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年第2期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社会，更不能忘记人社会 历史 文学编后记贺照田一社会历史文学论文集，是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核心骨干成员的第一部自选文集，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的阶段性成果。为了避免和“读书会”其他出版成果重复，编入这部文集的论文主要是“读书会”骨干成员2013年到2017年这5年间发表的研究成果，内容方面则更偏重聚焦文学的研究。编入本书时大部分作者对所收论文的部分内容作了精心修改。二关于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要求，由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成员集体参与，读书会
2、召集人何浩主笔，于2020年初夏定稿的努力扎根于经验的沃野记“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一文，有扼要的介绍。这里，我只就为什么我们这批文学研究者会发起成立以历史为主要研读内容的读书会这一很多朋友都爱问的问题，作些补充说明，然后再对被很多学界朋友视为“读书会”文学研究的标签、并且已经有了不少讨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些补充说明。希望这些补充说明能给大家读这本论文集，添些理解的背景。为什么发起成立“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当然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太多经验都与其所处身其中的历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已经成为过去20余年最重要的研究潮流，并产生了诸
3、多非常有价值的知识成果。毋庸讳言，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行之多年的“历史化”潮流，和我们2011年的“回到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多作些考察就可发现，在“历史化”旗帜下通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之回到历史，其主要细究的历史部分，或者根据我们今天的文学认知理解认为要充分地认识现当代文学离不开的那些历史部分，比如，广义的现代文学制度或曰文学场域是如何确立和演变的，涉及社团、报刊、出版社、印刷、售卖、广告、稿酬、阅读风尚、读者群的形成、教育体制中文学教育的建立与演变等等方面；再如与重要作家的写作思考、重要作品的产生、重要文学现象的出现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历史（作家经历的对作家写作和思考有直接影响的历史事件等）。除了对
4、这些可以被归入广义文学史范围的历史方面有特别关注之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潮流之感知历史的方式，生产历史知识时的认识论、方法论感觉，都和史学界通行状态基本相同，并且这一相同常常不是经过认真思考后的相同，而是没有经过必要反思便自然认为应当如此的相同。与之相比，“读书会”则在认真学习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研究成果和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之外，亦清楚看到，在对文学认识、思考很重要的“人”的维度方面，现有历史学大部分研究对当代历史中“人”的关注方式、把握程度，常常不能满足我们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所需要的关于“人”的认识。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的历史学当何浩：努力扎根于经验的沃野 记“北京当代中国史读
5、书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官网，这一稿定稿于2020年6月初。4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社会，更不能忘记人社会 历史 文学编后记然也会大量涉及“人”，却主要是在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外交史等框架中涉及“人”。政治史、经济史等这些历史领域的划分当然是必要的，对这些历史领域研究不够，也会妨碍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有非常展开的掌握和充分有力的认识，而且处身于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中国人，也都不能不受到这些历史方面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如此仍不等于，把通过这些专史看到的人的面相相加，就能对文学所特别关注的由人的观念意识无
