言2 0 2 0年1 2月3日,随着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庄严宣布: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绝对贫困已然消除,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标志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然
3、而,绝对贫困可以被消除,治理相对贫困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与绝对贫困强调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不同,相对贫困更关注如何实现人们的分配公平问题,其核心是不平等领域的子课题(缪言 等,2 0 2 1;沈扬扬 等,2 0 2 0)。因此,研究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建立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对于破解城乡二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金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其对于缓解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胡宗义 等,2 0 1 4;吴本健 等,2 0 1 9)。传统金融的“二八法则”认为金融机构的服务对55当代金融研究2 0 2 3年第1期*收稿日期:2 0 2 2-1 0-1 5作者简介:黄天鉴,
4、硕士研究生,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数字金融与农村金融。本文入选2 0 2 2年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十届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集。“三重鸿沟”即数字鸿沟、生态鸿沟与教育鸿沟(星焱,2 0 2 1)。新华社北京2 0 2 0年1月1日电,宣言:决胜脱贫在今朝。象应该是资金雄厚和规模庞大的前2 0%客户,而不是后8 0%的尾部群体,这种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显然与金融平等发展的愿景相背离,是正规金融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所在(李建军 等,2 0 1 9)。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迅速发展,金融科技应运而生。2 0 2 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 金融
5、科技发展规划(2 0 2 22 0 2 5),旨在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加强金融数据要素应用,将数字元素注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充分发挥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功能。金融科技的出现能够有效纠正传统金融体系的“嫌贫爱富”,使金融活水重新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与传统的“二八法则”不同,金融科技打破了金融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吴晓求,2 0 1 5),降低了客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王国刚等,2 0 1 5),有利于发挥长尾效应,使尾部8 0%的客户群体也能够获得相应的正规金融支持,进而有利于扭转正规金融机构现有效率和公平皆损的局面,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进而有利于缓解农民相对
6、贫困(李建军 等,2 0 1 9)。基于此,本文将手工搜集整理的金融科技指数数据与2 0 1 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 S)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来验证金融科技对农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并从正规金融视角来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1)将金融科技纳入农民相对贫困缓解的研究体系,探讨“金融科技-正规金融-农民相对贫困缓解”这一影响路径,拓宽了农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成为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2)从微观层面检验了金融科技的减贫效应,回答“金融科技能否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和分配不均”的疑问,并进一步考虑年龄、文化程度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异质性影响。(3)采用工具
7、变量法(I V)、倾向得分匹配法(P S M)和替换变量等多种方法,检验金融科技减贫效应的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二、文献综述“金融科技”(F i n T e c h)一词最早出现在2 0世纪7 0年代(刘少波 等,2 0 2 1),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金融科技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金融科技是一种技术驱动的金融活动或金融创新,它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以提质增效(C h e ne ta l.,2 0 1 9;B u n n e l l e t a l.,2 0 2 0;M i l i a ne t a l.,2 0 1 9;T h
8、a k o re t a l.,2 0 1 9)。沈悦和郭品(2 0 1 5)基于“文本挖掘法”构建了互联网金融指数,为金融科技指数的构建难题提供了思路。随后相关文献急剧涌现,其中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成为重要分支。已有研究表明,金融科技经营成本低、信息透明度高(S h a h r o k h i,2 0 0 8),能够有效突破时空界限(吴 晓 求,2 0 1 5),推 动 商 业 银 行 传 统 业 务 的 升 级 与 转 型(C h e ne ta l.,65黄天鉴:金融科技可以缓解农民相对贫困吗?基于正规金融视角长尾理论最早由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类似于哲学中的“量变引起质变”,它是指
9、无论需求多小的商品,只要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并且商品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足够低时,一定会有人购买。2 0 1 7),倒逼商业银行提升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刘程,2 0 2 1),通过“挤出”效应和“鲶鱼”效应引发商业银行的竞争意识,促进银行竞争(孟娜娜 等,2 0 2 0),最终表现为银行技术的提升和经营效率的改善(杨望 等,2 0 2 0;L e ee ta l.,2 0 2 1)。而竞争性的银行体系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宏观上更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B a n y ae t a l.,2 0 1 7;林毅夫 等,2 0 0 8);在微观层面,银行业竞争能通
