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月第 卷 第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陈用光与桐城诗派的传衍李剑波，吴大平摘要：就桐城诗派传衍和清代诗学发展而言，陈用光的作用一直被遮蔽。他将桐城诗学带入都下，并在都门交游中推动桐城诗派参与构建嘉道宗宋诗风；他宣诗布文，开启了桐城诗派的统绪书写。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视角，揭示出陈用光传衍桐城的深层意涵。在桐城诗派传衍格局中，陈用光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代宗主，应当被重新认识和评价。关键词：陈用光；桐城诗派；传衍作者简介：李剑波，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湘潭 ）吴大平，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湘潭 ）一、问题的提出梅曾亮先后两次入都，并在京师延揽
2、同道，成为主盟桐城诗派的核心。姚鼐于嘉庆二十年（）去世，距梅曾亮以桐城诗法友教京师有近二十年。其间，桐城诗学经历了怎样的传衍格局值得关注。而在这变风变雅的时期，桐城诗派的传衍与嘉道诗坛的诗学风气存在怎样的联系也值得思考。姚莹 感怀杂诗的最后一首，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入口：海内文章有惜翁，新城学士得宗风。方刘梅管均堪畏，输却家鸡是阿蒙。陈石士阁学，诗文醇雅，得惜翁正传，然阁学殊推上元管异之同，比诸六祖，而自居秀上座。余谓，若吾桐方植之东树、刘孟涂开、上元梅伯言曾亮及异之，皆惜翁高足，可称四杰，未知阁学谓何如也？（按：此为诗后夹注）姚莹对方刘梅管冠以“四杰”之名，此为最早出处，另还见于 惜抱先生与管
3、异之书跋 姚氏先德传惜抱公 等处。后世受曾国藩 欧阳生文集序 中所说“高第弟子”的影响，以姚莹代替刘开。“高第弟子”的指代内涵遂被换成“四杰”。从称谓产生及指代变化，可知所谓“姚门四杰”当是经姚莹揄扬和后世误读的结果。从传衍姚鼐诗学及其成就的意义上来说，这种约定俗成的称谓自然没有完全反映文学史的真实情况。回到姚莹 感怀杂诗 的言说语境，很显然，姚莹提出“四杰”之说是在与陈用光探讨。姚莹在列举方刘梅管之前，更是指出了陈用光最得姚鼐宗风。梅曾亮也说：“惟今侍讲学士陈公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踰。”刘开曾说：“阁下禀绝人之资，深稽古之学，亲受法于姬传先生，所以明道修辞，绍正传而振绝绪者，固将有在
4、。”可见，陈用光在姚门弟子中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但是，后人在称述“姚门四杰”的同时，对陈用光进行了选择性地遗忘。从误读到妥协的传播，这客观上使得陈用光乃至其他姚门弟子对桐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诗坛宗唐的泛化、蜕变研究”（）城诗学的传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回到他们称述同门、传扬师说的文学史现场显得尤为必要。而“姚门四杰”的称赞缘起，正好可以给我们提供进入的角度。姚鼐对管同的才华评价最高，认为管同“当为数十年中所见才俊之冠矣”。但遗憾的是，管同早卒。姚鼐认为“植之颇苦善病，不能极力于学问，此天限之也”。姚莹说：“孟涂、异之皆早卒，植之著述虽富而穷老不遇，言不出乡里。”姚莹、邓
5、廷桢仕宦显达，专注政事，且多在地方任职。姚鼐“见硕士则爱之如吾骨肉矣”，还勉励他说：“我虽辨正涂，才弱非骐骅。愿子因吾说，巨若瓞引瓜。”可见，姚鼐对陈用光寄予厚望。梅曾亮为陈用光所荐拔，陈用光扬名诗坛早于梅曾亮主盟桐城。在姚鼐谢世后，梅曾亮宗主桐城诗派之前，正是陈用光登上文坛、弘扬桐城诗学之时。而此时，嘉道诗坛风云际会，京都的诗学风气对于整个清代诗学的转向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桐城诗学在这样的时代气候中传衍情况如何，以及陈用光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有学者曾经关注陈用光的传衍地位，但从桐城诗派发展的历史角度以及对清代诗学的建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作为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
