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经济再生产与增长模型中的非生产性活动与内生技术变迁埃里克奥尔森(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 经济系，美国 堪萨斯城 64110)收稿日期:2022 09 16作者简介:埃里克奥尔森，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经济系副教授(olsenek umkc edu)，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摘要:将非生产活动纳入基于马克思再生产图示的增长模型的分析表明，劳动力榨取和技术变革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有关，因此是内生的。非生产性劳动被证明具有潜在的矛盾效应:非生产劳动的增加可以挤压利润，减少增长或提高工作强度、提高生产力、促进技术变革，从而提高盈利能力和增长。经验证据表明，这两种效应在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均
2、有所体现。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也显示出依赖于经典的增长动态，在这一动态中，利润率和储蓄率决定了增长率。关键词:非生产性活动;马克思主义动态;内生技术变革;监督;劳动生产率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2674(2023)01 021 16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短期周期动态与长期周期动态的理论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利润率趋于下降论、消费不足论和利润挤压论。虽然每一种理论都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深刻见解，但当他们试图理解 20 世纪美国非生产性劳动增长的后果时，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像目前所理解的那样更为有效。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发现，非生产性就业持续处于上升状态，有证据表明其他发达资本主
3、义国家也是如此。但这一问题尚未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动态理论当中，并且几乎没有得到正式处理。在这一问题上，理论工作的相对缺乏使人们很难理解其原因和后果，这也限制了马克思理论对当代问题的解释力。基于此，本文试图结合非生产劳动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非生产劳动对马克思主义长期经济动态理论的潜在影响。由于本文涉及马克思理论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方面，因此需要按照马克思的原著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尽力将模型与阶级理论联系起来。本文的第一部分回顾了最近关于非生产性活动和经济动态的实证与理论文献。文章第一部分讨论的文献虽然众所周知，但却首次涉及非生产性活动和增长问题。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要表明:整合这
4、些见解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非生产性活动，并且可以考察非生产劳动更为广泛的潜在影响。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非生产性劳动，但这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再生产和增长理论是分离的。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直是独立存在的。为了将它们明确地结合在一起，第二部分发展了一个正式的再生产和增长模型，将非生产性劳动纳入模型。本文给出了这一模型的三次迭代，以隔离非生产性活动的不同方面，并说明在第一部分中发展12的处理非生产性活动方法的含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讨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本身的区分，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理论中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这
5、一区分被接受为一个前提，本文的目的是解决其中的一些后果。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动态以及对非生产性劳动提出的命题的实证支持，确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的生产性劳动的基本定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谢赫(Shaikh)和托纳克(Tonak)根据两个标准非常简单地定义了生产劳动:(1)与资本相交换的工资劳动，即“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以及(2)生产劳动1 30 34。其他作者给出了不同程度复杂性的定义，但这两个标准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劳动定义的共同基础。这个定义涉及两个维度:首先是生产和非生产活动之间的区别，这是所有经济理论共有的;其次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关
6、系之间的区别，这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的。本文的重点是资本主义部门内部的劳动，而不是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的关系。谢赫和托纳克进一步指出，“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之外的所有劳动”1 30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非生产性的。这不是因为这种劳动是不必要的或无用的，而是因为它不是生产劳动，也不是用于生产资本。因此，非生产性劳动的范畴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劳动，本文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这会对经济产生类似的多样化影响。一、非生产性活动的经验与理论研究谢赫和托纳克的估计表明:1948 1989 年期间，美国经济中 85%的就业增长是非生产性劳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中非生产性就业所占比例从 43%提高
7、到 64%(数据如图 1 所示)。他们的数据还表明，尽管非生产性就业主要发生在非生产性部门(如贸易，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但包括生产性部门在内的其他部门(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运输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政府部门)的非生产性就业也在不成比例地增加。1948 1989 年开始时期，大约四分之一的非生产性工人处于其他生产部门;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一。图 11948 1989 年美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资料来源:“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accounts”表 F 1谢赫和托纳克的
8、发现与其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一致。莫恩(Mohun)深入讨论了谢赫和托纳克用于估算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方法，并将其修改后的版本应用于 1964 2001 年期间的新数据集2。莫恩的研究发现，1964 1989 年期间，美国就业总人数的非生产性份额与谢赫和托纳克的估计非常接近。并且发现，尽管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趋势逆转，但非生产性就业的比例在2001 年222023 年第 1 期又恢复到 1989 年的水平。沃尔夫(Wolff)对 1947 1976 年期间的数据估计也呈现类似的趋势，但略低于谢赫和托纳克的估计(在整个系列中大约低了 4 5 个百分点)3。莫斯利(Mosel
