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苏轼的一生.1 第二章“言必中当世之过”.17 第三章“随物赋形”.34 第四章“观物必造其质”.50 第五章 苏轼的诗创作.62 第六章 苏轼的词创作.73 第七章 苏轼的散文创作.89 1 第一章 苏轼的一生 第一章 苏轼的一生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我国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全能文艺家。他一生兼擅诗、文、词和书画，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名字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直到现在几乎仍妇孺皆知。作为一个才情横溢的文艺家，苏轼在文艺园苑里随心所欲、左右逢源，似乎走的是一条辉煌而又顺畅的坦途。其实，他的一生遭际却是荆棘丛生，经受了漫长人生磨难的。在坎坷不
2、平的生活道路上，他不畏艰辛，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有所追求，又始终豁达自持，才使他获得了文艺上的巨大成功。一、苏轼的少年时代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6）夏历十二月十九日，苏轼诞生在四川眉山纱縠行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里。四川素来是壮丽发达的天府之国，眉山还是风景佳胜之地，这里西南有雄伟的峨眉山，岷江又由北向南纵贯全境。在富饶的四川盆地中，眉山是一个“孕奇蓄秀”之地，陆游曾在一首诗中称赞它：“蜿蜒回顾山有情，平辅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眉山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苏轼在富饶美丽的自然环境孕育下，对大自然怀着深切的爱恋，歌咏山水之美成了他一生文艺创作的一个突出主题。苏轼的家庭是
3、一个文学世家，祖父苏序“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他的两位伯父苏澹、苏涣也“皆以文学举进士”，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当然莫过于父亲苏洵了。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曾巩苏明允哀词），但为学之路却颇为奇特，“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欧2 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洵墓志铭）他自己也宣称“昔予少年，游荡不学”（祭亡妻文），一直到 27 岁，才发愤读书，闭门谢客，然而科举之路颇不顺利，屡试不中，因而“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奋发淬厉，老而弥笃，直到晚年，他才声誉鹊起，文章名震天下。苏洵一生对苏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那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毅力，他那积极用世、不
4、务空言的人生哲学，他那纵横驰骋、博辨宏伟的文风都在苏轼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也许是鉴于自己少年不学、老大难成的教训，苏洵从小就对苏轼进行了精心的培养。苏轼是苏洵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在苏轼之前，程夫人曾生过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苏轼的两个姐姐和长兄都早卒，幺姐八娘也在18 岁时郁郁而死。在苏轼的少年时代，除了苏洵之外，其母程夫人也对他进行了悉心的教育。少年苏轼所受到的家庭教育非常好，他自己也知道应该刻苦好学，尝言：“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园葵。”（送安惇秀才失解而归）苏轼聪颖好学，多思早慧。8 岁进乡校就学，三年后又至城西寿昌院，从学于刘徽之。刘尝作鹭鸶诗，末联“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颇为
5、自得，苏轼却认为：“逐风斜”未能写出鹭鸶归宿，不如“雪片落蒹葭”为好，使徽之有“吾非若师也”之叹。十来岁时，苏轼即能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样的警句，得到父亲的叹赏。苏轼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宁静、安适的生活中度过的。主要活动当然是读书学习，他在外从师，在家则“师先君”，学习上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他很早就学习写诗，且已表现出具有广泛的兴趣：对诗经、孔孟、老庄、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都全3 面涉猎，博观约取。在众多的文学家中，他诗以李杜为尊，文则以孟子、韩愈作为主要的学习对象，庄子对他也有特殊的影响。除此之外，苏轼在少年时代还常常以琴棋书画自娱，
