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辽代晚期丧葬文化的交融性以滴水壶辽墓葬俗与壁画为例张杰（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摘要：滴水壶辽墓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是一座辽代晚期八角形单室墓，由墓室、甬道和墓道组成。由于墓葬曾被盗扰，只残留石棺葬具和散落的人骨、骨灰，以及绘制于甬道两侧、墓室内壁上的壁画，并未发现可表明墓主人身份等级的直接证据。自1990年发掘至今，学者围绕墓主人身份特别是墓室中的壁画内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综合学界相关论述，细致分析该墓中体现的丧葬习俗和描绘户外场景的壁画，推断墓主人为契丹下层贵族。滴水壶辽墓在墓葬形制、壁画分布设计和题材内容等方面，均反映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生活习俗、丧葬观念的
2、深刻影响，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辽代晚期丧葬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历史状况。关键词：滴水壶辽墓；丧葬习俗；墓葬壁画；文化交融中图分类号：K87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3）01-0097-07DOI：10.20076/ki.64-1065/G4.2023.01.012收稿日期：2022-11-1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多民族服饰文化融合及中华文化认同实证研究”（19ZDA183）作者简介：张杰（1992），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辽代历史与考古、北方民族艺术研究。引用格式：张杰.辽代晚期丧
3、葬文化的交融性以滴水壶辽墓葬俗与壁画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滴水壶辽墓于1990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附近发现1，为八角形单室墓，由墓室、甬道、墓道三部分组成，壁画绘制于八角形墓室内壁与甬道两侧，其中甬道两侧分别绘有“出行图”和“归来图”。墓室内除墓门以外，其余七个壁面皆有壁画。四个壁面绘有生活场景图像，另外三个壁面上方绘有帐幔，下方绘制“荷花水禽图”以及梵文书写的题记。由于帐幔内壁画与水草、鸟禽有关，发掘者因之判断与契丹四时捺钵制度有关，应是一幅描绘契丹毡帐的图像。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壁画应为屏风画，是墓主人“内寝”的象征2，但并未对墓室内其他壁画与帷幔
4、、屏风画的组合关系做进一步探讨。基于以上观点，笔者对墓主人的族属及身份进行推断。从墓葬壁画的内容与墓室空间布局的关系来看，滴水壶辽墓整座墓葬壁画内容可分为墓室甬道处的户外场景和墓室内部的生活场景，墓室内所展现的画面也可以幔帐为界，分为生活场景和想象中的墓主人“内寝”空间。通过对滴水壶辽墓葬俗和壁画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探讨汉文化对契丹丧葬文化的影响。一、墓主人族属及身份滴水壶辽墓在发掘前曾被盗扰，仅剩一具石棺以及散落在墓室东北角的人骨和骨灰，未见其他0972023年第1期（总第169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随葬品。从墓葬形制、壁画的题材和风格来看，发掘
5、者初步认定滴水壶辽墓为一座辽代晚期壁画墓。因墓中缺少墓志和题记等文字信息，发掘简报对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尝试通过对比分析滴水壶辽墓与同时期其他辽墓，进而对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提出新的认识。从丧葬习俗的角度看，滴水壶辽墓采用了火葬形式，这种葬俗通常见于信仰佛教的契丹人与汉族的墓葬。刘江涛在 契丹火葬墓探析 一文中指出，火葬墓虽在契丹墓葬中所占比例较小，但仍可根据墓葬的形式分为五种类型，并将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辽墓、辽宁锦西西孤山辽墓、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四号辽墓、辽宁建昌龟山一号辽墓划归为第五种类型3。其中，白塔子辽墓4在墓葬形制和等级方面与滴水壶辽墓较为接近，二者都采用了火葬，