6、意识、精神意识无意识、生活意识无意识、行为意识无意识等积极参与塑形的那些“人”之生命状态、身心感受有很深入的把握。而对“人”的这部分生命状态、身心感受的把握与呈现，对和这部分生命状态、身心感受紧密关联的生活工作世界、观念价值世界的呈现与剖析，却正是文学之所以可被称为“人学”时，它应该最为核心聚焦也应当全力处理的内容。也就是说，要建立起对文学认识、思考最为关键的那部分“人”的认知，离不开对和很多专史相关，但不能通过直接延伸各个专史给出的认知就可以把握住的通常很不好赋形，却又为体察、认识文学所关注的“人”的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历史部分的细腻考察。这样说，是因为即使在1950年代末1970年代中这一历史
7、时段，留给“人”的可自主空间因政治的过多过强要求，制度设计、运转对人时间、精力的过度组织，个人可支配利用的物质文化条件过于有限，住居条件的困难等等被极大地压缩，但仍然不等于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中的所有“人”都可以被这些有极强规定性的历史方面完全左右，也仍然要求我们对这个阶段的“人”之“为人”问题去作耐心考察与探问。即使在一个生命可自主空间被极大压缩的时代，文学要发挥其作为“人学”的力量，除了对时代使生命遭遇不必要的艰难、毁坏尤其以通常形式不容易赋形的时代存在、时代质地予以认真、痛切的努力揭示外，还必须致力于思考与呈现：在这样的艰难中，诸多生命是如何不被这些艰难完全压倒，在有限的可自主空间中仍然活出
8、相当的生命尊严与意义支撑的。这就意味着，要把握、思考历史中这样的“人学文学”问题，文学研究者不能不有自己对“历史中人”的认识要求和对“人”所处身的“历史”的特别认识要求。如果在“人”之“为人”的空间被过于规定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各专史不能涵盖的属“人”的历史需要我们去认真掌握，那在“人”可自主空间更大的历史时段，无疑更需要对“历史中人”和“人”所处身的“历史”进行细致考察、把握，否则，对历史中的“人学文学”问题进行把握、思考就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只有认识到，即使在我们通常认为对生命有极强规定性的绝大多数历史情境中，生命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仍然可以有不被极端历史完全左右
9、自己生命存在状态的“人”的存在，我们才会对那些本来应该有充实而有光辉成长的生命却未能如人们预期之成长、一些看起来极为挑战与艰难的时代却仍有生命艰难但充实地长成等“处身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察与分析。对这些出乎人们意料的生命成长及其损毁的历史条件进行认真考察与分析，才能真切打开对一段历史中“人”之“为人”的理解和认知。从这样的理解和认知出发，也才能认真审视与追究“人”之成就与损毁得以发生所直接处身的世界及参与造成这一生命直接处身世界背后的更大世界。这就会让我们对各种专史所呈现的历史面貌与认知有一番新的体味和视角，并进而对专史形成新的分析思考，乃至发现新的赋形方式。也只有经过这样反复认真的努力，由一
10、段历史中“人”之真实生命存在为出发基点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才能被充分有力地建立出来。只有当历史认知的这一面相被充分发展出来，历史认知之“人”的品格，或曰历史学之人文面相，才可说被真正建立起来。这正是我们这些发起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的文学研究者所期待与需要的历史研究，是充分关注“人”之品格或曰人文品质的历史研究，是有助于从“历史中人”审视和思考“历史中文学”的历史研究。三当然，1949年后很多历史学者的历史书写都聚焦中国现当代史中的“人”。在这些重点聚焦“人”，或核心聚焦重点不在“人”但相当程度涉及52023年第2期“人”的历史学者中，因其专史研究的视域而容易出现从自己熟悉的角度突出“人”的
11、某一方面的历史规定性，这样其对“人”的把握不免缺少需要多面相的审视才能带来的对历史中“人”的认识的更充分打开。与之相比，1949年后，那些很大兴趣甚至主要兴趣在现当代“人”的历史学者，其关于“人”的把握，又和文学出身的我们所需求的“历史中人”的认识，有什么不同呢？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不能不说，19501970年代的多数人物传记写作，特别是对革命中人或跟革命密切有关的人物传记写作，常常以配合时代政治逻辑、时代政治要求为前提。又由于那一时代的有关要求常常有明确、刚性、不够尊重历史学专业逻辑等特点，这就使得人物的不直接配合时代逻辑的部分很难出现在人物传记、研究的书写中。不仅被认为和时代逻辑冲突的内容
