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Vol.37 No.1Feb.2023第 37 卷第 1期2023 年 2 月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收稿日期：2022-09-20基金项目：2022年度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闽南红色金融史料整理与研究”（FJ2022JDZ043）作者简介：魏俊（1981-），女，河南信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专门史。清初海上对外贸易政策变化研究魏俊（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摘要：清政府制定海上对外贸易政策时是基于政治统治稳定的因素，而非基于财政
2、上的需求。选择严禁海上对外贸易，是因为从政治上要防止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谋求从闽粤之地补给物资，切断郑成功的后援路径。当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基于对沿海百姓生活上的关切，取消了海禁，以贸易行为促进经济发展。随后又出现了部分商民居海外不回导致人口减少的问题，不得已清政府再度严禁。但是，在国际上其他国家迫切的贸易需求之下，在沿海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的需求之下，清政府最终决定进行四口通商，增加对外贸易收入，以此开拓财政收入来源，改善民生。关键词：清政府；海禁；海上对外贸易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0882.2023.01.012自1514年葡萄牙人到来
3、至清代，海外贸易历经百年间的经营，已初具规模，沿海四处通商口岸随处可见番船和外国蛮人。虽然朝廷有规定不准出售金银铜钱和兵器等，但是瓷器、丝绸、棉布等货品，外商满载而去，银钱满载回来。1655年，清政府海上对外政策发生了改变，究其原因，乃是从政治统治稳定的因素进行考量，而不仅仅是从开拓财政收入来源的角度。一、清初海上对外贸易，历经严禁、取消与再度严禁为了解决明末清初战乱和天灾带来的财政上的困难，康熙朝初采取盘活贸易开拓财政收入来源的政策，对于闽粤沿海之地的海上贸易，较之明朝的严禁政策，相对缓和宽松。沿海居民可以从事小额短程的对外交易活动，百姓的生活随着基本经济行为的活跃而有所好转，当地政府的财政
4、压力随之有所减少。但是到了1655年，清政府为了切断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从闽粤沿海地区获取后援物质力量，仅允许商人携带货物下澳贸易，严令沿海地区戒严，不许一艘船下海，对违背命令者置之重典。五年后颁布更为严厉的海禁，“迁沿海三十里于界内，不许商舟渔舟一舠下海”，1(P1855)对于违限不迁出者，将会施于严厉的刑罚，致使沿海居民大多处于失业状态。在1662年3月至1664年5月再令沿海民众内迁八十里。这一时期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饷的迫切需求不得已而允许澳门继续进行对外贸易。这次大规模的严厉海禁，是清朝首次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而非财政上的理智需求来改变海防政策。此次海禁严苛到“无许片帆入海”的程度，清政府对违
5、背命令者置之重典，临海百姓不敢进行任何贸易行为，经济上处于萧索停滞的状态。靠海不能吃海让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导致了对朝廷海禁政策的不满情绪，怨声载道。鉴于民情的愤慨，清政府的政策缓和了些，在一年后的六月，下令沿海地带范围在三十里“不许商舟一舫下海”。较之前的政策而言，给予沿海百姓三十里的活动范围，无疑是带来了小区域贸易活动，但是清政府同时下令把所有的船只烧毁，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去除了从事海上对外贸易的工具，把沿海百姓的交易行为限制为内陆居民的就近交易的区域范围内，实则是施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因为沿海地带和内陆市场并不相似。内陆市场三十里地的区域范围内，可以集合成相对大规模的集贸市场，这是内
