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ANSU FINANCE甘肃金融/2023年第6期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发展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引言数字经济作为构筑新型经济发展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加快打造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助于我国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数字经济国际竞争高地。根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显示，数字经济支撑作用更加显著。2021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8.1 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 15.6%，占GDP比重45.0%。目前，以数据信息为要素、数字技术创新为驱动，依托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信息交互的数字经济，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因素（齐俊妍和任奕达，2021）1。数字经济的发展打
2、破了信息传播过程中时空限制，降低了中间品多次跨界产生的贸易信息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因此，全面分析发展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效应，阐释其作用机理并探究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下，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驱动作用至关重要。文献综述（一）数字经济的内涵、核算与效应学界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1996年，Don Tapscott在数字经济一书中首次提及相关概念，随后在NicholasNegroponte详细讲解了信息技术的价值后，国内外学者纷纷从经济活动、投入产出、商业模式、系统结构等视角对数字经济的定义进行探讨（裴长洪、倪江飞和李越，2018）2。数字经济的不
3、断发展使得其核算方法也不断的拓展。可将国内外学者测度数字经济的方法大体分为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增加值测算研究、综合指数编制研究和构建卫星账户研究等（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3。从宏观层面看，数字经济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提高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三大途径来强化国民经济高质量增长。从微观作用机理来看，数字经济将两种不同范畴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融合，大大降低了企业成本，催发了多样性的需求，产生消费端的长尾效应，更进一步来看，多样性的需求同时扩展了市场边界，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4。（二）全球价值链的内涵、测度方式及影响因素全球价值链是一种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在全球范围
4、内为实现产品或服务增值的企业，通过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参与整个贸易环节。1980年 Porter从企业视角初次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将企业看作是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的集合体，企业通过一系列不同但又关联的增值活动形成价值链。而后，Bruce的 马添蕊【内容简介】文章以20072014年全球42个经济体为例，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梳理了数字经济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对前向参与度的影响大于后向参与度，更是从地理空间和市场范围多层次推动了总体参与度升级，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发现，一国良
5、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强化正向的技术溢出，提升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关 键 词】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外商直接投资【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价值链视角下的区域一体化、专业化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AJL003）。64Gansu Finance甘肃金融/“价值增值链”突出强调了商品生产和交易活动在全球范围的相互融合。紧接着，Gereffi针对日益全球化的商品生产和增值，提出了“全球商品链”，并于2001年率先提出“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明确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和基本框架5。为了更为完善地分析价值链，学界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测
6、算方法，其中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上游度指数、参与度指数应用最为广泛。Koopman等（2014）基于投入产出法定义的GVC地位指数从宏观层面衡量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着重考虑一国在中间品投入过程中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6。Fally（2012）提出的上游度指标以行业无穷上游度和的形式衡量了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与产业结构的复杂程度7。Wang等（2017）基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测度的GVC参与度加以强调了价值增值中的直接吸收部分，这部分的进口中间品和出口中间品直接被制造为最终消费品，充分考虑了纯国内生产和GVC活动的区别，被学界认为是测度全球价值链更加全面的方法。（三）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全球
7、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全球价值链作为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国内学者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制造业领域，但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不断渗透，其加快了全球价值链转型，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体系和运行模式，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成为促进一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新的驱动力（徐金海、夏杰长，2020）8。学界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可分为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两类。从理论层面上看，郭周明和裘莹（2020）提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区域化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数字平台驱动模式使得复杂价值链收缩，信息数字化的发展改变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9。张二震，戴翔（2022）认为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本质是各国分工地位
