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 2021 年夏，江曾培老师把他的又一部著作 鸿爪屐痕我与出版 交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本人有幸成为了此书的责任编辑。认识江老师已近 37 年，我是在 1986 年进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当时江老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那时文艺社是一套领导班子，出书是三块牌子（文艺、文化、音乐）。可以这么说，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而江老师正是这一辉煌时期的主要领路人。作为文艺社的一员，江老师在 鸿爪屐痕我与出版 中写到的许多往事，让我深有感触。同时，在责编本书时，我还有一些想进一步了解的情况。由于疫情封控在家，我无法去江老师府上拜访，于是便对江老师做了一次电话采访。吴：
2、江老师，我在拿到您的这部书稿后，用了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读完后仍感到意犹未尽，深感这本书对出版从业者来讲，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完全可以当作青年编辑的辅导读本。请问这是您已出版的第几本专著？您在这么多专著中，自己最为喜欢的是哪一部？江：我是在 1959 年出版了第一本书，那年 26岁，接下来“文革”期间就停了，没写什么。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就又开始写作出书，平均下来每年一本，到现在的这本 鸿爪屐痕我与出版 应该是第 44 本了。我的这些书主要分四类：杂文、文艺评论、书评、散文。这些书中，要说自己最喜欢哪一本还比较难说，但相对来说，2019 年出版出版路上的长跑者访出版家、评论家江曾培
3、 吴志刚/上海文化出版社BIANJIXUEKAN 692023 NO.02书人剪影的 江曾培六十年杂文选 对我来讲，更有代表性。一是时间跨度长，最早的一篇杂文是1959 年 5 月写的，最晚的一篇是 2019 年 2月写的，前后跨越 60 年；二是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杂文写作的情况，同时这些文章大多折射出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吴：您在担任文艺社领导时，不论是在出版观念创新、出版管理创新方面，还是在出版人才创新、出版品牌创新上，推出了许多新的举措，回过头来看这些举措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印证了您改革创新的魄力和方向的正确。您当初在酝酿那些举措时是怎么考虑的？江：改革创新是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出版社也不例
4、外。当年我们有针对性地推出的一些举措，主要是要为了统一职工的思想，聚集人心，发挥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出版社当时在体制上和制度上也有不少被动的方面，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推行改革。从 1997 年开始，全国出版业提出要“造大船出海”，组建出版集团，以行政手段，用聚变的方式来完成。我当时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认为文艺社应以裂变的方式为好，在上级部门的同意下，我们成立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我记得在一年后的 文汇报上就有一篇文章，提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改革取得显著实效，成为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当时文艺社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吴：我听您说过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
5、话，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期，您在一次全社大会上宣布：从今年开始，员工的工资力争每年增长不低于 10%。您的这句话当时在职工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的工作干劲高涨，对未来充满了期盼。事实上，后来在您任上的几年，员工的工资每年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您当初作出这样的承诺，是基于哪些考虑？江：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事业的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依靠人，任何单位都一样。所以单位要搞好，就要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爱护员工。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加强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大家在工作中要有事业心；另一方面，就是要积极关心员工的生活，不能够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特别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