6、但葬具并不相同，白塔子辽墓为木棺，滴水壶辽墓为石棺。两座墓葬虽然都没有出土可以判定墓主人族属和身份的随葬品，但白塔子辽墓的淤土中发现了墓主人的烧骨和铜面具，这与契丹人死后使用金属面具覆盖面部的葬俗相符，说明白塔子辽墓的墓主人为契丹人，对我们推断滴水壶辽墓的主人身份提供了参考。从墓葬壁画的角度看，滴水壶辽墓与同一地域发现的巴林左旗帐房山辽墓5同属火葬墓，二者在壁画内容和布局设计上颇为相似。帐房山辽墓天井南壁和滴水壶辽墓甬道南壁均绘制有“出行图”，并且图像内容相近，这说明两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因身份等级相仿，使用了同类绘画“粉本”。帐房山辽墓天井北壁所绘“仪仗图”中有五鼓五旗，这彰显了墓主人的契丹贵
7、族身份，但贵族等级并不高。滴水壶辽墓与白塔子辽墓、帐房山辽墓的葬俗和壁画内容及布局设计都有相近之处，结合以上考古信息可以初步推断，滴水壶辽墓主人为辽代晚期契丹下层贵族。辽代晚期汉族墓葬与契丹墓葬在形制和壁画上具有趋同性，而且一些信仰佛教的汉族也实行火葬，如果没有明确的墓志，是很难判断墓主人的族属的。在辽代晚期社会中，一些汉族地主乡绅通过捐官等形式参与政治，在这些汉族的墓葬中出现了契丹人特有的壁画题材。如辽代晚期的河北宣化张氏家族墓6（8307），其家族成员多为汉族，但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及布局与契丹人的墓葬几近相同，因崇信佛教，在葬俗上采用了火葬，并把骨灰和余骨放在真容木偶像中。张氏家族墓的壁画
8、中出现了契丹侍从形象，也有契丹人墓葬中常见的“出行图”，与滴水壶辽墓的葬俗和壁画设计有相同之处。张氏家族墓与契丹墓葬也存在差异，如在葬具的选用上，张氏家族墓使用真容偶像以存放骨灰和余骨，而契丹墓葬多有作为覆尸仪物的金属面具和网络；再如墓葬壁画内容，张氏家族墓的“出行图”壁画的仪仗内容与契丹人墓葬“出行图”壁画也有所区别。因此，在辽代晚期，像张氏家族这样的汉族墓葬虽然出现了一些契丹墓葬的元素，但与契丹墓葬仍有明显差别，这也进一步说明滴水壶辽墓的墓主人为契丹人的可能性更大。辽代晚期汉族与契丹人的丧葬习俗出现相似之处，主要是由文化交融所致。早期的契丹丧葬并不营建墓葬，北史 卷94 契丹传 记载：“父
9、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7（3128），这种先树葬、后火葬的习俗与滴水壶辽墓所采用的土葬、火葬相结合的葬俗有很大区别。早期的契丹人先树葬、后火葬的葬俗是萨满教等原始宗教观念的体现，而营建墓室、采用土葬与火葬相结合的葬俗则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契丹人建国前后，汉族已经广泛参与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务，汉文化对契丹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丧葬文化，契丹人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汉族的丧葬观念及其文化也逐渐融入契丹传统丧葬文化。以滴水壶辽墓为代表的土葬与火葬相结合的丧葬形式，
10、不仅反映了契丹人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也反映了汉文化对契丹文化的深刻影响。滴水壶辽墓的葬俗和壁画设计既体现了汉文化的影响，又具有契丹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中华大地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098二、壁画所反映的墓主人身份信息壁画墓是辽墓的一大特色，但所占比例并不大，并且深受墓主人身份及财力的影响和制约，壁画并非辽代墓葬空间壁面装饰的必要因素。从已发现的辽代壁画墓的墓主人身份看，社会等级跨度较大，上至契丹皇室贵族（如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汉人望族（如韩匡嗣家族墓、耿延毅家族墓），下至低等级贵族（如滴水沟墓、帐房山墓）、汉族富户乡绅（如张氏家族墓）。契丹人营建墓葬和墓内壁画装饰的葬俗虽是借鉴汉文
11、化的结果，但在契丹传统文化和墓主人社会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下，辽墓壁画的精美程度和内容题材各具特点。在没有发现墓志和题记等明确的文字记述的情况下，墓葬壁画就成为判断墓主人身份信息的重要线索。契丹人营建墓葬并以壁画装饰是对汉族葬俗的模仿和借鉴，其在甬道与天井处绘制的“出行图”与“归来图”极具契丹文化特色，图像内容主要是契丹侍从形象以及鼓乐、仪仗等契丹贵族活动场景。滴水壶辽墓为八角形单室墓，与辽代其他高等级贵族墓葬相比，形制较简单，这说明墓主人是等级较低的贵族。在这样的墓葬中，壁画一般分布于甬道两侧与墓室内，图像内容都与侍从有关。甬道处一般绘制与室外活动相关的壁画，墓室内绘制生活类主题的壁画。滴水