6、陆的土壤质量相比沿海好得多，可以进行农作物的耕种和土特产的培植，尤其是山区土质比沿海的小山丘更适合挖掘出集贸市场上的产品，实现靠山吃山，种田吃粮。沿海居民三文章编号：1674-0882（2023）01-0054-05 542023年十里的区域范围内，土地提供的天然资源极少，而且近海鱼类数量少价值低，去掉每户基本生存资料的需求后，几乎没有可以从事交易的余量，靠海吃不了海，生活质量远远低于内陆居民。到了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加之三藩之乱亦被平息，政治上设立海禁的因素不存在了。鉴于战争带来的严重的财政亏空、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以及沿海居民的海禁之苦，康熙帝决定放开海禁，薄征其税，可补充闽粤兵饷，
7、亦可安养民众。开海贸易，允许民、商进行海外贸易活动。次年颁令鲁、浙、广东和江南等沿海地区海口开海贸易。有出洋贸易意愿的民众和商人，首先呈明地方官，然后由地方官发放执照，凭着执照可以出海进行贸易活动。经过海外贸易初具规模，沿海随处可见番船和外国蛮人。朝廷规定不准出售金、银、铜钱和兵器等，但是瓷器、丝绸、棉布等货品交易频繁，初步显现出清朝初年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份额的实力，这对于多年以后海上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一时期海上对外贸易显现出来的巨大利润空间，所以在台湾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国家安防上的隐患得以消解后，清政府将海上对外贸易政策抉择的重心落在财政收入的开源上。随着对外贸易的日
8、益发展，商民出洋人数日益增多。有一部分闽粤居民与海外之人的往来频繁，有一部分沿海商民鉴于贸易中的未知风险，运上粮食和其他物品，在取得一定利润或者被自然条件所阻碍的状况下，选择移居东南亚而不回归。这种沿海商民在人口数量上的变化，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因此对海外贸易有所限制，不允许五省沿海之外的内地客船商船前往吕宋、噶喇吧等地进行贸易活动。沿海居民随着经济收入的减少生活水平受到了影响，“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以致于“百货不通，日蹙”。2(P117)此次海禁政策造成的递进式越来越贫困的经济生活，能将沿海百姓对于生产的信心销蚀殆尽，能将社会经济
9、生活的生命力逐渐地减弱，直至萧索到近于停滞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区域内的财政收入和治理建构，形成了地方官税收入与民众收入皆处于不良状态之中。再度严禁时，除了沿用之前禁止内陆商船去南洋之外，又令粤闽两地水师出营查巡，缉拿违抗禁令出海者，对于外来贸易之夹板船要求地方官员严加防范，对出洋商船的规格、地点及手续等均有详细的规定，不仅“取具船户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给船单，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而且“每日每人准带食米一升，并余米一升，以防风阻。”2(P195)倘若被官府稽查到船上存有超过限额的米，船付和商人一起治罪。如果船和米分开运输，使用小船偷偷地运米，
10、将会严查之罪。对于把船卖给外国人的行为，严惩不贷，造船和卖船同罪，立即斩杀。倘若有人出海，后留居国外，清政府将会行文至外国，将此人押解回国立即问斩。知情目击但是不上报不制止的人将会被枷号三月。这种连带的处罚对沿海居民起到了强烈的威慑作用，很少出现冒险出海贸易的行为。沿海百姓们的生活来源随着贸易行为的减少和消退而窘迫，进入日益穷困艰难的民生状态，滋生出对朝廷严厉的海禁政策的不满舆情。小部分地方官员在执行朝廷政策的过程中，虽然照规行事，但是针对税收额的减少造成财政上出现困难的状况，仍然提出遵循民意进行开海贸易的建议。闽粤沿海之地有个别地方官吏对部分同僚提出的开海贸易建议，提出了拖延一两年后寻到合适
11、的机会再开海的计策，意图明显在于只顾个人政治治理上的业绩，而弃百姓于穷困生活的煎熬中，实为庸官低政，危害性不小。二、国际贸易开拓市场的迫切需求，对清朝取消海禁扩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政府开海贸易的政策最终确定要来，除了解决和改善沿海百姓的困苦生活的考量之外，关键因素在于国际贸易对清朝市场的迫切需求。纵览国际诸国与清朝的贸易，可以发现清朝之于国际市场有着巨大的资源优势，数量巨大质量高优的特产交易，将会给清政府带来的庞大的利润空间，成为清政府在政治稳定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不得不考量的经济因素。亚洲、北美和南美洲等多数国家从十六世纪开始沦为欧洲的西班牙、英国、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殖民地（半殖民），本土稍有市
