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 年 3 月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Mar.2023第 31 卷 第1 期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Vol.31 No.1基于隐喻认知观的中医术语翻译评价模型的构建赵彦春,邝旖雯摘 要:在回顾中医术语翻译研究时,发现指导中医术语翻译的主流理论偏离了中医语言和中医认知的实际,不利于中医在其他文化语境中的认知建构和接受。而中医语言和认知实际是以隐喻为内核、表现为取象比类的构词和认知方式。因此,有必要基于隐喻的语义生成和理解机制,为中医术语的翻译建构评价模型、为中医术语的翻译评价提供可量化的指标,以期为今后进一步探讨中医
2、术语翻译的策略、原则和方法提供参考。关键词:中医;术语翻译;隐喻;翻译评价模型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76(2023)01-0089-06Abstract:In reviewing the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terms,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mainstream theories guiding the translation of TCM terms have deviated from the reality of
3、TCM language and TCM cognition,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ognitive constr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TCM in other cultural contexts.The language and cogni-tion of TCM is based on metaphor and manifested as analogism in terms of word formation and cognitive approach.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ons
4、truct an evaluation model,providing quantifiable indicators for the translation evaluation of TCM terms based on the semantic gen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mechanism of metaphor.I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strategies,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CM terms translation.Key words:tr
5、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term translation;metaphor;evaluation model for translation1.引言 西医学是现代医学的主流,中医学除了在日韩地区有本土化和实用化的应用外,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作为替代疗法补充使用,要融入主流医学还存在很多困难。除了疗效与安全外,讲求策略的翻译在中医外传中能起到重要作用。在当前海外科学语境下,归化翻译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中医被广泛接受,但却难以传播中医独特的文化精髓,产生了牵强附会的翻译,造成了认知上的冲突。要推动中医学能为更多人理解和接受,需要引导受众的思维与中医本身的认知方式接轨
6、。中医因长期浸润在中华文化土壤中,有其独特的认知方式,而这种认知方式往往反映在语言表达上,特别集中在术语构成中。可以说,理解中医术语是理解中医认知系统的敲门砖。中医以取象比类为认知手段,其术语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中医术语的翻译,特别是对术语隐喻性的翻译,关系到中医在他语语境中的认知建构,是中医医理为他者文化接受的重要条件。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以取象比类为支撑的中医隐喻认知观上,以隐喻的生成机制和理解过程为基础,通过建立中医术语翻译质量评价模型,对中医术语翻译进行审视。2.现行主流理论的不足与启示 在中医术语标准化过程中涌现出 13 个英译标准类工具书,虽然成果丰富,但仍暴露出中医术语翻译
7、理论上的问题。以使用频率较高的两套标准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西太区 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2007)和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发布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2008)便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技巧和方法,前者将“中药”以拉丁语译法译为 Chinese materia medica,后者译为 Chinese Medicinal,这样杂合的构词法有损术语的严谨性。其背后所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即中医翻译标准难以统一,中医术语翻译缺乏能够达成一定共识的理论指导。这包含两层问题:一方面是中医翻译的理论研究相对缺乏;另一方面是现存的中医翻译指导思想难以达成共识。2.1 现行中医术语翻译的主流理论王银泉等(20
8、14:111)曾对中医英译研究做了系统性的回顾,考察了 1981 年至 2010 年的中医翻译情况,发现中医翻译研究“重技巧,轻理论”,较少结合语言、文化、翻译等理论进行系统地分析,“以至于成为一个被中医学、外语界和翻译界边缘化的孤岛”。时至今日,翻译界和语言学界对中医翻译的关注仍旧不够。以“中医英译”为主题词的研究文章绝大部分见于中医药类期98DOI:10.16362/61-1457/h.2023.01.017刊,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开辟的“中医英译”专栏,但由于学科属性不同,中医翻译在中医药类研究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从翻译类、语言类期刊相关主题的论文发表情况来看,中医翻译主题
9、的文章较少,此类期刊甚少为中医翻译开辟专栏。这种现状也在提醒着中医翻译研究者,中医翻译还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尤其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要进一步补足。中医翻译理论研究迫在眉睫,不仅因为理论研究少,而且现行运用的理论也有其自身的缺陷。目前国内中医翻译研究运用较多的理论有异化和归化理论、语言国情学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王银泉等 2014)。Venuti(1995)提出的异化和归化,一直作为经典翻译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但归化与异化没有截然分明的分界线,鲜有绝对只使用其中一种方式的译作。而且,异化或归化的偏向是随着文化强弱的此消彼长而做出的折中选择,可归于翻译策略的考量范围,但对于中医术语翻译而言