6、法，进入过程的视角避免了平面的诠释而进入诗学史深层的运动及流变。诗学命题被还原到文学史过程，进而建构起被理解和被接受的复杂轨迹。作为一种方法预设，历史化的研究能够进入包含文学内部结构和外在因素在内的或被记忆、或被遗忘的文学史过程。在诸多细节和因果关系中，通过历史综合接近文学现场，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某些诗学历史和传统。二、陈用光都下交游与嘉道宗宋诗风嘉道之际，宗宋诗学逐渐被广泛接受，乃至之后形成规模庞大的宋诗派。就诗学宗趣而言，确立并自觉实践“杜、韩、苏、黄”宋诗学理论体系，是一个显著的诗学标志。陈衍认为同值中枢、比邻唱和的程恩泽和祁寯藻是提倡这一宗尚的诗人，并将其列为晚清宋诗派的开创者。稍早于程
7、、祁，正是翁方纲主持诗坛、提倡苏诗的时期。钱仲联说：“祁则开同、光风气之先，翁则结乾、嘉流派之局。”翁方纲卒于嘉庆二十三年（），而祁寯藻直到嘉庆十九年（）才中进士。这距离祁寯藻居高位主持诗教、弘扬宋诗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而陈用光正于此时入都，进入都下诗古文交游圈。京都士人在交游唱和中泯异趋同，诗学风气悄然改变。都下人才聚集，开风气之先。诸多嘉道诗坛的诗人都于京师往复唱和，宣扬诗说。都下的诗学宗尚对于当时诗坛具有风向标的意味。而陈用光此时已获姚鼐推荐，列入翁方纲门墙。正是由于苏斋弟子的特殊身份，陈用光很快融入都下士人的诗古文交游圈，并在这因缘际会中延揽同道、弘扬桐城。（一）陈用光对姚鼐和翁方纲的批
8、判与融通经姚鼐的推荐，陈用光在都中拜入翁方纲门下。陈用光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诗学观念等都有所接受，而又能自出机杼。他说：“力宗汉儒，不背程朱，覃溪师之家法也。研精考订，泽以文章，姬传师之家法也。吾于二师之说无偏执焉。”在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下，陈用光对姚鼐和翁方纲的接受，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不仅完善了桐城诗学，同时也为桐城诗派在苏斋弟子乃至京都中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从学术史和诗学史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桐城诗派完善和外溢的必要环节。一方面，在学术立场上，陈用光进行了“适于用”的学术反思与统合。姚鼐批评汉学并不否定汉学本身，而是不满汉学者的为学方式和学术风气。姚鼐认为：“真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
9、学乃不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正使人厌恶耳。”显然，这已由对学术的批评转为对学术风气的批评。翁方纲则从汉学对宋学的补充之益，否定宋学对汉学的批评。他曾对陈用光说：“欲伸朱子传义者，必先知古注之不可轻废。”从批评逻辑上来说，姚鼐和翁方纲并没有完全否定汉学或者宋学的价值。翁方纲说：“愚意专守宋学者，固非矣。专骛汉学者，亦未为得也。至于通汉宋之邮者，又须细商之。盖汉宋之学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陈用光则在姚鼐和翁方纲的基础上，尝试统合汉学与宋学。首先，他弘扬了姚鼐之说，进一步指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的关系。他说：“义理、考据其实也，辞章其声也。”其次，他从“为己
10、”和“为人”的角度展开学术批评。“益知朱子之学诚为己耳，非有为乎人也。今之为汉学者诚为人耳，非有为乎己也。”陈用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光的这种指向功能的批评，不仅限于学术，更是他对诸多事物的基本看法。当然，他也并没有就此否定汉学的作用。心性之学是“为己”之学，有助于修身立命。而“为人”之学，则为此提供一种晋进之阶。他认为考据为“百世不可废之学”，维护了汉学的独立地位。陈用光的学术批评抛弃了门户之见，转换了批评的角度，在更加宽阔的视域里来审视汉学与宋学。最后，陈用光从“适于用”的角度来统合汉宋。他说：“余尝谓为汉儒学者必折衷于程朱，而后品立而可施诸用，不徒为记诵之学而已。”又说：“夫人