6、在书画方面下过苦功，到了“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宝绘堂记）的境界。深厚、广博的思想、文艺修养给他奠定了后来成功的基础。少年时代的苏轼与弟弟苏辙相处极为亲密，两人在学习上互相切磋，在生活上形影相随，他们常常一块儿出去登临山水，陶醉于山水风物之间。他尝谓：“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们这种无比深厚的兄弟情谊不但一直保持着而且老而弥笃，成为在坎坷道路上互相支持、互相劝慰的巨大力量。公元 1054 年，苏轼 19 岁，与邻县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成婚，她聪颖而沉静，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陪伴苏轼读书“终日不去”，对苏轼的关心体贴更是无微不至；苏轼对她也是感
7、情深厚。不幸，这位贤内助在 27 岁时便过早地病逝了，十年后，苏轼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一词，表达了他对亡妻深切的哀痛，其中末两句尤为真切感人：“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二、初入仕途 公元 1056 年，21 岁的苏轼结束了家乡平静、安适的学习生活，在父亲的带领下，与弟弟苏辙一起上京应试。他们经阆中出褒斜谷，过横渠镇，入凤翔，历长安，终于在五月到达了京城开封，开始走上了求仕之途。对于科举，苏洵也有过追求，但几经落第，终于“绝进取之意”，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4 之人”，苏轼也曾立下“书剑报国”的宏愿，想通过科举入仕，从而施展自己的才华。等候苏轼
8、的是一场考试的角逐。当时的进士考试品目繁多，大致要经过举人考试、礼部考试、复试及皇帝御试等几次筛选。同年九月，苏轼顺利地通过了举人考试，次年二月，他在礼部考试中以短短六百余字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圣俞的赞赏，梅赞其文章有“孟轲之风”，欧阳修更“惊喜以为异人”，接着的礼部复试，苏轼又以“春秋对义”获第一，三月仁宗殿试，他终于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 22 岁。相对于他父亲来说，苏轼在科举考试中是十分幸运的。他所以能得欧阳修等人赏识，一方面固由于他的政治思想与欧阳修等人的主张相吻合，同时也由于他的文章风格正符合于欧阳修等所倡导的古文革新的要求。欧阳修所主持的这场“贡试”在中国文
9、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实际上，这是一次有意识地对宋初文坛颓风的反拨。苏轼在上梅龙图书一文中申言：“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可见，苏轼以“无所藻饰”之文来矫正“浮剽之文”，与当时古文革新运动的需要是正相合拍的。就在苏轼兄弟中举的同时，其父苏洵的文章也经欧阳修的荐举而名震天下，于是，“三苏”之名传扬天下，“时文为之一变”。苏轼参加的这场“贡试”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开端，不仅使他顺利地叩开了仕途的大门，又为他步入文坛开启了道路。前程对他来说似乎应该是很快会辉煌而又腾达起来的。按惯例，苏轼中举后即可授官，然而正当他充满成功的喜悦时，家中却传来
10、了噩耗母亲程夫人已于四月八日病故。苏轼当然只能跟随父亲立即离京，返家奔丧。5 直到两年后除了丧，父子三人再度进京，苏轼才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这是苏轼仕途上的第一个官职。但苏轼并未赴任，在欧阳修的荐举下，他又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而举行的临时性考试，苏轼参加的是“直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的前后，苏轼写了下列这些文章，全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进策二十五篇，进论二十五篇，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以及皇帝御试的御试制科策一篇。这次考试，苏轼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入三等”，而宋王朝建国以来，“入三等”者仅有二人。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写下的这些政论文章，是青年苏轼在仁宗朝政治思想的集
11、中体现，反映了苏轼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态度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并对他以后的经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一次他在政治主张、处世作风和人格节概上的全面展示，直到晚年，苏轼对此仍未忘怀，尝言：“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苏轼对当时现实政治的看法是颇为深刻的，他认为北宋王朝表面升平，实则危机四伏，社会现实乃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此时，宋王朝已经历了将近百年的相对稳定，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的北宋文化也出现了普遍的高潮。然而，在这表面承平的背后，却掩藏着深刻的危机：土地兼并，机构臃肿，皇室糜烂
