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家族企业面临数字化变革当家族企业面临数字化变革基于社会情感财富和技术变迁互动视角的解释何 轩1，肖炜诚1，张映瑜1，马 骏2（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摘要：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微观基础。中国家族企业必须适应数字技术变迁，而其重视情感财富的人格化特征与数字技术的去人格化本质存在紧张关系。文章基于社会情感财富与技术变迁互动的历史比较视角，运用 2020 年全国 24 832 家企业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基本关系机理的维度，由于家族的社会情感顾虑，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非家族
2、企业要低，且家族控股比例越高，这种情况越严重，而制定跨代传承计划有利于数字化转型。从适应机制的维度，健全正式治理制度和引进国有资本能够通过约束家族情感目标和引进异质性资源来弥合“数字鸿沟”，而疫情冲击进一步激发出家族企业韧性和情感的人格化优势，倒逼其实现数字化转型。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国家股权和正式治理的影响机理，以及家族企业主和二代积极接触、学习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文章呈现出中国家族企业积极适应新兴数字技术并与之相互依存和共生演化的真实图景。关键词：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式治理；跨代传承；社会情感财富中图分类号：F272.3；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3）0
3、7015316DOI:10.16538/ki.jfe.20230517.103一、引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2021 年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发展引发了支撑商业社会的底层技术架构的急剧变迁。从技术变迁史看，新的技术突破往往伴随组织治理模式的调适，要求企业积极适应不连续的技术迭代，相关研究也发现了新兴数字技术与公司治理范式革新的
4、紧密联动关系（刘政等，2020）。如何围绕国家大数据战略优化布局、调整治理模式和战略定位并推动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企业的一项核心任务。作为人类商业史上最为古老且重要的组织形态，家族企业历经数次重大技术变革，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具有极强生命力和影收稿日期：2022-12-19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21YJA63000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102088）；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8YS001）；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招标课题（WXSK23-C-10）作者简介：何轩（1976），男，上海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肖炜诚（1994）（通讯作者），男
5、，广东汕头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映瑜（1994），女，广东惠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骏（1988），男，江苏常州人，江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第 49 卷 第 7 期财经研究Vol.49 No.72023 年 7 月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ul.2023 153 响力的组织形式（李新春等，2020）。而当前数字技术变迁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及适应性对策尚缺乏理论研究。工业革命以来，家族企业与制度环境的共生演化本质上是其适应技术所引致的制度变迁而不断实施组织变革与自我调适的过程。有文献指出，家
6、族企业重视连续性、权威控制与社区纽带等情感目标和文化价值观，会阻碍其及时采纳新的技术变革（Kenig 等，2013），使其在新一轮数字产业竞争中面临诸多现实难题。过去不乏像钱德勒这样的著名学者断言家族企业只是一种在传统经营和现代管理模式之间的过渡形态，但现实中家族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商业发展史。任何时代、国家与行业中都不乏繁盛的家族企业，从传统手工作坊到资本密集型财阀，从公开上市公司再到高科技企业，历史上数次工业革命引发机械化、规模化、资本密集化和信息化变革，并没有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使家族企业消亡，反而催生出更加多元且多样的家族治理创新（Colli，2003；Tang，2011）
7、。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企业数字化变革的深远影响超越了一般的不连续技术革新，因为数字主义所强调的大数据、数据化和普适计算改变了传统决策和治理模式（陈德球和胡晴，2022），更深入触动了家族企业伦理关系性治理与社会情感根基。家族成员缔结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格化关系契约与制度秩序，形成传统的裙带关系、家长制权威以及家族意志（李新春等，2018）。与之相反，企业数字化具有典型的去人格化特征，涉及信息结构、管理方式、运营机制和生产过程多维度重塑，具有高度复杂的技术性特征（刘淑春等，2021），同时具有削弱高管权力、增强基层权力和诱使组织向下赋权的去中心化影响（刘政等，2020）。技术数字化使引进
8、家族外部治理甚至渡让决策成为一种趋势，而智能自动化使雇员结构等原以家庭为核心联结的人格化社会关系体系被迫重组迭代，这让家族企业不得不有所顾虑。重视情感目标的特征及由此衍生的人格化治理方式，与数字化本质上去人格化的特点存在紧张关系，这是现阶段家族企业实现数字化管理变革的一大重要挑战。国外文献基于不同国家技术发展与制度背景下的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展开讨论。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英国等，但尚未深入探讨中国这一重要经济体。此外，这些文献更多借助案例研究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过程进行剖析（Rashid 和Ratten，2020；Soluk 和 Kammerlander，202
9、1），而实证研究尚未形成定论。例如，Prgl 和 Spitzley（2021）基于德国家族企业样本，发现家族对企业的情感认同阻碍了其数字化转型。Ceipek 等（2021）指出，在德国上市家族企业中，家族在高管团队中的涉入显著抑制了物联网创新。而Soluk 等（2021）发现，家族对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积极影响。Bourke 等（2019）则发现，英国中小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数字技术采用方面没有显著区别。上述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取决于一国文化、制度和技术发展，而且家族治理和社会情感优势的有效激发受到多种情境因素的影响。尽管家族情感与数字技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是中国式家族治理模
