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萨利安格尔梅丽：塑造 法律人类学*马克古德尔*著戴溪瀛*译由衷感谢法律多元与非正式法律期刊的编辑们邀请我就萨利安格尔梅丽（Sally Engle Merry）对法律人类学所做贡献发表一点拙见。与传统的悼文或讣告相比，我更希望能带领大家进入实质性的讨论，和大家一起回顾萨利的职业生涯及其研究成果对法律人类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我看来，萨利对法律人类学的贡献可分为三类：学科建设、理论以及研*本文原文为英文，原载于法律多元与非正式法律期刊，2021 年第 53 卷第 1 期，第 410 页。Mark Goodale(2021),“Sally Engle Merry:Shaping the Anthrop
2、ology of Law.”The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53)1:410.译者已获得马克古德尔教授中文翻译授权。*马克古德尔（Mark Goodale）是瑞士洛桑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实验室（LACS）主任。*戴溪瀛，云南大学法学院 2018 级民族法学博士研究生。萨利因病辞世后，多个机构表达了哀思，其中包括政治和法律人类学评论（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polarjournal.org/2020/09/14/remembering-sally-engle-merry
3、/；美国法律与社会 协 会（the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lawandsociety.site- Anthropologist）（译者注：该讣告已于 2021 年 9 月发表于美国人类学家第 123 卷第 9 期）。萨利安格尔梅丽：塑造法律人类学 19究方法。在介绍萨利如何通过这三类贡献塑造法律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时，我将强调其中的几个关键概念。在我看来，这几个关键概念能够最好地说明萨利何以名垂青史。在学科建设方面，萨利为法律人类学在学科内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萨利初入该领域时，恰逢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law and soci
4、ety movement）步入快速扩张阶段。当时的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开展简单的社会法律研究（sociolegal research），他们希望将法律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过程加以研究，进而改变对法律本身的理解。在法律与社会运动中，萨利成为使用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开展社会法律研究的中流砥柱。萨利与同时期其他几位人类学家一道，共同致力于推动法律人类学在法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强势学科中建立起稳固的地位，而正是这些学科构成了法律与社会运动的中心。多项高水平的成就，标志着她作为美国法律与社会协会法律人类学学科倡导者所取得的成功：1993 年至 1995 年，萨利成功当选美国法律与社会协会主席；2002 年，其著
5、作殖民夏威夷：法律的文化力量获得该协会社会法律史图书奖；2007 年，萨利获得协会最负盛名的奖项哈里J.凯文奖（Harry J.Kalven Jr.Prize），该荣誉专门授予受到学界最高敬意的学者（美国法律与社会协会对其的官方描述是“奖励那些为推动法律和社会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实证研究”）。萨利之所以在法律和社会研究领域表现卓越，是因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年代，她与其他少数几位学者共同提高了法律人类学的知名度，并加强了该学科的合法性。此时，法律人类学正与医学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后殖民主义人类学，以及对人类学历史与方法论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等人类学其他子学科，努力维持着良性互动与竞争的
6、关系。最终，萨利结束了她在法律和社会运动中的漫长旅程，并带着同样的热情与精力回归到了她所热爱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当中。此后，她致力于振兴政治和法律人类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并将该协会的通讯杂志打造成为一本备受学界推崇的人类学期刊政治和法律人类学评论。在担任政治和法律人类学协会主席、政治和法律人类学评论联合编辑及其他几个重要职务期间，萨利努力推动法律人类学成为一门关注权力、霸权、抵抗和正义等问题的前沿学科。萨利在学科建设上的天赋，部分在于她看到了将政治和法律作为法律人类学基础逻辑所具有的认识论和实践优势，这
7、一视角或可帮助人类学再现法律 20 专题研讨 1法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和社会运动中的跨学科开放性。与此同时，萨利在学科建设方面也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2005 年入职纽约大学前，萨利职业生涯的头三十年都在其母校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教授本科生。这也造就了一种在美国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独特的教育体系之外令人费解的状态：尽管萨利作为享誉全球的法律人类学家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但在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却没有招收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然而，她仍然受到了众多国内外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申请做她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项目合作者，请她帮忙写推荐信、参加会议讨论，
8、将她视为自己学术道路上的“指明灯”。应该说，在入职纽约大学以前，她虽然没有培养过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却成为了学生心目中一名“无国界”的导师，即使在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后，她也继续保持着这样的状态。千禧年来临之际，萨利作为法律人类学国际性学术领袖的地位得以正式确立。她在德国哈雷市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成立的法律多元化项目小组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项目小组由弗朗茨（Franz）和基贝特冯本达贝克曼（Keebet von Benda-Beckmann）共同领导，并迅速成长为全球法律人类学研究重镇。研
