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6|125历史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的组织建构及历史贡献朱晓东 吴雨函摘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摸索出的新的武装斗争形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组建的便衣队，既有迫于斗争形势需要自发形成的，也有地方党组织和红军部队有计划派出的。由于组建方式不同，便衣队的成员结构也较为多样，既有来自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也有来自各部队武装的战士和各地的普通群众。组织建构体现了便衣队鲜明的党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强烈的斗争性，这是便衣队能够在鄂豫皖边区生存并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作为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力量，便衣队为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事业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
2、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关键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组织建构；历史贡献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022BDJ024）中图分类号：K262/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6-0125-081933 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为有效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便衣队这种独特的组织形式便应运而生。便衣队全称“武装便衣工作队”，它是游击战环境下人民战争思想和军事组织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是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的创举，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及中国革命
3、事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在实践中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斗争活动，逐步发展为具有党政军特征的武装工作队。目前，学界对于便衣队的研究成果较少，且集中于便衣队的性质、形成与发展及历史作用等方面。然而对于便衣队这一独特的组织形式，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本文从组织建构的角度探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的形成过程、组织特性及其历史贡献，以期进一步加强对于便衣队的研究，加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革命武装的研究，深化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一、便衣队的组建方式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便衣队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现的便衣队，其组建方式不尽相同。林维先
4、在谈到便衣队的形成时指出：“有的是红二十八军主力部队有意识地下放的，有的是当地农民游击小组发展起来的。”根据现有掌握资料，便衣队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迫于形势自发的形成，二是地方党组织的发展，三是红军部队的派出。（一）基层自发形成便衣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是在反“围剿”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随着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攻的不断加剧，根据地革命斗争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一些地方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在边区建立起白色政权，原有苏维埃的政权机构大部分被摧毁，126|江汉论坛地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不能正常开展。许多便衣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便衣队最早出现在19
5、33 年 7 月间，时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为有效反击敌人，更好地保存自己，中共红安县二程区委和仙居区委摸索和创造出了便衣队这一独特的对敌斗争形式。随后，在皖西、鄂东北、豫东南等地先后出现不同形式的便衣队组织，它们吸取在原地斗争人多目标大的教训，换上便衣、带上短枪、化整为零，广泛活动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的地区的便衣队是由幸存的基层县区、乡村苏维埃负责人组建的。他们出没于乡村附近，隐蔽于群众家中，有条件时则就地开展武装行动。如黄安、商城等地，每乡均设有乡政府。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乡政府的负责人不能归家，就带着乡政府的印到处走，走到哪里乡政府就到哪里。
6、“他们还带着一些枪，日子久了，印就不发生效力，他们就带着枪，称为便衣队”。有的便衣队是部分苏维埃机构留余的干部自发组建的。如罗山地区的县区乡各级机关于 1933 年 5 月随罗山独立团进行游击活动后，区、乡干部即自发转为便衣队分散活动，与敌斗争。这样以来就自然产生了穿着便衣的武装工作队，一面掌握地方政权，一面进行武装活动。还有的便衣队是由留守干部组建的。鄂东北等老苏区一带便衣队的产生大都如此。“鄂东的老苏区那里失败后还驻有我们的机关医院等三四百人，几十里一片荒凉，没有群众，这些机关需要供给，于是组织了一个便衣队，这就是道委会的那个分队，买粮食，买东西，打些土豪，也出去做些群众工作”。1934
7、年 7 月，鄂豫皖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白旗下群众工作较活跃，逐渐建立有组织，并有些秘密的基本便衣队。”1934 年 2 月，中央军委在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中肯定了便衣队这一形式，“我们看见有新的希望。这个希望，是从游击队和便衣小组的行动那里来的，这里便衣小组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组织”。可见，便衣队是在鄂豫皖根据地遭受敌人摧残的特定条件下，人民群众在基层干部的领导下，依据当地特殊的地理条件与敌周旋，在斗争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早期便衣队的主要组织方式，也是便衣队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二）地方党组织发展由于便衣队符合根据地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地各级党
8、委对发展便衣队组织高度重视，全力支持。1933 年下半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决定广泛建立便衣队，充分发挥这一独特的对敌斗争组织形式的作用，使党的活动得以坚持下去。1933 年 11 月，鄂豫皖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现在最有发展希望，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因此，省委决定用党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吸收群众来“参加便衣队工作”，并委托鄂东北道委在罗山县卡房开办便衣队训练班，培养便衣队骨干力量。训练班由时任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具体负责，每期从各区、乡游击队中抽选两人，主要学习便衣队