6、初，出版社员工的收入都还不高的情况下。当时文艺社发展比较快，在全国的出版社当中，两个效益都比较好。那时的财政政策也允许出版社在经济效益增长的前提下，工资总额也可扩大。所以当时我就根据文艺社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为职工每年都能增加收入的方案，还提出了要加快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这些举措既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又促进了全社各项工作的发展，呈现出一个良性发展的局面。吴：编辑是杂家，既要有较为专业的知识，也要具备广博的知识结构，同时更要有一种“为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您在上海的出版第一线工作了将近半个世纪，有着极为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对在新时期如何做一个70 合格的出版人有深入的思考和清晰的阐述，尤其是对进
7、一步弘扬好韬奋精神，也有精彩的论述。您认为：韬奋精神有着丰厚的内涵。出版人本质上是文化人，而不是商人，要注意出版的经济效益，更要钟情出版的文化价值。在您的这本书中，有两篇文章专门谈了如何继承好韬奋精神，分别是 造就韬奋式的出版家 和 高高举起韬奋的笔，对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出版人具有积极的启示和鞭策作用。您觉得目前在弘扬“韬奋精神”方面，国内的出版界还可以做点哪方面的工作？江：韬奋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一面旗帜，国家还是很重视这面旗帜的，比如说北京有韬奋基金会，上海有韬奋纪念馆。在当下，我们更要造就一些当代的韬奋式的出版家，因为出版社同其他任何企业一样，都需要品牌。讲到出版的品牌，我们谈到韬奋，就会与
8、生活书店联系起来，讲到商务印书馆就会与张元济、王云五联系起来，讲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就要和赵家璧联系起来，讲到 小说月报 就要和沈雁冰联系起来，讲到 中学生就要和叶圣陶联系起来，品牌有企业品牌，有产品品牌，更有人的品牌，韬奋就是出版人的优秀品牌。当前，我们要努力造就韬奋式的出版家，争做韬奋式的出版人，这样就能在学习韬奋精神的基础上，提升我们出版事业的品质。几年前，韬奋的女儿在编她父亲的 韬奋年谱，我就写文章，称赞她是“循着父亲的足迹，衷心于出版事业”。现在有关韬奋的读物越来越多了，我们出版界，特别是年轻编辑一定要好好学习韬奋的著作，更好地发扬他的精神，使我们的出版界出现一些新的出版人、出版家，从而
9、提升我们出版业的品位和影响。吴：您在这本书中有着对出版是什么、如何做出版、做好出版人等一系列出版理念的思索。依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对做好出版工作应有的文化意识、质量意识、品牌意识、创新意识、策划意识、改革意识、服务意识等，都是联系出版实际在褒优贬劣、抑浊扬清中进行生发论述，富有新意。您对当前我国的出版状况有什么评价？江：我自己离开出版界已好多年了，在相当的程度上，我自称是“桃花源中人”，所以不敢对当前的出版状况妄作评价，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首先就是出版界应当在从业人员中大力弘扬爱岗敬业精神。因为出版业不是靠机器，主要是靠人，靠编辑，我们的出版事业需要有较强事业心的人，需要有创造力的人才。书不是在流
10、水线上就能生产出来的，它不是同一个产品，每本书都是一个新产品，所以都希望有创意的投入，才能出新的让人满意的产品。因此，编辑要有一种创新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是出版有一个特别之处，有些图书项目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你看，像 辞海 新华字典 中国新文学大系 等，这些书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抓出来的，这样就需要出版人要有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毅力和决心。而我们现在是“过客”太多，不少年轻人把出版社作为一个跳板，不断转业，有些干部到了出版社也只是作为一个过渡。这些人都没有把出版业作为自己的长期的事业看BIANJIXUEKAN 712023 NO.02书人剪影待，对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应加以改