12、壶辽墓的甬道绘有对称的“出行图”与“归来图”，墓室内绘有梳妆、备饮等日常生活场景图像。这种壁画布局符合辽代低等级契丹贵族墓葬壁面装饰的一般规律。滴水壶辽墓的甬道北壁绘有一幅“出行图”，甬道南壁绘有一幅“归来图”，两幅图像南北对称。“出行图”中绘有四名侍从和一匹马，由于墓壁损坏较严重，第一名侍从的上半身图像已完全剥落，下半身位于马身后，仅见绿袍、麻鞋。其后两名戴黑帽的汉族侍者立于马的两侧，一人持一把张开的伞，一人引马向前行走。牵马男子回头望向后方，似在观望后面的人。一名髡发契丹男子佩戴腰刀，位于整幅图像的后部。在整幅图像中，马的形象生动传神，马具十分精美，马额梳小辫，马尾被捆扎成束。相同类型的马
13、匹图像在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和库伦旗辽墓等契丹人墓葬壁画中也有发现，冯恩学认为这是辽代契丹马的特殊装饰方法8，所以壁画中的马匹图像也能证明滴水壶辽墓主人的契丹族属。侍者手中所持之伞与“归来图”中侍从所持之伞的形状并不相同，似与华盖有关，与宋代画家马麟的 三官出巡图 中的华盖相似。在马的上方绘制华盖，不仅指明此马为墓主人所乘之马，也喻指墓主人的贵族身份。“归来图”所绘四名侍从的手中均持有墓主人户外活动所使用的物品，其中三名戴黑帽的汉族侍者位于图像前端，一名契丹侍从位于图像末端。第一人手持带铁链的提罐，第二人手持胡床，第三人持一把未打开的罗伞，第四名髡发契丹男子所持似为装有衣物的包袱。胡床和罗伞
14、的形象常见于辽墓壁画中，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胡床的实物，这二者可能是供墓主人在户外歇息的物品。另一名侍者所持提罐在 宋史 卷153 舆服志五 中有记载：“民间毋得乘檐子，及以银骨朵、水罐引喝随行”9（3576），檐子、银骨朵、水罐皆非平民所能使用的器物，有着鲜明的身份标志和使用等级。帐房山辽墓的“出行图”与滴水壶辽墓的“出行图”和“归来图”有相似之处。在帐房山辽墓“出行图”中，马匹位于四名侍从之前，未见牵马侍从。右起第一人持仗，第二人持带铁链的提罐，第三人持伞，最后一人持胡床。从侍从组合与壁画内容来推测，这两座墓葬壁画所使用的“粉本”年代间隔不长，墓主人的社会地位也比较相近。但是在帐房山辽墓中
15、，本应是“归来图”的位置绘制了五鼓五旗“仪仗图”。辽史 卷58 仪卫志四 记载，契丹国仗为“十二神纛，十二旗，十二鼓，曲柄华盖，直柄华盖”10（918）。五鼓五旗“仪仗图”说明了帐房山辽墓主人的贵族身份，以此推测，有着相似壁画内容的滴水壶辽墓主人也应为贵族，只是等级较低。“出行图”“归来图”“仪仗图”等户外活动题材的壁画构成了组合式壁画，在众多辽代壁画墓的0992023年第1期（总第169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甬道、天井中经常出现。从滴水壶辽墓和帐房山辽墓的壁画看，这种组合图像并非固定样式，在不同辽墓中有不同组合形式，例如，身份更为显赫的契丹后族
16、萧和墓的甬道更高、更长，其户外活动题材壁画因而规模庞大11。虽然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与墓室规模的差异会影响墓葬设计者对壁画内容及其规模的选用，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契丹墓葬中的壁画是契丹人效仿和借鉴中原礼制和舆服制度的结果，反映出契丹人丧葬礼俗中的尊卑等级观念。三、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滴水壶辽墓的八角形墓室除墓门以外的七个壁面都绘有壁画，其中，绘制的幔帐将壁画分为两部分，幔帐外绘有四幅墓主人寝室生活题材图像，幔帐内绘有“荷花水禽图”，上方有墨书梵文题记。发掘简报认为，墓室壁画设计者将墓主人拟居在毡帐之中，帷幔就是毡帐的帐门，帐外的“荷花水禽图”描绘了夏季水草丰美的场景，体现了契丹人“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10（373）的捺钵习俗，墓主人应该是经常跟随皇帝巡游的近臣1。冯恩学分析了滴水壶辽墓壁画的布局和设计后认为，墓室壁画符合汉族前堂后寝之制，与契丹人的穹庐毡帐并无关系，八角形墓室是深受佛教影响的宋辽墓葬常见形制，与墓主人的佛教徒身份相吻合。关于墓室内的壁画设计，简报提出位于帷幔内由六幅带有边框的长条形壁画组成的“荷花水禽图”应为花卉屏风，而冯恩学认为，这种墓室的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