10、,该理论难以作为理论进行具体的实践指导。“语言国情学”原指通过俄语教学进行苏联国情知识的“文化移入”,从而提高学生对所学外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该理论本身主要运用于俄语的对外教学,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文化载蓄功能和指导功能(赵爱国 1988)。语言国情学以词汇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医术语翻译研究主要依据其对词汇的核心观点将中医术语分为反映全人类共核的词汇和反映民族特有事物和观念的词汇。前者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词,因此“为借用西医词汇提供有力土壤”,而后者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所以“翻译时当首推音译”(曲琳琳、张斌 2017:1463)。由此可见,语言国情学理论在中医术语翻译中的运用主要是为借用
11、西医术语和音译术语提供理论支撑。但是中医术语与西方医学、解剖学术语的内涵有很大区别,音译术语实质上割裂了能指与所指、割裂了语篇,两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产生了一些问题。语言国情学对中医术语翻译虽然发挥了参考作用,但作为针对语言教学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不同等级而又相互转化的子文化系统所构成的一个动态发展的集合”(Even-Zohar 1990:11)。该理论将原本相互分离的子文化系统放置在一个完整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各子系统的地位通过相互竞争而发生转变,并多元系统理论事实上将翻译置于目的语整个文学与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从而催生出翻译的文化学派。多元
12、系统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广阔而宏观的视野,但是需要明晰的是,该理论实质上是对某个历史时期下如何选择翻译文本、各方如何促成译作的形成、译者如何选择翻译策略等的文化层面的研究。它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文本该如何翻译”转向了“某文本为什么这样翻译”,讨论的多是文本外的因素,属于对社会文化符号现象的研究,而非对译本产出提供指导纲领的综合理论。因此,将多元系统理论引入到中医翻译研究中也只能局限于对既有译本的个案研究,通过对社会文化的分析提出一定翻译策略,却难以着眼于翻译本身,遑论为中医翻译研究提供一致而连贯的理论体系。据此,国内中医术语翻译研究主流的理论未将研究重点放在原文本语言
13、本身,始终徘徊于原文本外围,主导的翻译方法或难以适应更深层次的时代需求,或偏离了翻译本质,或仅仅围绕技法的讨论而缺少系统方法论的支撑。2.2 现行理论缺陷带来的启示指导中医术语翻译研究的现行理论暴露出源语文本和译语读者之间失衡的问题,但同时也发出了信号:现行理论所偏离的正是中医术语翻译理论所要完善之处,即需要以中医语言为核心、以作者和源语文化为准绳的一致而连贯理论体系。他学科、他领域的理论可以为中医术语翻译提供新鲜的视角,文本外因素、译入语因素等也确实起着调节作用,但这些都不是翻译的根本使命所要求的。翻译问题仍旧围绕在名与实、形与意这对核心关系上,词义内涵始终是关注的焦点,而词义虽不取决于理据
14、,但也摆脱不了理据的影子,而理据是通过隐喻的作用衍生成为新的词汇内涵。要在译语语境中还原中医思维,那么仍旧要以中医本身的认知手段为切入点,遵循中医语言里的思维路径,而“援物比类”是明确的中医法度,其语言本质就是隐喻的。汉语语言中的隐喻模型不是单一存在的,它辐射整个语言系统,中华文化系统在译语语境中的构建亦需要从传统的隐喻模型中汲取精华。3.以隐喻视角看中医术语翻译问题的合理性 隐喻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和思维模式,但隐喻的表现形式因文化差异而异。在中国古代,中医将这种模式称为“取象比类”,这不仅是一种解释中医学原理和知识的方式,还贯穿于中医术语的命名中。中医术语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因此译者应从其中的
15、隐喻源出发进行翻译。同时因为人类具备隐喻能力,所以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这种翻译。汉语倾向于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概念,这在中医语言中尤为明显。中医学所蕴含的思维有其哲学基础,体现在古代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下的“观察取象比类理解”的思维过程中。这种类比的映射关系与西方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路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易经中的卦。在黄帝内经中,“取象比类”的思想也有明确的表述,如五运行大论篇有言“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示从容论篇又言“及于比类,通合道理”等。可见,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医术语的造词09赵彦春,邝旖雯 基于隐喻认知观的中医术语翻译评价模型的构建和
16、医学解释的全过程,是重要的中医方法论。中医利用各种“象”来解释和构建其最重要的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和天人的模式。中医的“取象比类”和隐喻作为常见的认知手段,其认知、心理和语言上的原因是一致的。在意义生成方面,它们具有相似的机制,即概念或结构从源域映射到目标域,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整合生成新的意义。因此,取象比类作为一种语言表征手段,可以纳入隐喻认知研究。中医善于将自然现象作为源域的具体概念投射到抽象的认知域中。事实上,Lakoff&Johnson(1980)将隐喻分为概念隐喻、方向隐喻和本体论隐喻,这几种隐喻类型都可以从中医的典型概念中找到。系统性是概念隐喻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 Lakoff&Johnson(1980),正是因为隐喻概念的系统性,所以我们使用语言时就反映出这样的概念系统。例如,“治疗即战争”是中医语言中主要的结构隐喻,因此导致生病的因素作为要防御的对象被称为“邪气”,当人体暴露于“邪气”中,此举被称为“犯”,而人体需要“卫气”或“营气”来进行防御保卫。方位隐喻是隐喻的另一种形式,包括“上下、进出、前后、开关、深浅、中心边缘”等方位(Lakoff&Johnson 19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