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35 卷 第2期2023年 4 月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Vol.35 No.2Apr.2023创造性叛逆视角下 青铜葵花 的翻译与传播王林1，2，张楠1（1.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2.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摘要：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成果丰硕，但翻译传播形势不容乐观。译介学和传播学为文学翻译提供了系统的研究视角和实践路径。以译介学理论基础“创造性叛逆”和传播学经典五要素为参造，透视中国儿童文学成功“走出去”典范之一 青铜葵花，发现其在保留文化意象、再现原作风格和
2、实现文本功能三个方面开展了“译者创造性叛逆”，在出版机构、宣传效应和封面设计三个方面开展了“接受环境叛逆”。“译者创造性叛逆”和“接受环境叛逆”是译本顺利产出和成功传播的必由之路。关键词：青铜葵花；翻译；传播；创造性叛逆中图分类号：I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5X（2023）02-0047-10DOI：10.16595/j.1671-055X.2023.02.006收稿日期：2022-11-18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川南地区高端翻译人才培养新模式实践与研究”（JG2021-1245）；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背景
3、下翻译专业 两整合-三协同-四融入-五进入 的课程思政育人新体系实践与研究”（SCWYH22-05）；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语言服务研究”（S202110649181）。作者简介：王林，男，副教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张楠，女，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研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时代必然。长期以来，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国外儿童文学不断译入。相比之下，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外译规模相去甚远。但是 青铜葵花 作为典型的中国儿童文学，却在国外文学市场成功站稳脚跟并引发热议。目前，国内对 青铜葵花 的相关研究
4、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聚焦原作意象和风格等内部因素，从美学和生态学等理论入手分析译本得失1，2，3，4，5，6；第二类侧重读者期待和市场接受度等外部因素的传播作用，从译本出版、发行和宣传等角度探讨传播路径7，8，9，10，11。以上研究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是仅从翻译策略或传播渠道等单维角度探讨如何呈现译本，忽略了翻译与传播的有机联系；二是相关研究即使明确建议构建儿童文学外译理论和实践体系，讨论却止步于此。伏方霓12依据译介模式，探讨儿童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但未涉及文本预设功能的作用。施佳静13基于儿童文学的边缘地位探讨其对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尚未总结出成熟的翻译传播模式，其研究
5、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国外学者对于儿童文学翻译传播的研究则少之又少，伊夫林 阿里斯佩（Evelyn Arizpe）14分析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和对应策略；安娜诺登斯塔姆（Anna Nordenstam）15和艾萨克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ck）16在政治语境中研究儿童文学翻译，马西斯 詹妮尔（Mathis Janelle）17阐述儿童文学的启蒙作用，但均未具体阐述儿童文学应如何走出国门。文学传播必然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否则难以实现较为理想的效果。鉴于此，本文从译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角度，分析青铜葵花 译本中内部因素的“创造性叛逆”；并借鉴传播学中的经典五要素18，即传播
6、主体、内容、媒介、受众以及效果，分析译本传播过程中外部因素的影响，探讨 青铜葵花 的翻译传播模式，实现翻译与传播的良性互动。-47王林 张楠：创造性叛逆视角下 青铜葵花 的翻译与传播1译介学与传播学理论阐释译介学始于20世纪30年代，属于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的文学性研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19，20。译介学认为文学翻译涉及文化层面多种因素的交流和碰撞，而非简单的语言转换。在译本传播过程中，不仅应关注内部语言，还应关注译入国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译介者、翻译的“赞助人”出版社或者文学社团，接受环境等诸多传播要素的作用20。译介
7、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尔皮（Escarpit）首次提出。埃斯卡尔皮坚持翻译是创造性的叛逆21 137。基于此观点，译本应有译者的风格正是译者凭借其独到见解翻译作品，才铸就译本价值，并使其广为流传。“创造性叛逆”蕴含创造和叛逆双重意味。所谓“创造”即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多样化方式，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和美的感受；而“叛逆”则是译者为实现某一主观目的对原文客观形式或者内容的背离20 130-143。“创造性叛逆”具体表现为译者叛逆、接受者叛逆和接受环境叛逆20 12。其中，译者
8、叛逆指译者凭借其翻译经验而采取的翻译方法、技巧和策略，具体表现为个性化翻译、误译和改编等形式。接受者叛逆则指读者依据知识储备对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是和谐的有机体，二者密不可分。这一观点与刘敬国与何刚强22 33提出的“翻译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心智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传播学概念由威尔伯施拉姆（Wibur Schramn）首次提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侧重研究信息如何实现交流及运行的规律。随着科技的进步，衍化出传播主体学、信息交流学和跨文化传播学等分支和传播学经典 5W 模式（即“Who sayswhat to whom in what channel with wha