11、之为学，内以笃其行，外以适于用而已。”这显然没有因提倡经世思想而落入否定汉学的窠臼，为统合汉学与宋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案。陈用光的学术反思是在对姚鼐和翁方纲的接受之上进行的，它昭示了在汉宋之争背景下的学术新动向，也为后来桐城诗派提倡经世致用提供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在诗学观念上，陈用光对桐城诗学和“肌理”诗说进行了会通式的批判与接受。陈用光笃信桐城诗法，与姚鼐多有书信请益。但查阅现有文献，可以发现翁方纲与陈用光的书信几乎没有。在与姚鼐的书信中多有关于翁方纲的诗学的讨论，这也成为其接受姚与翁诗学的重要文本。另外，作为一种私密的讨论，内中观点可信度颇高。这个接受过程，正可看作桐城诗派与“肌理”诗说
12、的一次诗学互动。翁方纲和姚鼐都对王士禛的诗学给予了肯定，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学习对象。翁方纲认为王士禛是真得诗学“正法”的人。而陈用光评价姚鼐诗学说道：“其论诗，以为如渔洋之诗钞，可谓当人心之公者也。”但是，姚鼐认为学诗须经“七子”而入，要注重模仿。而翁方纲则认为“七子”自欺欺人。因此，姚鼐批评翁方纲“随声诋明贤，乃是愚且妄耳”，要陈用光择善而从。陈用光则说：“七子法盛唐，前贤或舍旃。阮亭名特盛，谭龙讥亦传。有我乃无我，声利不能迁。无我乃有我，身事多所牵。”很显然，陈用光企图在模仿中实现“有我”和“无我”的统一。陈用光转益多师，比如袁枚、蒋士铨等，他都以师相称。而这却受到了姚鼐的批评：“凡学诗文之
13、事，观览不可以不泛博。若其熟读精思效法者，则欲其少，不欲其多。覃溪先生恐正犯简斋所举之弊。”姚鼐通过对翁方纲的批评来告诫陈用光。陈用光虽师友交往频繁，但笃守桐城家法是其最为重要的诗学立场。他也说过：“钱庐袁赵各著作，桐城夫子尤绝伦。”姚鼐与翁方纲都深受王士禛影响。翁方纲通过学习王士禛，进一步扩大了“理”的内涵，逐渐实现了由唐而宋的诗学融通。他说：“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最后，索性说“肌理亦即神韵也”。应该说，翁方纲提出了一种实践“神韵”说的诗学观点。但在与姚鼐的信中，陈用光却批评翁方纲论诗有“有晦涩之病，有喜人同己之意”。而姚鼐却高度评价陈用光为陶意云题图之作
14、，认为其极佳的原因是兴会到了。自然，姚鼐的“兴会”之说，有受王士禛影响的痕迹。他还说：“积学用功，以俟一旦兴会精神之至。”又说：“诗人兴会，随所至耳，岂有一定之主意章法哉。”陈用光曾在 与伯芝书 中坦言：“吾今作诗文颇多，而总无惬心处，看来吾于虚处断不能步趋吾师，惟当努力于实处，以冀步趋十分之一二耳。”陈用光更看重兴会之虚处，以此为诗之精妙之域。至于实处，当是指义理、学识等。这或许正是从翁方纲而来。翁氏曾言：“所赖深根柢，日渐充学识。”陈用光因此极为赞赏翁方纲对他作诗的评语：“作不入，所以作不出。”而这入和出，正是需要对实和虚的融会贯通。姚鼐和翁方纲都曾对诗歌的声音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姚鼐曾说作
15、诗当从声音证入，而陈用光则把姚鼐所言“格、律、声、色”当作诗之音节。翁方纲曾说：“言者，心之声也。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诗之于文辞，又其谐之声律者。”陈用光最初不理解，认为翁方纲论诗之音节缭绕而不可解。但后来经过学习体悟，认为其若有相契于心。他说：“且夫武夷之幽深阻峭，其草木烟霞之变幻葱郁，惟能诗者遇之而成色，歌之而成音。”不难看出，陈用光对姚氏和翁氏的诗歌声音之论的理解更加深入，他企图通过诗歌声音来恰当表达诗歌的内容，以此来展现声外之意。陈用光对姚鼐和翁方纲的接受是一次批判性的接受，其中极具争议性的议题，正体现了嘉道时期多种思潮碰撞互动的时代风貌。陈用光对此融通性的接受与传承，赋予了桐城诗派
16、通达兼容的品质，从而更易于为当时士人所接受，同时也丰富了桐城诗学体系，为桐城诗派的传衍以及参与宗宋诗风的建构提供了契机。（二）都门唱和中弘扬桐城诗学的图景当时都下交游中影响较大的有：“为东坡寿”诗学集会、消寒雅集、宣南诗社等。“为东坡寿”由翁方纲陈用光与桐城诗派的传衍发起。董国华等在嘉庆十九年（）发起消寒雅集。宣南诗社由“为东坡寿”的苏斋弟子和消寒雅集的同人发展而来。这些诗学交游呈现出明显的历时顺序，共同构成了嘉道年间京都诗学交游的主要图景。翁方纲回忆了当时苏斋弟子诗课交游的盛况：“余与海内才士以诗相切劘者垂五十年，其就吾斋学诗称著录弟子者，亦不下百十辈。尝与刘芙初、吴兰雪、陈石士、李兰卿诸子分题角胜。虚衷雅怀，往复商确，愈唱而愈高，盖不名一家而能奄有诸家之美者也。”胡承珙 消寒诗社图序：“嘉庆十有九年之冬，董琴南编修始约同人为消寒诗社。从事于文酒唱酬之乐。”其主要成员有周肖濂、陈用光、刘嗣绾、李彦章、谢阶树、朱珔、陶澍、梁章钜、钱仪吉、吴嵩梁等。朱绶 宣南诗会图记：“吴县潘君功甫官中书舍人，僦居其地，而一时贤士大夫偕之游。会以八九人为率。”其主要成员是：吴嵩梁、陈用光、朱珔、梁章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