9、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和工作纪律等内容。学员结业后“返回原地，根据所处环境开展工作”。之后，“再回到训练班汇报总结、共同提高”；“训练班为便衣队制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行，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斗争方针和策略”。1934 年 11 月，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前，专门留信指示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担负起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领导责任。当时，鄂豫皖苏区只剩下皖西和鄂东北几小块倍遭摧残又互不接壤的根据地。在此危急关头，高敬亭毅然担负起领导鄂豫皖革命斗争的重任。他根据当时大别山斗争形势的需要和自己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在重建红二十八军的同时，大力发展便衣队组织。为此，高敬亭亲自
10、挑选人员、配备武器，亲自确定任务，亲自领导，亲自检查，并给予便衣队独立处理党政军等重大事务的权力。鄂东北道委也召开会议，强调大力发展便衣队，组织地方武装和便衣队开展游击活动，牵制敌方兵力，策应红二十五军转移，建立新的立足点。经边区各级党组织总结推广，便衣队很快发展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一种普遍的游击武装方式。（三）红军部队派出从红军部队中派出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组建的另一种重要方式。1934 年 5 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军长徐海东根据省委决定，从部队派出以夏云龙为队长、汪少川为指导员的一个 12 人的便衣队，在霍山县一带发展党员、发动群众，组建了中共霍山县六区区委，在掩护伤病员、搜集情报
11、、牵制打击敌人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皖西北地区的第一个便衣队。团山便衣队的产生也是由于战略上的需要，1934 年秋红二十五军即将进行2023.6|127战略转移，为了在根据地留下一些革命力量继续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组织设立了这支便衣队。为掩护在战斗中受伤的人员，红二十八军或当地游击师也先后派出便衣队。如由徐海山任队长、刘子榜任指导员的便衣队，就是在一次战役后将 20多个重伤员暂时分散安排在老乡家里养伤后，临时组织的便衣队。马家河战役后留下的伤病员，就是由红二十八军留下的一支便衣队负责掩护的。王园战斗后，红二十八军又留下一支便衣队掩护伤病员，主力继续隐蔽前进。红军主力部
12、队不仅给便衣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在转战中对于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均积极下放便衣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开辟根据地。如 1934 年初红二十五军在潜山、桐城、舒城边区活动一个多月，先后留下了 13 支便衣队和游击队。1935 年 2 月徐成基被任命为皖西特委书记兼 246 团政委，统一领导皖西地区的便衣队和地方武装，至 1936 年春，红二十八军先后派出 11 支便衣队，分布在以鹞落坪、大岗岭为中心的多县交界地。1936 年 2 月底，鄂东北独立团到应山县境活动，建立了一小块游击根据地，并留下一支十多人的便衣队。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组建的便衣队，成为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武装力量之一
13、，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便衣队的成员结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由于来源不同，成员结构也较为多样，既有来自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干部、工作人员，也有来自各部队的指挥员、战士，还有各地的普通群众。概而言之，党员干部成为便衣队的领导核心，红军将士为便衣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普通群众则是便衣队得以生存发展的深厚基础。（一）党员干部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为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鄂东北道委决定将所属的各级党组织及各苏维埃政权调整后以便衣队的形式开展活动，各级党组织、基层政权干部及工作人员转为便衣队成员。1933 年 4 月后，光山各区乡干部陆续转为武装便衣队活动；罗山地区
14、县区乡各级机关随罗山独立团进行游击活动，区乡干部也转为便衣队分散活动。至 1934 年初，鄂东北地区便衣队已发展到七个大队，成员多以县、区、乡干部为核心。皖西特委和商南县委等各级党组织也把便衣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任命一些县区主要领导干部担任便衣队长、指导员。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1935 年以后，高敬亭也经常把苏维埃政府中比较年青的同志编进便衣队。各地纷纷从红二十八军、地方武装及基层政权中挑选优秀的指战员，并吸收少数当地党员组成精干的便衣队，深入村寨组织广大劳动群众，用各种方式支援红军，开展对敌斗争。1934 年 6 月，苏区交通员石健民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有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去参加便衣队
15、或游击队了”。此外，国民党豫鄂皖边区巡察专员袁德性在其巡察报告中也指出：“各地各有便衣队一个分队（每分队七八人），商城西河桥有一个大便衣队（人枪约五十余），金岗台有便衣队三四人，并有妇女十九人，均系党员。”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区委县委工作人员多半都参加在便衣队里面，便衣队的活动为我们几月来主要的游击活动，红军而外，便衣队的组织多系过去地方武装中之负责人和战士以及区乡工作人员，成份都好。”无论是县区乡村干部自发形成的便衣队，还是由地方党组织或红军部队派出的便衣队，成员很多都是经过挑选的红军指战员和原先做过地方工作的党政干部、党员。便衣队以县区乡党和苏维埃的干部为核心，身穿便衣，和普通群众一样打
16、扮。他们斗争坚决，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能够掌握政策，具有独立工作能力，为主力部队行军、打仗、隐蔽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加之便衣队队伍小，行动灵活、秘密，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清剿”，便衣队仍然坚持了下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红军战士便衣队成员还有许多是来自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战士。为了加强地方工作，红二十八军在转战中经常抽出一定骨干力量到地方充实发展便衣队。1936 年 3 月，红二十八军各部在柴家山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加强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从部队抽调骨干放到地方，建立和发展便衣队组织，以加强地方工作，建立和发展游击根据地，支援和配合部队行动。对于转战中的伤病员，红二十八军也要经常从部队中抽调干部、战士负责掩护安置他们，抽调出来的这些人员往往通过便衣队的形式开展活动。皖西便衣队的产生多半就是红二十八军或当地游击师为掩护伤员留下的人员。红二十五军西撤时留在根据地的 300 多名伤病员基本上都是由鄂128|江汉论坛东北道委组织人员安置的，治愈后他们大都成为鄂东北地区红军、游击队和便衣队的骨干力量。为推动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紧密结合，商南县委于 193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