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播学本土化早期的创新探索 3传播学本土化早期的创新探索黄鸣奋*Huang Mingfen就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献而论，“华夏”与“传播”联言最早见于 1995 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亚荣所著的一篇论文，指的是佛教流传到中国。不过，早在上文问世之前，“华夏传播”已经在我国学术界的口头交流中屡屡被提及，其语境主要是传播学本土化。不仅如此，香港著名学者余也鲁教授在为其师施拉姆（Wilbur Schramm）传播学概论一书中译本作序时表达了对开展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热切期待。在内地，余先生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合作，1993 年举办“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
2、”，出版了论文集从零开始（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会议名称之所以使用“传”而非“传播”的提法，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前者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后者。这次会议给我的感觉是论题新鲜、视野开阔、交流活跃。主办方设想出版相关丛书，由黄星民老师担任具体联络人。该丛书规划了“五史六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旭培先生的华夏传播论率先付梓（人民出版社，1997）。其他选题交稿进度不一，最终有三部论著问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我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是其中之一。作为双音节词，“传播”比“传”更符合现代汉语使用者说话的习惯。在孙先生的上述专著行世之后，“华夏传播”已经成为广为人知
3、的概念。估计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三部后续出版的专著总其名曰“华夏传播丛书”。我的研究生帅雯霖毕业后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担任这套丛书的编辑。我之所以介入华夏传播研究，至少有如下机缘：一是自己的学术生涯始于厦*作者简介：黄鸣奋（1952）,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幻电影。王亚荣：公元 7 世纪中印僧伽的衣食与戒制，中华文化论坛1995 年第 4 期。4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门大学，正值学科渗透颇受重视之际。在书店买到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 年）之后，爱不释手。二是力倡此道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和我所在的中文系存在密切互动。陈培爱、黄星
4、民等新闻传播系骨干教师曾在中文系工作或学习。因此，他们乐于邀请中文系的老师参与新闻传播系的学术活动。三是主管厦门大学文科教学科研的郑学檬副校长对华夏传播研究颇为重视，不仅亲自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而且积极推进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的组稿。20 年后回眸，“华夏传播研究”仍然令人觉得是一个很有气派的选题。从字面上看，它的要旨既可以理解为“华夏”作为范畴如何通过传播而形成、传播在对应的想象共同体的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也可以理解为如何应用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对华夏文化开展研究、华夏文化背景下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具备什么样的特色，同时还可以理解为华夏文化如何通过传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其他文化对上述传播又
5、做出了什么反应，等等。正因为“华夏传播研究”本身是含义丰富、可以进行不同解读的术语，为该丛书撰稿的作者才有驰骋想象的广阔空间。我在研究生阶段攻读的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因此，在应邀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撰稿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从新的视角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播现象。这方面的进展比较顺利。1994 年“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作为课题在余也鲁先生创办的香港海天基金会立项，1995 年书稿就已经草成。余先生审稿之后，通过黄星民老师转达意见，要我从古代传播现象中提炼出具有现代价值的观点或规律。于是，我增写了“余论：讽谏传播启示”“附录：讽谏传播个案（晏子研究）”这两部分。回想起来，余先生不仅重视在中国推广西方
6、传播理论、以之阐释中国传播实践，而且重视总结中国传播学说、以之丰富世界传播理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除了专业因素之外，当时我个人感兴趣的研究取向主要是心理学和交往理论。我还不到一周岁时生母就去世了。她的遗愿是希望我学医，治病救人。遗憾的是我过早读书、双眼高度近视，在恢复高考之后无法选择医科，而是进入中文系。作为弥补办法，我在研究取向上尽量往医学靠，将心理学当成了切入点。因此，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经导师郑朝宗先生推荐，1987 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至于对交往理论的关注，缘起于自卑补偿。我毕业后虽然当了老师，其实仍是很木讷的人，不善交际，若用朱光潜先生的归类，是以“看戏”而非“
7、演戏”为人生理想。因此，从看人家怎么交往的角度写过两本书，即艺术交往心理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艺术交往论（台北淑馨出版社，1993）。为上述兴趣所左右，在写作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时，我传播学本土化早期的创新探索 5是将“交往”当成“传播”的重点来理解的，对那些在社会地位悬殊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敢于仗义执言的有识之士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从事华夏传播研究时，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之一是学术创新。此前，郑州大学的鲁枢元教授约我写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史，为此请我去开会。在黄河边散步时，他突然问我：“你这本书准备采用什么理论作为参照系？”我明白 20 世纪心理学领域有过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
8、本心理学等思潮，也知道鲁先生关注过文艺心理学的不同流派，但略微思考之后回答说：“我希望采用自己的理论。”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或许出于冒失，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创新的艰难。虽然由于计划出版此书的黄河文艺出版社后来不复存在等原因，我的相关写作计划因此中止，但有关创新的努力仍在继续。当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自成体系的需要理论，见于需要理论与艺术批评（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需要理论与文艺创作（新疆文艺出版社，1995）。它们分别是同名国家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教委青年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这两个项目是我最早获得的政府课题。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一书所采用的理论框架是“传
9、播六要素”，即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环境。这个框架是我先前在传播心理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提出并详加阐述的。“讽谏传播”则是我运用这个框架来进行研究的第一个课题。黄星民老师是我的诤友。他在私下交流时从“缺乏反馈环节”质疑过上述理论框架。我解释说自己的着眼点是构成传播情境的要素划分，而不是传播活动的具体流程。如果将视野由前者转移到后者，那么，“反馈”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他的另一批评是我对大众媒体不重视。由于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局限，我此后将关注的重点由人际传播转向大众传播，开始了长达 20 余年的数字媒体研究。从电脑艺术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
10、8）、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学林出版社，2009）到位置叙事学：移动互联时代的艺术创意（三卷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我用上述理论框架撰写了多本书，这一框架本身也由“传播六要素”拓展为“传播九要素”，增加了作为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之结合的传播中介，作为传播手段和传播之内容结合的传播本体、作为传播方式和传播环境之结合的传播机制。即将出版的中国科幻电影的多维透视（科学出版社，2022）也采用了这一框架。学术创新固然需要自己的独立思索，但师友的启发与激励是不可或缺的。在我写作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一书时，得到了黄星民老师的许多帮助。我虽然嗜书，但自己的藏书主要是文史类。星民在学术资源的使
11、用上非常慷慨，居然允许我到他家用大袋子一批批借书。他不只对我如此。令人印象深刻6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的一件事是：他从美国探亲回来，带回一纸箱的打印或复印资料，无私地与同事共享。正是如此无私的品格，使他得以在学术界广交朋友，推动华夏传播研究的进展。不过，我与他在观念上仍有所不同。他所说的“华夏传播研究”主要是就古代中国而言，“其内涵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华夏”本是中国的古称（同时也是汉民族的别称），因此他这样理解是有道理的。我自己在以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革命的感召下不断前行，不知不觉就超出了“华夏传播研究”的范围，进入了数字媒体艺术、互联网产业以至于科幻电影等新领域。偶尔写一点关于“华夏传播研究”的论文，那全是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谢清果教授的激励所致。借此机会表示衷心感谢，并请各位同行多多指教。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