12、，再加上辽、夏的进逼和朝廷的妥协，使北宋王朝危机四伏，“天下之势，骎骎乎将入深渊”（苏洵审敌），于是朝廷有识之士纷纷提倡改革。公元 1058 年，王安石上书仁宗，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方案。苏轼在制科考试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原也是顺应了这股时代的风潮的。他主张“涤荡振刷”，要求朝廷“卓然而有所6 立”，在对现实政治的总态度上，苏轼明显地也要求变革，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然而，在如何变革和变革的步骤上，苏轼与王安石的看法却颇有分歧，他反对“因循苟且”，但也反对“鲁莽从事”，也就是说，他不主激变，而崇尚微变、渐变。苏轼以后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挫折，在他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便已埋下了种子。在这场制科考试中，苏轼表
13、现出了他那种态度鲜明、独立思考而不随风使舵的政治品行。他对现实的批评极为犀利，“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甚至还公然指责仁宗无所作为，“未知勤”、“未知御臣之术”。这种作风体现了苏轼的性格，他认为，为人要正直，不可随风倒，“自知其不悦于世”而仍不顾。这种性格成了苏轼一生坎坷的内在因素。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曾表露了他对苏轼性格的认识和忧虑：“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从苏轼一生的遭遇来看，苏洵的忧虑显然是不幸而言中了。他这种豪荡不羁的性格在他刚步入政治舞台时便已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通过这场制科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一个以京官身份充任州府签判的官职，是苏轼实际从政的开始。他在
14、任上很想有所作为，现实却使他常常失望，情绪并不高扬，反而不时表现出消极、凄恻的情绪。苏轼在凤翔共四年，公元 1065 年回到京师，入判登闻鼓院。在这以后，不幸之事接踵而来，先是妻子王弗在京逝世，次年父亲苏洵又病故，于是，他偕弟返蜀，再次服丧于故里。三、在变法的漩涡中 公元 1068 年 7 月，苏轼服丧期满，不久便与前妻的堂妹王闰之成婚，十二月，偕弟再度进京，这是苏轼一生中的第三次出川，他当7 然料想不到，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归自己梦魂久萦的故乡了。次年二月，苏轼回到京城，此时的朝廷政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 岁的神宗继位，他年富力强，很想有所作为，变法活动已经是紧锣密鼓了。王安石首先
15、建立了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接着便全面推行均输、青苗、免役、水利等新法，一场变法的浪潮席卷了朝野上下，变法与否和究应如何变法成了当时争议的主题，苏轼自然地会卷进这一场轩然大波。苏轼在仁宗朝就提出过变革的主张，但在如何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的意见存在分歧，不过由于地位不同，两人间还引不起什么对立冲突；随着苏轼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变法已真正提上日程，王安石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苏轼一回到朝廷，他与王安石的对立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变法与反变法在朝廷里激起了汹涌的波浪，随之而来的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剧烈、深刻的分化。王安石迅速大量提拔组织了一批位卑职微但表示紧跟变法的人物作为变法派的依靠力量，被称为
16、“新党”。反变法者如司马光等则纷纷与王安石决裂，采取积极反对或不合作的态度，有的被迫下台，有的出任外职。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苏轼也对王安石的主张不满，如反对设置三司条例司，反对农田水利法、青苗法、雇役法，等等，认为“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他鄙视新党的人和事，称作“新党小生”、“小人招权”、“怀诈挟术，以欺其君”。不过，我们也不能由此就把苏轼与那些完全反对变法的旧党视同一律。从总的倾向而言，苏轼也是主张改革而反对因循守旧的，他与王安石的分歧并不表现在要否改革的问题上，而是表现在变法的理论8 和方法上。苏轼的这种态度并不是由于变法触及了他的自身利益，而是出于他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苏轼在神宗朝反对变法与他在仁宗朝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的原因是一致的，比如在“任人”和“法制”的关系上，苏轼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这是他在仁宗朝的观点，同时也是他在变法的激流中反对变科举、兴学校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则。再如在改革的步骤上，他也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这种观点与他在仁宗朝时提出的“见之明而策之熟”，“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的渐变主张出于一辙，可见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