12、基本不会出现在有关书写中，而且多数时候，那些和时代所强调的逻辑不冲突但也不正面配合的部分，也会被认为“多余”而极少有机会被写入传记中。这样带来的一个相当严重后果便是，不仅“历史中人”能被呈现出的“人”的面相有限，而且此有限的呈现还要被充分组织进时代所强调的逻辑中，最终使得这被呈现的历史部分也很难被“历史地”认识与理解。这样的状况1980年代后开始改观，历史学家的可自主写作空间越来越大。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不承认，由于1980年代占据时代知识思想思潮领导地位的学院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强的推动中国坚定走改革开放道路的自觉意识，故其时的历史写作，乃至历史学界的专业写作，都不能不受到这种时代氛围的强力塑
13、造，从而使得其时的人物写作，涉及革命，特别是涉及19501970年代，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1980年代反保守反左的眼镜看待：一方面控诉保守左倾带来的历史负面影响，一方面歌颂和保守左倾拉开了距离的务实、开明、强调经济建设的时代精神。在这样的历史理解、书写氛围中，19501970年代让人印象极深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即使整体上不被判定为左倾，也会因“运动”这种方式和运动中的过火伤害行为而被1980年代的活跃知识分子唾弃。这就造成1980年代诸多关于19501970年代的人物或跟革命有关人物的历史书写，容易选择在革命中受到左倾激进政治伤害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作为书写对象，并特别聚焦他们在左倾政治
14、尤其各种运动中受到的伤害，只有这种历史书写才能被1980年代的活跃知识分子理解认可。这就是说，由于1980年代始终存在的改革与反改革之间角力的现实，以及大多数中青年知识分子以改革与反改革斗争为感觉、认识时代的基本框架所确立出的现实感，再加上以支持改革、反对反改革为自己迫切的历史现实责任心的使命感，都使得很有时代责任心的历史学者不能不在这样一种时代感觉中进行自己的历史认知、书写工作。而这样的时代氛围，则使责任心实际上不那么强，但也愿意自己的研究和书写更多被关注、被赋予更多意义的历史学者，更容易也更积极去关注和凸显浩如烟海的当代史史料中那些和已有的定型化认识最能配合的特定历史时段中特定人群的特定经
15、验面相，这就无疑等于在进一步固化已经过度众口一词的有关19501970年代及其前后的刻板历史像了。与历史写作相比，1980年代后文学的有关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伤痕文学潮流、反思文学潮流不必说，看起来关注点更在写作所处身的当下现实的改革文学潮流，作品中所渲染的改革者面对的诸如19501970年代左倾政治、经济、管理留下的非变不可的现实，既得利益者们却对这样的现实或出于无脑或出于自私的麻木不仁；叙述人物历史时，“时代改革者”总是在之前左倾政治当道、特别是政治运动中屡经坎坷，麻木不仁、极端自私的干部却在当年左倾政治当道特别是左倾政治主导的运动中左右逢源乃至飞黄腾达等，如此之类，都和当时常见的相关史学
16、写作一起，共构出了一个正确左倾二元分明而左倾总是会占上风的刻板时代像。当然，1980年后10余年的文学写作和史学写作相同中也有不同：一个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上半时期，文学的受众更广，对民众、特别是其时的青年尤其是关心时代走向的青年的历史感觉、历史认识的塑形力更强；另一个是文学中塑造了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之外的小人物，通过小人物的欢欣、痛苦，小人物的个人与家庭命运的起伏，证明正确左倾的二元认识框架并不是6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一部分精英的私见，而还可由历史与现实中没有机会正面发声的绝大多数小人物的真实命运作证。上述被认为有着很强时代推动功能与意义的历史和文学书写，以及与这样的历史、文学书写同调的电影、电视创作等，在1980年代始终占据历史和现实的支配性认识位置，共同打造出的19501970年代历史像和对未来历史、现实展开的认识和想象，一方面非常强有力地塑造了更多人的时代感、时代认识，另一方面这种极具时代笼罩性的众口一词，也有力塑形了诸多历史过来人的历史记忆方向、历史记忆重点和历史讲述语言、讲述方式，从而使得诸多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