10、过促进社会互动和提高居民金融可得性两条路径提升其金融知识水平(粟勤 等,2 0 2 1)。“相对贫困”最早由T o w n s e n d(1 9 6 2)提出,是一个需要参照群体来比较的相对概念,与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略有相似之意。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受到个体发展能力等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收入分配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且内外部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转化,这使得相对贫困的形成机理比绝对贫困更为复杂和多元(张林 等,2 0 2 1)。相对贫困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比例法和指数法(郑瑞坤 等,2 0 2 1),比例法是依据国内外相对贫困标准采用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
11、通常是4 0%、5 0%或6 0%)来划定贫困线;指数法则是通过一定的指标(如收入、教育、医疗、健康、就业)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来合成相对贫困指数。围绕上述相对贫困的内涵与测量方法,学界就相对贫困的成因及治理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总体而言,后扶贫时代下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体三方形成合力,共同建立起动态、包容、灵活、稳定的长效治理机制。金融扶贫是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 0 0 5年联合国(U n i t e dN a t i o n s)就提出金融应服务和普及大众群体,必须纠正金融机构嫌贫爱富所导致的金融排斥局面,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普惠金融体系,进而对提升金融包容
12、性、降低贫困发生率、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推力(K a p o o r,2 0 1 4)。现阶段中国金融扶贫的发展与理想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过于依赖国家政策扶持的“任务导向型”体系导致金融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发生“二次排斥”(李建军 等,2 0 1 9),严重影响金融扶贫的效果。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银行等正规金融遭受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冲击,用传统的“二八定律”来解释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的影响已不能再延续,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研究金融科技、正规金融与农民相对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中国是一个拥有5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 6.1 1%,同时中国也是一个贫困人口大国,
13、7 0%以上的贫困人口与农村人口相重合(赵曦,2 0 0 9)。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制度背景致使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凸显、城乡贫富收入差距显著。经验证据表明,仅仅依靠政府财政“输血式”的扶贫无法从根源上消灭贫困农民,需同时借助财政、金融、社会三方面的合力,才能建立农民相对贫困75当代金融研究2 0 2 3年第1期2 0 2 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的长效治理机制。然而,传统正规金融具有“嫌贫爱富”和“保本逐利”的特点,要想彻底发挥金融在农村扶贫中的“造血式”作用,至少要能使正规金融机构能够“保住本金”,并尽可能追求更高的利润(王定祥 等,2 0 1 1)。现代合约理论(M o d e r
14、 nC o n t r a c tT h e o r y)认为,市场上所有的金融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合约关系,金融扶贫亦是如此,签订合约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充分或比较充分的信息。(2)合约的有效履行(胡士华,2 0 0 7)。在合约履行方面,我国的金融扶贫工作可追溯至1 9 7 8年的改革开放(周才云 等,2 0 2 1),几十年来已积累了较多的扶贫经验,能够确保扶贫工作的顺利高效开展。而在信息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是正规金融无法深入农地的顽疾,如何降低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为正规金融能否缓解农民相对贫困的关键。金融科技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为驱动
15、的金融创新,它的出现对正规金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能够大大降低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正规金融得以深入农地进而惠及更多贫困农民,缓解其相对贫困。第一,金融普惠效应。金融科技的出现使得传统正规金融突破了时空界限的限制(吴晓求,2 0 1 5),通过降低成本、有效控制风险、扩大服务边界等方式打破了普惠金融发展局限,以可负担的成本为农村贫困群体提供他们本无法获得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了金融排斥、降低了贫富差距(吴本健 等,2 0 2 2)。同时,得到金融普惠的贫困农民也会在接受金融服务的同时提升自身金融素养,进而帮助其化解农村正规金融的“有限参与”、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纠正风险偏好倾向
16、、提高家庭投资理财收益(曾志耕 等,2 0 1 5;M u r e n d oe ta l.,2 0 1 6;胡士华 等,2 0 2 1),这些都有利于缓解农民相对贫困。第二,融资约束效应。融资约束既限制了缺乏启动资金的农民做出创业决策(张龙耀 等,2 0 1 3),又阻碍了农民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改善农业生产技术,不利于缓解农民相对贫困。创业是农民脱贫最重要的实现路径与解决方案之一(斯晓夫 等,2 0 1 7),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改善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农业产出也对农民脱贫极为有利。然而,一方面贫困农民往往无法取得正规金融机构信任,正规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无法对其进行放贷,另一方面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生态鸿沟”和“教育鸿沟”(星焱,2 0 2 1),使贫困型农民发生“自我排斥”,致使其缺乏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意识。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有效控制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风险,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也使得农户“自我排斥”现象得到缓解,进而通过融资约束效应促使农民创业、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改善农业生产技术等实现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进而有利于农民脱离相对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