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学研究论中国共产党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历史经验、创新理路与现实启迪王世泰(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摘要:以传统的全能型国家治理转向法治型国家治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发展进路，体现了中国人民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历史自信和理论自觉。回顾党的奋斗史，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创新思路有:发展中国经济，促进高效能治理;健全中国制度，实现“中国之治”;建立权责清晰的制度，克服“内卷化”;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彰显公共利益;铸塑中国精神图谱，推动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启迪有:持续创新制度建设中增强国家治理效能;建构跨界协同能力体系架构中增强国家治理效能;
2、构筑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格局中增强国家治理效能。关键词:国家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跨界协同能力体系作者简介:王世泰(1983)，男，甘肃武威人，博士研究生，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海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家治理思想研究。基金项目:2021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国家治理想的理论架构及其现实启迪研究”(KYCX21_0437)阶段性成果;2021 年度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资本视角下南京传承与弘扬长江文化的创新机制研究”(21YB33);2021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江苏文化业态创新模式及发展
3、策略研究”(21YSD010)。DOI 编码:10.13356/ki.jdnu.20950063.2023.02.004中图分类号:D6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063(2023)02002708收稿日期:20220212以增强国家治理效能为导向，持续建构治理文明形态，这是现代国家的题中要义。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组成部分。一部中国共产党奋斗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持续探索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历史，它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创新性地探索增强国家治理效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4、就，创造了“中国奇迹”，迎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曙光胜利的世界”。一、中国共产党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历史经验实现国家治理文明，既要重视总结过往的历史经验，又要检视增强治理效能的创新思路。总体上，从国家治理限度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由传统的全能型国家治理转向现代的法治型国家治理。72第 43 卷第 2 期大庆师范学院学报Vol43No22023 年 03 月JOUNAL OF DAQING NOMAL UNIVESITYMar，2023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7 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
5、版社，2018 年，第 66 页。(一)中国共产党在全能型国家治理中增强国家治理整体效能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持续增强国家治理效能。考察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领导制度的优化与治理效能并未完全有机互动，其制度结构依然是强调科层制的基本特点。全能型国家治理呈现的是高度自觉和高度集中的国家治理资源的分配和管控。创新国家治理方式，优化其治理结构，并非易事。全能型国家治理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早期凸显鲜明的成绩，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在结构和要素两个纬度的优化。然而，全能型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实现这个万能型的国家治理系统的转型，而是很难寻求一个可实现替代功能 既立足于国情，又蕴含现代化治理特性，同时充分展现制
6、度优越性的治理体系。全能型国家治理几乎承接所有公共事务，围绕着各个领域展开资源优化配置，以此提升整体的治理效能。全能型国家治理最明显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秉承着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初步制度框架的理路，展开有针对性的“统筹包办”的治理，强调的是治理实效，突出的是治理结果。(二)中国共产党在协同性国家治理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协同性国家治理格局奠定了深厚的现实基础。任何一种创新的国家治理结构的变动都会引起国家治理运行机制的变化。协同性国家治理强调的是有效性和科学性，在“国家市场个体”三维度视野中探寻契合生产力发展的国家治理方式，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均
7、衡治理。中国共产党人在协同性国家治理的创新探索体现了对治理概念的深刻把握。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为理论指导，强调不同管理方式的国家治理有益要素。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区别在于治理技术、治理幅度和治理方式等的转化与效果。从本质上看，协同性国家治理并非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者的治理模式。与此同时，协同性国家治理实现了中国气派的多中心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语境的有效融合，体现中国特色制度和中国特色治理的充分衔接。协同性国家治理重视国家治理的主体和制度建设。这里的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的自我成长与完善，二是治理所需要的基础制度的充实与完善。治理主体和治理制度相辅相成。协同性国家治理要持续破
8、解基层治理中法治与德治的互动关系，也要持续探索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互动关系。协同性国家治理既不能忽略现代国家治理逻辑，也不能忽略中国特色国家的传统和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铸就协同性国家治理格局，秉承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选择应该定位在四个具体维度:第一，中国国家治理传统。任何一个国家治理模式都不能脱离该国家的历史发展传统和治理传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顺应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和制度优势，探寻契合中国气派的协同性国家治理模式是未来国家治理的趋势。第二，确保在中国共产党统领格局下多元主体有序的协同治理，化解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之间的紧张性，实现国家
9、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第三，立足宽广的全球视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文明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第四，优化国家治理的法治纬度。(三)中国共产党在铸造法治型国家治理格局中探索长效治理机制治理国家的有效性体现了治理结构和治理价值的创新性。任何一个治理成功的国家都不能82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2 期Journal of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No 2，2023参见刘智峰:国家治理论:国家治理转型的是大趋势与中国国家治理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 页。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19120 页。忽略
