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41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常 州 工 学 院 学 报(社科版)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 41No 1Feb 2023doi:10 3969/j issn 1673 0887 2023 01 018收稿日期:2022-08-03作者简介:周玲琪(1997)，女，江苏无锡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许多(1985)，男，浙江龙游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从钱锺书翻译思想看译者的隐形与现身周玲琪1，许多2(1 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2、;2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摘要:钱锺书翻译思想可谓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钱氏翻译思想与中国传统译论思想一脉相承，皆崇尚通顺的、透明的译文。其翻译理念一以贯之，从初入译坛的感悟，到“不隔”论，再到“化境”说，都主张译文要保存原文风味，其中“不隔”更是与“译者隐形”有异曲同工之处。钱氏翻译思想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林纾翻译“媒”之作用的肯定。从翻译效果的视角出发，钱氏跳出文本内研究的传统束缚，积极思考译者现身行为所起的传播作用，具有一定的现代性。钱锺书翻译思想下的译者的隐形与现身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关键词:翻译思想;译者隐形;译者现身;钱锺书中图分类号:H
3、315 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 0887(2023)01 0105 05钱锺书与许渊冲讨论诗歌的可译性问题时，曾道:“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般的翻译则会得罪译。(A verre clair rendition sinsagainst peotry and a verre color one sins againsttranslation)”1 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开篇亦引用诺曼夏皮罗的观点:“我认为，译文应力求透明，以致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
4、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 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2 两人皆以玻璃作比，夏皮罗强调译文的透明，钱锺书则引入“无色”和“有色”两个概念，以示译诗的两难境地。所谓译文透明，即译者隐形，以通顺易懂为原则，抹杀译者对原文的干预。纵观中西翻译思想史，“通顺的翻译”受众人追捧。17 世纪的英国以通顺为翻译规范，德南姆、德莱顿、泰特勒都主张通顺的翻译3。归化讲究通顺，美国归化派代表人物当推尤金奈达，其动态对等理论对翻译学界影响深远。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中，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文学翻译“神韵”
5、“神似”“气韵”论的“人化”观，都以忠实通顺为内核。越是通顺的译文，越让读者忽略译者的存在，造成译者隐形。钱锺书有关诗歌翻译的论断似乎没有全盘支持“无色玻璃般的翻译”。那么，对于译者隐形与译者现身，钱氏究竟持何态度?一、译者的隐形:一以贯之的翻译思想钱锺书早年发表过散文论不隔，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与译者隐形的观点颇为相像。钱氏在散文开篇引用了马太安诺德的 译荷马论(OnTranslating Homer)中的一段引文，其文来自柯尔律治(Coleridge):“神和人的融合，须要这样才成 这迷雾，障隔着人和神，消溶为一片纯洁的空明。(Whene er the mist，which stands b
6、etweenGod and theeDefecates to a pure transparen-cy)”4 496安诺德抓住了“a pure transparency”，以此作比，称好翻译亦当如此，“在原作和译文之间，不得障隔着烟雾”。对此，钱氏大赞譬喻巧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 年妙，幽默地表示“安诺德断章取义”，将神秘经验挪用为好翻译的标准，两者“一拍即合”4 497。钱氏对好翻译标准的定义即为“不隔”。钱氏指出，“不隔”指风度不隔，即读者对艺术的情感、境界或事物有清晰正确的印象，“像水中印月，不同雾里看花。”4 498不论是“无色玻璃”“水中印月”，还是“a pure tran
7、sparency”，皆指译作能充分还原原作，达到不像译作而像原作的境界。此种境界不只局限于“通顺”，钱氏所论“风度”二字，表明他认为好翻译在文风和情感上与原作也无二致。这实则是强调译者隐形，译者越是透明，译文越是接近原文的风格，两者在境界上越能化而为一。论不隔 是钱锺书的早年散文，字里行间已然显露“化境”说的胎息。“不隔”论与“化境”说一脉相承，钱氏对后者的阐述则更为具体。关于“化境”的定义，钱氏认为:“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4 269该定义仍有“不隔”论的踪影 “风度”虽改为“风味”，但仍是强
8、调译文与原文精神、情感境界的统一。钱锺书早在读书期间便提及“风味”二字，其译作天择与种变提到:“译者才浅，既不能保存原文风味，又不能使译文在国文中与原文在英文处有同等地位，至于死译式的保存原文风味法，译者不敏，殊未之学。”5 可见钱氏的翻译思想颇为连贯，追求的翻译境界无非一个“化”字，他将“化”奉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4 269。何为理想?欲达之而未必及，是为理想。既有“理想”，亦当有“现实”。钱氏早年便悟出翻译难免“失真”，彼时自谦，归因于“才浅”。到了中年，“化境”说丰富了“失真”的内涵，细化出“化”“讹”“诱”“媒”等说法。“化”是理想，“讹”是现实，“诱”或“媒”揭示翻译的作用。钱氏
9、在林纾的翻译 中提到:“彻底和全部的 化 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 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4 272“讹”的毛病“不可避免”原因有三，即两国文字间的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文的内容和形式间的距离，以及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间的距离4 270。译者无意的“讹”会破坏“译者隐形”，也就会破坏钱氏关于好翻译如同“水中印月”的标准。处理文字间的距离是“欧化”还是“汉化”?译者理解是否完全正确?能否在译入语中找到精当的表达?译作文风是否与原作如出一辙?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翻译实践中往往困扰译者，也难怪钱氏一方面将造诣高的翻译比作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 of s