9、究所举办的会议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与会者和客座研究人员参加，为身处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学者建立了一个跨越文化、语言和国界的学术网络和无与伦比的研究环境。作为法律多元项目小组顾问委员会成员，萨利投身其中并获得了研究所领导、同事和学生们的尊重。在萨利的积极倡导下，该项目小组最终在 2012 年荣升为该所独立设置的法律人类学系。就理论贡献来看，萨利撰写了大量被引次数高的著作，从而塑造了法律人类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她在这些出版物中以极其清晰和深刻的视角，审视了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尽管萨利的学术成果不胜枚举，但我认为其中三个突出贡献，可 事实上，多年以后，萨利正是沿着同样的思路为我的研究提出了宝贵建议。在完成了
10、一项针对玻利维亚的长期田野调查以后，我掌握了超过十年的研究数据，并告诉萨利我至少可以写出两本书，一本关注该国 20062016 年的法律变革，一本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萨利毫不犹豫地劝我：“这么做是不对的，如果你写两本书，你会把法律和政治分开讨论，但我确信它们在玻利维亚是紧密相连的。”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由此产生的研究将玻利维亚“变革进程”的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视为一个紧密联系、错综复杂的整体。Mark Goodale,A Revolution in Fragments:Traversing Scales of Justice,Ideology,and Practice in Bolivia
11、.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9.感谢贝克曼分享了萨利在哈雷法律多元化项目小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自 2012 年哈雷法律人类学系成立以后，萨利一直在该系的咨询委员会任职直至去世，成为该系过去 20 年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导师和顾问之一。萨利安格尔梅丽：塑造法律人类学 21以全方位地概括她对法律人类学的学术影响。首先，萨利初入学术界时专注于研究美国东北部城市（尤其是马萨诸塞州）市民的法律身份和法律实践。她的第一个田野点，使得她得以参加一个重要的区域性研究网络，该研究网络的学者受到了“批判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
12、es）学术运动的启发，旨在推进社会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该研究网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成立，汇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学者，研究超越学科界限和法律实践的意识形态、法律过程和法律意识等前沿问题。萨利以及许多后来被称为“法律意识研究”（Legal Consciousness Studies）的学者均在其中，此后他们都成为法律和社会运动及其所属学科的领军人物。20世纪 80 年代，萨利不断推进对法律以及法律实践的理论认识，同时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和剑桥等地的法院和调解项目中，开展民族志研究。萨利并没有遵循传统模式把研究重点放在规则、程序或纠纷解决机制上，而是做出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
13、她探索了当地大多数劳工阶层如何看待法律及其意义，并以此考察他们的社会关系。在这项具有法律人类学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当中，萨利提出了“法律权利的悖论”：美国的劳工阶层认为自己有权利用法律来解决个人问题，然而，当他们使用这项权利时，却失去了对其个人生活和纠纷的控制权。正如她所说：“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运用法律来主张自己在邻里及家庭关系中的法律权利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国家机构的依赖当面对法律介入以及掌握着实施法律权力的司法者时，他们也会变得无能为力因此，工人阶级到法院打官司，反而加深了司法者对他们的控制。”出于篇幅限制，在介绍萨利的学术成就时，我不得不忽略她作品中的其他一些重要贡献，包括她在 20
14、世纪 90 年代对夏威夷法律和殖民主义的历史研究，以及她对性别暴力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网络的参与者包括奥斯汀萨拉特（Austin Sarat）、苏珊西尔贝（Susan Silbey）、克里斯汀哈林顿（Christine Harrington）、帕特丽夏艾维克（Patricia Ewick）、芭芭拉英韦松（Barbara Yngvesson）和约翰布里格姆（John Brigham）。Sally Engle Merry,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Chicago
15、: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181182.该书于 1990 年出版，并与另外两本书共同组成了由约翰M.康利（John M.Conley）和威廉M.奥巴尔（William M.OBarr）编辑的“芝加哥法律与社会系列丛书”。该系列丛书关注“语言和法律话语”问题，除康利和奥巴尔合作的规则与关系：法律话语的民族志外，该系列的第三本书是由语言学家苏珊伯克塞利逊（Susan Berk-Seligson）完成的一项针对法庭口译员的精彩研究，书名是双语法庭：司法程序中的法庭口译员。译者注：关于萨利论述的译文，本文参考的是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
16、底层人的法律意识，郭星华、王晓蓓、王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44245 页。22 专题研讨 1法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此后，受到在马萨诸塞州和夏威夷开展的家庭暴力研究的启发，萨利开始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反家庭暴力跨国运动产生浓厚兴趣。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 年，人权激进主义的广泛扩散催生了这一运动。1999 年至 2003 年，萨利开展了一项旨在监测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全球体系的大型研究项目。由于该项目采用了独特的方法论（见下文），萨利观察到国际人权规范的内涵和意义并非铁板一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的过程国际人权规范不断地在全球体系的不同层级间转换，从而改变了规范本身。更重要的是，在萨利关于全球人权体系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本土化”概念中心地位的确立，标志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她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后，发生的一次重大的理论转变。彼时，基于对 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