9、ey)的研究发现，在1947 1977 年期间美国经济中非生产性劳动的份额稳步增加4，但他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分类与其他研究中使用的标准略有不同，因此莫斯利估计的非生产性就业份额(1947 年为 26%，1977 年升至 39%)始终低于谢赫与托纳克、莫恩以及沃尔夫的估计。戈登(Gordon)并没有使用“非生产性劳动”这个术语，但他确实观察到 1948 1994 年期间，美国经济中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和监督员工)不断增长这一重要的现象。他发现在此期间，公司的这种“官僚负担”占美国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大约增加了 50%。5 前述的研究都验证了吉尔曼(Gillman)在其关于美国经济的开创性实
10、证研究中首次发现的趋势。吉尔曼的工作表明，谢赫和托纳克、莫恩、沃尔夫、莫斯利以及戈登在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现的非生产性活动的增长早在30 年前的19 世纪末期就开始了。同样，巴兰(Baran)和斯威齐(Sweezy)也指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盈余规模的增长(他们将其追溯至 20 世纪早期的几十年)带来了为盈余寻找出路的需求6。对他们来说，垄断资本主义下剩余增长趋势的一个对应面是为日益增长的剩余提供出路的非生产性活动的扩张。吉尔曼还首次尝试解决非生产性劳动增长的理论后果。他断言，如果想通过实证观察利润率的趋势并解释资本主义的长期和周期性动态，必须考虑非生产性就业和成本的增长7 6，7。吉尔曼指出，需
11、要用净度量来重新定义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 S/(C+V)，其中 S 是剩余价值，C 是不变资本，V 是可变资本，则净度量为:(S U)/(C+V)+U;其中，U 是非生产性工资和材料成本。根据吉尔曼的观点，S U的剩余是传统的利润衡量标准，而 C+V+U 的总和更好地表达了产业资本家所产生的总成本，这个净度量是一个更合适的利润率衡量标准，因为“正是这些净结果引导资本家参与商业决策，并决定了 191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7 85。强调 1919 年以后的时期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后他发现 U 迅速上升，因此“净利润”下降。吉尔曼对马克思利润率的重新定义指出了将“利润”定义为与剩余非同时出现的复
12、杂情况。雷斯尼克(Resnick)和沃尔夫对此进行了探讨8 180 183。沃尔夫首次将非生产性活动纳入正式的经济增长模型3。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范畴对战后美国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的背景下，发展了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然而，沃尔夫的模型除了使用生产性/非生产性区分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几乎没有联系。相反，沃尔夫对非生产性活动的正式分析的灵感来源于鲍莫尔(Baumol)的两部门(制造和服务)非平衡增长模型9，该模型与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这项工作旨在将马克思关于非生产性劳动的概念转化为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沃尔夫的模型中，生产性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可以被消费或投资，非生产部门的“产出”名义上是
13、生产部门的一种“投入”。这一产出之所以只是生产部门名义上的投入，是因为其被假定对该部门的产出没有影响，即它是生产部门每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不会增加产量。沃尔夫模型的动态源于这样一个假设:当生产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时，非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保持不变。其结果是:随着经济增长，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下降，而非生产性活动逐渐增加。在增长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为零的情况下，整体生产率增长稳步下降。熟悉鲍莫尔关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低生产率增长率论点的读者将会认识到，沃尔夫的模型将鲍莫尔的服务业对经济的影响理论改编为非生产性活动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达特(Dutt)从沃尔夫的工作中汲取了
14、灵感，并发展了一个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10。达特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明确地寻求构建新马克思主义模型，因此没有采用沃尔夫所采用的新古典结构。但达特的论文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达特的模型是公认的新马克思主义，除了提到32马克思经济再生产与增长模型中的非生产性活动与内生技术变迁沃尔夫和莫斯利的一些作品之外，他没有做任何努力将他的模型与马克思的著作或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由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缺乏对非生产性活动的正式处理，达特在建立模型时没有太多可借鉴之处，因此达特的做法本身并不是问题。但由于达特对马克思的著作关注不足，我们很难看出达特的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
15、。因此，无论达特的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见解，我们都很难判定其是否有助于从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非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其次，与沃尔夫模型非常相似，达特模型的长期动态是由两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差异(生产部门为正，非生产部门为零)驱动的:假定两个部门的工资增长相同，非生产性劳动相对于生产性劳动的增长导致非生产性劳动成本上升降低了经济的积累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达特模型的长周期动态最终也是由“鲍莫尔病”驱动的。通过把握这些鲍莫尔型效应，马克思主义当然会有所收获，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非生产性活动对马克思主义长周期动态的影响不能仅限于此。最后，由于达特只是将非生产活动作为一个单独的非生产部门纳入模型，
16、而未考虑生产性部门的非生产性活动，也即，达特模型根本没有考虑生产性部门内非生产性活动的潜在影响。因此，达特模型只是部分地捕捉了资本主义经济中非生产性活动的影响。更全面地描述非生产性劳动的第一步是承认它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莫斯利在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生产性劳动可以被区分为流通或监督劳动时，对非生产性劳动做出了重要的区分11。从广义上讲，流通劳动与贸易和金融活动有关，而企业管理和工人监督则需要监督劳动。沃尔夫 达特对非生产性活动建模方法提供了对流通活动作用的一些洞察，但没有提供对监督劳动作用的见解，特别是对生产企业中监督劳动作用的见解。正如上文所描述的，美国有三分之一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在经济的生产性部门中就业，因此沃尔夫 达特模型的假设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影响绝不是微不足道的。监督劳动本身有两个与资本主义动态特别相关的不同方面，因为它们都被用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因而直接关系到增长问题。第一个是马克思所谓的“监督劳动”，他将这个功能归于公司非生产劳动的一部分:“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