12、场销售前景的物产均被宗主国掠夺侵占。与清朝进行贸易往来最早的国家是葡萄牙。葡萄牙商人拉斐尔佩雷斯特勒洛1516年到达广州。次年费尔南 佩雷斯 德安得拉得带领八艘商船来到中国，其中两艘进入广州。他们在广州进行公平交易，让清廷大为满意，受到热诚的欢迎和招待。但是1518年葡萄牙商人再来时残暴粗鲁，掠夺南部海岸乡镇居民财物，杀死并不反抗的居民，于1521年被驱逐出境。1560年，葡萄牙人使用欺骗的手段得到了澳门暂住权。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垄断航运独占市场，中葡之间的贸易活动快速增魏俊：清初海上对外贸易政策变化研究 552023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葡商被清政府一直限制于澳门，只是偶然
13、地短暂地和其他的外商船只一起自由航行。广州每年输出到葡萄牙的货品中丝货达到5300箱（每箱装有100匹丝绸或者150匹绢），另有麝香、珍珠、瓷器、糖等各种珍稀物品。3(P135)清朝与西班牙的商贸活动开始于1575年。“西洋诸番，银多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商贸于吕宋运银”。3(P135)广东通志 中记载“其地多铸花边银钱，无物产，海舶来粤者，惟载银而已”，4(P214)西班牙商船“器械甚精”。3(P135)马尼拉是清和西属美洲之间贸易的转运站。1565至1815年间马尼拉大帆船和丝船以每年一至四艘的数量航行于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之间。西属墨西哥官员和商人从对西属菲律宾的贸易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14、从1571持续到1815年他们尽力维持这条贸易线的顺畅达250年。马尼拉大帆船将白银运往亚洲，换取中国的丝绸等等各种商品，对于西班牙帝国限制白银输往亚洲的政策，基本上没有执行。美洲白银年产量最高可以达到3600000两，大部分流到了中国。在1570年至1760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为243370000两。清代海禁取消后 1684年至 1716年间清商船平均每年有20艘抵达马尼拉。1717年，清政府颁布南洋禁航令防止商人形成反抗势力，英国东印度公司此时亦前来这条贸易线抢夺资源，于是这条航线上的清代商船数目减少。清朝和瑞典的贸易活动始于1732年。每一年瑞典来到中国的船只从未超过两三艘
15、。从1732到1747年间总计22艘商船来到粤海关。清朝与丹麦之间贸易始于哪一年无法确定。在1732年至1744年间，丹麦来到中国商船达到32艘，只有27艘商船回国。一口通商时期与丹麦的贸易一直持续，但是规模并不大。清代和法国之间正式交往是在清康熙年间，法国正值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利用传教士打通与清朝的联系。1520年第一艘法国商船“安菲特里忒号”到达广州。之后每年会有二、三或者四艘商船来到广州，但是中法之间的贸易规模并不大。在1832年至1833年里，广州来过3条法国商船。关于清代和荷兰的贸易马士记载是始于1602年。“红毛番、红夷”荷兰人的抢劫掠夺恶行长时间内被郑芝龙父子遏制。荷兰商人想把澳
16、门作为交易地点，被清政府拒绝，于是移到广州。荷兰商人主营香料生意。他们将马六甲周围的树木破坏掉，专种丁香、豆蔻和腊梅等。一口通商的大多数时间里荷兰与清代之间的贸易困难连连，每年只有三四艘商船来到广州。直到1832年贸易状况才有所好转。在这一年来到清朝的商船达到17艘，出口值为656645元，进口值为457128元。1634年英人开普汀 威德尔率领商船到达澳门。次年有两个英国人来到广州，与广州官员商定了双方开通贸易。1684年英国才在广州得到一个永久性的据点。意大利一直垄断着东印度的土特产交易，葡萄牙发现了新航线之后，挤进对印度的贸易。荷兰兴盛之后，对所到之地牢牢的控制，甚至通过战争，瓦解葡意的垄断，与英国人处处争抢作对。英国1757年普拉西战后，占领印度的孟加拉邦，1876年完全占有印度，掠夺印度任意一种具有销售市场的物产。英国国王授权给冒险家们，如果发现任何的机会，都可以在那里进行贸易（在博纳海角以东的任何地方）。冒险家们“可以把他们可能发现的和认为对我国有利益、有荣誉、值得据为己有的一切地方，占据下来”，3(P139)鼓励私商和偷运，查理一世国王亦是这种私商贸易的股东，并且投资一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