10、ouls)，一方面又多次引用“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两者并非矛盾，实乃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钱氏关于“化”与“讹”的看法，更多透露出他对“无色玻璃般的翻译”的赞赏，其思想秉承中国传统译论思想精华。罗新璋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归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6，“案本”和“求信”是对两个不同时期译论的概括，而“神似”与“化境”出于同一时期。“案本”源于佛经翻译时期，特点为“文质之争”，在“文”与“质”之间，崇尚“质”(即与原文句法保持一致)的呼声更高。“求信”源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该阶段的翻译是爱国主义者推介西学的利器，因此翻译的正确性无疑占据重
11、要一隅。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其中“信”并没有“质”对句法要求那般苛刻，但无论是“信”还是“质”，都讲求忠实。“神似”与“化境”同属一个阶段，罗新璋将其合并为“神化”，该阶段冲破宗教、科技和人文知识的范畴，译者译介文艺作品，强调对译本的美学观照。傅雷的“神似”和钱锺书的“化境”均在强调“忠实”的基础上添补了美学思想，这种“美”并无明确定义，偏向意蕴上的直观感受，符合中国传统抽象的、多解的、含混的哲学思想。从罗氏的分类来看，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核心为“忠实”及“以原文为中心”。钱锺书信奉这一原则，他提出“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4 273。在评点蔡廷干英译的 千家诗
12、 时，钱氏认为:“宁失之拘，毋失之放。”4 153自始至终，钱氏的翻译思想都未偏离“原作”与“忠实”。二、译者的现身:冰山之下的翻译思考谢天振将钱锺书定位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7，亦有论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指出钱锺书是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进阶的601第 1 期周玲琪，许多:从钱锺书翻译思想看译者的隐形与现身摆渡人物8 51。钱氏翻译思想中的传统性易于理解，即为“原文至上”的“忠实”翻译观，那么，钱氏翻译思想中的现代性何处体现?我们认为，“化境”说的“诱”或“媒”，已隐约显露出钱氏对译者主体性的观照。林纾的翻译 一文先着墨于翻译最高理想“化”，再落笔于翻译实践不可避免的“讹”，继而
13、交代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4 272。钱氏提到:“好译本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4 273这种过渡，便是“媒”或“诱”。林译的最大贡献恰恰是“媒”，林纾不懂外文，凭借深厚的古文功底与助手合作翻译，也招来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不过，林纾本人似乎并不待见“译才”这一称呼，他好别人赞他古文功底，而非翻译笔力。从中可以看出林纾对“译”的身份是模糊的，他的努力更像是改编，接近于创作。只不过这类创作有迹可循，受原文内容框架制约，不至于全部改头换面。至于增补与删省，或与原文迥异的文风则信手拈来。对此，钱锺书并未全盘否定，而是从翻译效果的视角出发，以“媒”为切入点，肯
14、定了部分林译的有效性。钱氏以己为例，称“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4 274。钱氏认为，对比梁启超和周桂笙翻译的小说，林译更为生动有趣。林译发挥了“媒”的作用，引起读者兴趣，因译者语言特色促成较高的读者接受度，以至于部分读者萌生兴趣去阅读原著，了解异国文化。林纾的翻译背离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原则，反因自身的文风推动了翻译传播，也受读者喜爱。钱锺书显然关注到了这一点，在贬低、“讨伐”林译的声浪中提出了新观点。钱氏在林纾的翻译 一文中引用颇多译例，称有些“添改得很好”，但“毕竟变换了本来面目未必一一妥当”4 280。林纾翻译的 滑稽外史 第一七章女店员领班那格听到顾客评价她为“
15、老妪”后，又妒又愤，曰:“吾来十五年，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4 277狄更斯原文并未谈及“名花”“骚狐”，林纾如此翻译，非助手之过，而是他主动抢夺狄更斯之笔，以诙谐的笔调为原文“加油加酱”。钱氏知其改动欠妥，表示“那格确为丑角，但 讴歌 像是做戏，哭泣也像假的，其他人便不会严肃对待她发脾气，而是和读者一起捧腹大笑了”4 280。显然，钱氏是在说林氏过分改动导致原文逻辑出现问题。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林译存在谬误;从传播的视角者，林译“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4 272。钱锺书就是被林译“
16、诱”得心痒难耐，难怪他读那段滑稽外史 原文时大失所望，原来过分的诙谐并非出自狄更斯之手。由此可见，钱氏原则上并不赞成这类背离原文的创作性翻译，但未全盘否认其效果，初步显露出钱氏翻译研究视角由文本内转向文本外的雏形。钱锺书并未明确提出“译者现身”，但他对翻译传播效果的思考颇具现代译论的特征。撇去林译中诸多误译漏译、“狠翻蛮译”，钱锺书仍承认林纾前期译文“十之八九都很醒目”4 289，他“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4 289。钱氏这一评价没有站在批评家的视角去剖析文本，而是站在了读者的视角，袒露自己的“私心”。这也表明，钱氏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译论思想冰山之下，隐藏着对“译者现身”的感悟。这种感悟自有源头，在罗新璋看来，钱氏在翻译研究上的表现“可谓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9。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钱锺书萌发出现代译论思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钱氏的翻译思想并不矛盾，翻译的理论视角不同，对待译文的态度也不同。钱氏的翻译观呈现多面性，其中对“媒”的理解，关注到了译文效果和读者接受度，为中国传统译学理论提供了新视角。三、从不同维度探讨“译者现身”“译者现身”指译者发挥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