9、t effect”）。其中，传播主体学提出，传播主体应结合传播的目的和接受语的文化形态等因素随机应变，传播内容应依据文本功能和文化差异而通俗易懂，而传播效果可以借助政策、出版社和大众传媒等多方力量推动。译介学和传播学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但就文学传播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行为是将源自异域的信息传播至本土受众并产生文化回响的过程，这一属性赋予了翻译参与文化信息传播的使命，并成为特殊类别的文化传播形式23 52。综上所述，译介学为儿童文学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参考：译者既要忠实原文，能动性地呈现译本；也要兼顾译入语的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取舍原作，提高译本接受度。传播主体学为儿童文学传播提供了思路：在传播过程
10、中，传播主体可以借助电子书和数字阅读等多样化渠道，提高译本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译本传播。充分把握翻译和传播的共性与个性，有利于促进我国儿童文学融入世界文学之林。2 青铜葵花 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曾指出，唯有经过读者的检验和接受，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价值，进而推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20 109。所以，译者应充分发挥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切实考虑读者的知识基础和理解能力，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呈现译文。本节从文化意象、原作风格和文本功能三个方面，对 青铜葵花 译本中出现的译者和接受者叛逆进行分析。2.1文化意象儿童文学存在双重特性，它始于文学性，归于儿童性，且具有十分丰富与宏大的文化意蕴24 47。青
11、铜葵花 中儿歌、谚语和叠词等儿童喜闻乐见的表达很多，描绘了一幅恬静优美的江南水乡画卷，但对译者而言就是翻译难题。通过筛选与整理，笔者选取其中第三章至第五章有代表性的文化意象类表达，按照翻译方法分为音译、注释、直译、意译和创译25，26五类，分析译本中的译者叛逆。文化意象类表达分类示例如表1所示：-48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表1文化意象类表达翻译方法翻译方法音译类注释类直译类意译类创译类原原 文文妈妈粽子嫡亲孙女大麦地高脚鸟丢手绢河蚌拉钩上吊荸荠译译 文文mamazongziher granddaughter（her own flesh and blood）damaidi（which means t
12、he barelyland）the long-legged wading birdsto play the drop-handkerchiefcrabcross my heartwater chestnut2.1.1音译类原作中直接使用称呼代表其人来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同时采用大量地域特色表达，使江南水乡之美跃然纸上。以词组“妈妈（mama）”“粽子（zongzi）”的译法为例25 4-5,26 7，译者使用拼音直接翻译，再现原文塑造的文化形象，便于读者通过自身文化积淀以及生活经验21 70产生联想。“粽子”由粽叶包裹糯米蒸制而成，是中国传统美食，蕴含丰富的饮食文化。译者采用音译的方式，既保留
13、了文化元素，又满足了读者的文化期待，增进读者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解。2.1.2注释类原作中涉及大量特有的地域性表达。译者翻译时辅以注释，既保留源语言文化特色，也关照受众的理解能力，降低理解难度。以“大麦地（damaidi）”为例25 54，译者在大麦地后添加注释“which means the barelyland”，进一步阐明贫瘠的程度，便于儿童理解和阅读。以“嫡亲孙女”为例2653，译者则注释“her own flesh andblood”，对照中文“亲骨肉”一词，传达出原作中青铜一家对待葵花视如己出的文本内涵。2.1.3直译类谚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表达，其表现形式因区域和时间而异。翻译时
14、保留原作表达，呈现特有文化意象，传播了中国特色文化。例1原文：高脚鸟25 24译文：the long-legged wading birds26 22原文：丢手绢25 221译文：to play the rop-handkerchief26 42原文高脚鸟指白鹭，英文对应表达为“egret”,但译者却直译为“The long-legged wading birds”，可以更好地激发儿童想象力，使得“高脚鸟”的形象亲切可感。“丢手绢”是中国传统民间游戏，译者翻译时直接阐明其具体操作方法，揭示其意象本质，保留了文化韵味。2.1.4意译类为促进译本传播，译者常用意译法处理原作的文化意象，照顾读者理解
15、能力。创造性叛逆视角下，文化意象翻译分为本体文化意象错位和喻体文化意象错位两类20 184。（1）本体文化意象类本体文化意象错位指同一客观事物表达随本族文化系统而变，如“胆小如鼠”译为“as timid asa hare”。这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等息息相关，以下“河蚌”的译法就属于本体文化意象错位。例2原文：河蚌25 39译文：crab26 34“河蚌”常见于我国江南水乡却罕见于其他国家。因此，译者充分考虑中外地理文化差异而采用“crab”一词进行意象替换。（2）喻体文化意象类喻体文化意象错位则指喻体因文化差异而表达各异，如“雨后春笋”译为“spring up like a
16、mush-49王林 张楠：创造性叛逆视角下 青铜葵花 的翻译与传播room”。在这种情况下，喻体在源语和目的语中都分别有各自的表达，但译者为平衡文化差异，通常会采用目的语的习惯表达，以便读者接受。汪海岚在处理 青铜葵花 中的文化意象时，不拘泥于原作形式。下文“拉钩上吊，一万年不变”的译法就属于喻体文化意象错位。例3原文：拉钩上吊，一万年不变25 67译文：cross my heart26 60“拉钩上吊，一万年不变”是传统儿歌谚语，“吊”为中国古代钱币计量单位，后引意为信守承诺。原作中意为青铜与葵花相互约定。若采用直译，势必会用大量篇幅注释“吊”为何意，并赘述其演变过程。汪海岚采用目的语中含义类似的“cross my heart”表达，同信守承诺意义相仿。这一做法却损失了原文“吊”的文化意象，不免遗憾。文化意象通常因其固定的形式和独特的韵味，让译者处于顾此失彼的困境。译者或以本民族的语言习惯为重，改变原文的表达方式和文学意境；或以传播源语言特色为目的，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文本接受度于不顾。对此，笔者认为应根据译本整体风格和预设功能选择翻译技巧和策略，充分发挥译者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