11、变。吴：作为一个出版家、杂文家、文艺评论家，您打过交道的、熟悉的作家有太多太多，同时您看过的书也是太多太多，如果请您为青年编辑推荐几本书的话，会是哪几本？江：我认为，作为出版业的编辑，首先应该是个读书人，就是出版社的编辑首先要有读书习惯。读书的选择，要广泛地涉及，这样可以增加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当然，广泛中也要有重点地读些东西，比如各种经典著作，经典作品它的社会意义是最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的中外经典作品是太多了，这样就要求不同的编辑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不同兴趣选择相应的书籍。所以我觉得一般的书单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因为书单你开得太少，就缺乏系统性，开得太多，又来不及看。所以，我希望出版社的
12、编辑都能成为书迷，这样读什么的问题也就能解决了。吴：多年前您曾在中央电视台 东方之子栏目做过节目，听说当年对上这个节目嘉宾的各方面条件要求是非常高的。您能给我们透露一点具体情况吗？江：据我所知，中央电视台的人物访谈节目 东方之子 早在 1993 年就已开播，被邀请参加的嘉宾都要求是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采访我是在 2010 年的 3 月，那时我已离开文艺社，在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工作，是文艺社办公室的同志通知我，说 东方之子节目要采访我。后来节目组的人还告诉我，这次在上海他们一共要采访三个人，另两位，一个是复旦大学的原校长杨福家，另一个是同济大学的校长吴启迪，名单都是有关的组织部门选定，并得到中
13、宣部同意的。那天采访我的主持人是张泉灵，采访的录像是在 4 月份播出的，播出以后反响也比较大，当时的报纸上刊出了两篇采访我的文章，都是用“东方之子”来称呼我的，一篇是 从襄河边走来的“东方之子”，一篇是“东方之子”江曾培。吴：您今年已是年届九旬，但仍然思路清晰、写作不止，让我们十分敬佩！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养生方法？江：我的身体其实并不好，40 多岁就患了高血压，后来又动过两次手术，一次是切除了胆，人家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一个“无胆英雄”了。还有一次切除了一个肾，所以我现在是“五脏不全”的。对于保养有三点体会，一是我在 40 多岁得了高血压以后，就开始打太极拳，是一种八十八式的太极拳，一套拳法 20
14、分钟。除了打太极拳，我还每天坚持慢跑 10 分钟，这样每天我都要锻炼半个小时，成为我 40 多岁以后每天的必修课，而且是风1 9 9 2 年春节向巴金拜年72 雨无阻，雷打不动的。就是这次疫情期间，已两个多月没出过门，但我在家里每天早上仍坚持锻炼半个小时。另外，我还有自己坚持做的三个“一”：一把牛骨梳，每天早晚梳几百次，可以健脑；一个健身棒，每天敲腿、敲背，通筋脉；一对矿泉水瓶做的哑铃，每天举个几分钟，减缓肌肉萎缩。这些运动量都不大，但坚持下来就有效果，我觉得这样做对我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二是我退休以后，就有严格的生活规律，每天中午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晚上 10 点前上床睡觉，也可以说是雷打
15、不动，就是大年三十全家团聚，也不例外。三是我的心态还比较好，我今年已是虚岁九十岁了，名利对我已没什么影响，现在对我的影响是生死问题。从一个人来讲，都希望自己能长寿，但到了九十岁的年纪，基本是来日无多了，有些事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我对死亡的问题，内心并没有什么阴影在笼罩着我，我持着“生者乐生，死者乐死”的态度。我对自己唯一的希望是，在走向死亡时不要有严重的病痛，看到有些老人去世前被病魔折磨的样子，十分痛心，所以我是同意有些国家已经在实行的安乐死的做法。我有一个想法：年轻时要正确对待名利，老年时要正确对待死亡。吴：江老师，您在本书中说，您是在 1972年由新闻单位转到出版系统工作的，这样算来到202
16、2年已是足足有50年了。您是“韬奋奖”获得者，又是新中国 60 年百位优秀出版人物，在出版这条道路上，您一直在孜孜以求，一直跑到现在，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在坚守？江：之所以到现在我对出版的热情、对写作的热情还不退，是因为我觉得人作为万物之灵，不但要争取有较好的物质生活，还要追求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就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里的名言：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所以，我觉得能在工作上有所贡献，在精神上有所追求，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记得爱因斯坦讲过，如果不让他继续工作，他就不想活下去了。我当然没有他这么伟大，但我觉得，我的工作、我的写作，如果停下来，我就觉得没有了乐趣。所以退休后东方网聘我任评论员经常写点东西，我马上就答应了，我觉得这有益于我精神的寄托，那时几乎是每天写一篇文章。几年前我在出席 江曾培文集 的新书研讨会上，有记者问我，你已八十多岁了，为什么还在坚持写作？我的回答是“我思故我在”。假如我失去了思考，那就说明我失去存在的意义了。我觉得享受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享受工作，享受生命的价值。听完电话里江老师那思路清晰、充满睿智的回答，眼前立马浮现出他那目光炯炯、亲切慈祥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