10、法治因素在探索长效治理机制中的作用，以此建构新的国家治理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经济治理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结构的长效机制探索，需要持续深化创新国家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模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要在改善原来科层制基础上国家治理的“人治”因素，更加注重治理方式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要注重国家治理中运用法治思维来激发国家治理优势，这是现代国家铸造法治型治理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整体上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要求。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是，人类国家治理文明形态的构建不能缺少法治型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在践行初心和艰苦奋斗中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由“全能型”转向“法治型”，
11、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探索法治型治理国家不能忽略国家治理中的汲取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建构，否则正如阿西莫格鲁描述的那样缺乏激励的国家必然会治理失败。中国共产党应在铸造法治型国家治理格局中探索长效治理机制，一方面，深化国家和机构改革，坚持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注重法治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效能发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依据治理环境的变化，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治理的法律体系，从而为治理效能发挥提供良好保障。二、中国共产党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创新理路在探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力图从全方位各领域增强国家治理效能。(一)发展中国经济，促进高效能治理发展中国经济，这是增强国家治理
12、效能的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备辛勤与坚毅的民族。自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决粮食短缺的困境只用了五年;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优化，以此夯实中国实力。这足以表明，把握正确方向、独创发展路径的重要性。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负芒披苇，推动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和更优化结构，以此勾勒高质量发展的壮美景观。“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和高效能成为中国经济治理的两个纬度。一方面，高质量框架中的中国特色经济治理要实现经济治理导向、结构、要素的转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国家治理成效。中国特色高质量经济治理，要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深化市场要素中探索创新理路。百年多来，
13、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力图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格局和治理结构。另一方面，高效能框架中的中国特色经济治理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的区位优势、地理因素等。高效能经济治理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整体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应另辟新的促成经济演进的方式和轨迹。从其增长动力视角来看，应改变用注资形式促成经济急增的手段，实现由要素驱动跃进创新驱动的样式;从其增长样式视角来看:应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由粗放型跃进集约型的质变;从其发展路径视角来看，深化供给侧革新，提高发展效率，实现由需求侧跃进供给侧的转型。20 世纪 90 年代后，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格局，并且各国家出现一定
14、的同向发展路径，其中主要缘由便是处于经济转型国家和各经济体的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也是此次新格局形成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之一。92论中国共产党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历史经验、创新理路与现实启迪参见王世泰、余达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及世界意义 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 ，南京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1 期。参见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年，第 277279 页。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激增，体量不断扩大，全球份额不断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愈发变大。中国在物质生产方面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并且改革开放的成功
15、经验和促进发展的理念以及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与发展理念都有贡献于世界经济。中国不追求全球经济强权，也不出口自身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以国际经贸规则为基础，为自身及各经济体发声，促进全球治理合理转型。致力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此来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贯通融合，让世界分享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文明成果。未来，中国国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要着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显然，这是能够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创新探索。中国高质量和高效能的经济治理，凸显中国经济结构的创新转变，也彰显中
16、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机互动的良性运行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健全中国制度，实现“中国之治”中国治理效能的发挥，制度的健全是必然的。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通过制度革新不断将制度的外在优势转化为内在优势，并通过强化制度执行力来实现“善制”与“善治”的有机统一。一个社会制度是否有效，不能主观臆断，而要用实践来证明。中国特色制度协力构筑了“中国之治”的楷模，充分体现了制度的潜力、卓越与坚韧。立足全方位与各领域治理，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群”，在此基础上，激发其治理效能，坚持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无论是制度结构还是制度文化，都要体现治理文明的基本要求和一般特征。古往今来，每一个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富裕，都与制度的保障和有效治理密不可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这个历史文化深厚、巨大国土、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治理体制和类型，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为指引，加强中国治理与国际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的建构，一方面，要以人民为中心，培育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良性互动机制;另一方面，社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