10、式背后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与适应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积极一面，社会纽带和资源、守正创新以及勤俭节约和家庭团结等适应机制有待深入挖掘。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第一，从基本关系机理出发，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现阶段家族企业还是非家族企业更加积极深入？第二，随着家族所有权集中，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差距会产生何种动态变化？第三，作为家族企业长期愿景的体现，积极制定和推进传承计划如何影响其数字化转型？第四，从适应机制出发，家族企业健全正式治理制度（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如何影响家族企业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第五，从家族企业利用社会纽带的优势来看，国有股权参与治理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家族（非家族）企业
11、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第六，受新冠 2023 年第 7 期 154 肺炎疫情冲击，不少企业面临现金流压力和营收下降，这对投入高、风险大的数字化转型而言极为不利。那么在此期间，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呈现出一种更传统、保守的特征，还是更强、更积极的韧性和适应性？本文的研究为家族企业和数字化转型研究做出一些贡献。首先，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鸿沟问题及其弥合机制亟待实证研究。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SEW）与技术变迁互动的历史比较视角，剖析了家族企业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在关系机理与异质性，区分了不同 SEW 维度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影响，如代表狭义
12、SEW 的家族所有权和广义 SEW 的跨代传承等（Gu 等，2019）。因此，本文丰富并扩展了多维度 SEW 视角下的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对解决当前实证研究结果的争议有所裨益。其次，本文考察了家族企业面临数字技术冲击的适应机制，深入到治理变革、社会纽带和情感韧性三个层面，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系统的情境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正式治理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约束家族企业的人格化诉求，缓解人格化的局限性，帮助其适应数字化转型。此外，外部冲击激发了家族企业韧性和情感的人格化优势，反而驱动家族积极承担风险，实施数字化战略变革。最后，虽然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缺乏企业数
13、字化的数据，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案例分析和概念发展等定性方式。此外，实证研究对企业数字化的测量或多或少存在侧重传统 IT 投资、存在测量偏误以及代表性不足等局限性。本文借助 2020 年最新一期全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捕捉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与现有研究相得益彰。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一）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献评述现有文献主要从技术、组织管理以及组织所嵌入的环境三个角度剖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Hanelt 等，2021），并对家族企业这一极具特色的组织形态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因为家族企业具有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特有情感目标、治理模式和资源结构，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表现显
14、著不同。家族企业大多受到家族情感财富的人格化特征的约束，而数字化转型具有“去人格化”导向，这对家族企业来说更具挑战性（Kammerlander 和 Ganter，2015）。一方面，现有文献对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战略构成及所需的动态能力进行了详尽剖析。Soluk 和 Kammerlander（2021）认为，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由流程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数字化、商业模式数字化三个阶段组成。Ano 和 Bent（2022）通过访谈发现，长期导向、情感依恋、创业遗产、个性化参与以及对员工的关注有助于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有关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存在争议，主要分析了家
15、族涉入（家族所有权、管理权等）对物联网技术、数字商业模式和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情境因素（Ceipek 等，2021；Soluk 等，2021）。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种不连续的技术变革，与传统的转型和创新轨迹和规范迥然相异。由于重视延续性、权威控制以及社区纽带等情感目标和文化价值观，家族企业对数字化这类不连续技术的反应较慢，而这归根结底是受其独特的人格化非经济动机所驱动。因此，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常被用于分析家族企业人格化特征与数字化转型技术变迁的互动。社会情感财富被定义为家族凭借其所有者、决策者和管理者身份，从家族企业获得的非经济收益的总和（Gmez-Meja 等，2007）。从技术变迁历史来看，
16、数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械化、资本化和信息化极大地提高了组织效率，促进了企业规模扩张，使得家族企业的整体控制与权威得到强化。而资本密集型增长又催生了管理专业化以及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这两种相互关联的治理特征引致了对家族企业何 轩、肖炜诚、张映瑜、马 骏：当家族企业面临数字化变革 155 社会情感财富不同维度与程度的影响。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使有些技术变迁不利于家族情感，家族企业往往也可以衍生出适应外部技术变化的治理形态，延展组织结构，呈现出极强的治理弹性和韧性。技术变迁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互动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非此消彼长，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演化关系。本文将探讨中国家族企业“人格化”特征与数字化转型“去人格化”特征的共生关系，并关注这种共生关系如何伴随企业治理变革、跨代传承以及社会纽带构建和外部冲击而演变，从而呈现家族企业与数字技术相互依存的完整图景。（二）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机理分析1.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数字鸿沟”由于家族企业采纳技术变革更加谨慎且反应较慢，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互动关系值得关注。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所蕴含的人格化逻辑，现阶段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