8、的相对变化，数字技术赋能产生的网络链接、成本下降、价值创造、价值链治理及贸易规则效应和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的路径仅仅是为各国价值链提升的提供了一种可能10。阳镇，陈劲和李纪珍（2022）指出数字技术发展尽管加快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但也增加了价值链数字化进程中面临的风险。拥有数字技术优势的“链主国家”对处于价值链攀升过程中的其他国家产生回流效应和关键技术封锁，加剧了数字鸿沟11。从实证层面来看，张艳萍等（2022）采用全面FGLS模型从GVC高度和广度两个维度验证了数字经济对中国整体制造业 GVC 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且发现数字经济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单
9、门槛效应12。何文彬（2020）基于全球价值链框架，运用WWYZ的贸易增加值核算结果构建模型探究部门数字化投入对我国制造业重构的影响，加入研发强度以及数字化投入的交互项分组检验其对不同部门类型影响的差异，得出了在数字化进程中收益丰厚的部门反而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竞争优势有所下降的结论13。齐俊妍和任奕达（2021）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GVC分工地位，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升级人力资本结构驱动价值链地位攀升，在这一个过程中，关税和贸易壁垒影响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作用14。李津、齐雅莎等（2020）检验了FDI对数字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调节作用，提出各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差异影
10、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了本国出口附加值，促进了GVC升级15。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关于数字经济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全球价值链的前、后向参与度以及总体参与度影响作用的文献较少，并且在探究过程中，对GVC地位指数的核算方式亟有不完善之处。目前大多学者通常采用Koopman定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来衡量一国某部门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实际上，利用该定义计算得出测算结果的大多衡量的仅仅是一国及其部门接近于价值链上游还是下游的程度，但具体在价值链中的哪个位置，却不能反映。相较于Koopman的衡量方法，Wang等（2017
11、）基于前后向关联生产分解方法测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被学界认为更加系统地刻画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情况。除此之外，多数研究或为定性分析，或多探究于国内行业层面，未曾全面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作用机制，更没有探究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尝试运用 Wang 等（2017）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核算成果，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的影响机理。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1）采用综合指数编制法测度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优化数据可比性；（2）使用跨国面板数据，运用较系统的价值链核算方法，更加合理地计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尝试从GVC总体
12、参与度这一空间概念出发，多维度探究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机制，为我国改善全球贸易地位、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贸易质量提供新的思路和更多可DIGITAL ECONOMY数字经济65GANSU FINANCE甘肃金融/2023年第6期借鉴的政策建议。（3）充分考虑数字经济转型给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质量差距，探究数字经济与FDI的交互作用，丰富数字经济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总体参与度的理论分析被视作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数字经济，正依托于数字基础设施，运用数字核心技术，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持续促进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数字经济通过将信息和
13、知识数字化为数据要素，融合到经济活动中，形成了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生产活动，以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重塑GVC各环节的价值分配，充分发挥贸易成本节约、产业链结构升级、增加值放大的撬动作用，实现GVC参与度提升。1.贸易成本节约机制。数字技术进步并不直接引起GVC参与度的提升，而是通过与传统经济融合，降低各交易主体的贸易成本，加快交易效率，从而实现数字经济对GVC参与度的提升作用。数字经济发展促生了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为主的经济环境，同时数字技术的提升消除了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进行市场竞争。首先，数字技术使得企业具有网络外部性和梅特卡夫定律，同时当企业规模达到临界时，又会触发发马太效
14、应，形成规模经济，促进企业产能提升。其次，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可获得伴生利润。企业通过某一业务积累的用户资源，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衍生业务，销售更多种类的产品，极大发挥范围经济。最后，数字技术开发与利用程度加深促使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产生，消费者对时间、空间距离不再敏感，在移动终端就能获得产品或服务。在消费者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获取信息的同时，厂商也凭借技术要素高效挖掘消费者需求，使得边际服务成本渐趋于零。2.驱动产业链升级重构。数字技术的强大经济韧性体现在拥有可复制、可共享和无限增长等天然优势的核心数字要素上，极大地满足了新型经济社会形态下产业生态与应用场景的客观需求，驱使产业链升级重构。其一，数字
15、信息技术升级使得生产要素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流动，各分工主体能够相互连接，突破了传统线性产业链组织结构的约束，向着复杂网络组织动态演变，推动各产业环节垂直整合与功能互补，实现价值再造。其二，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服务增值这三大特征助力企业产品生产转向智能化、柔性化与协同化，企业间竞争模式由横向竞争转为纵向竞争，各企业交融发展，强化产业价值链升级。最后，无形服务与有形产品融合在数字经济时代飞速发展，且数字技术促使传统产业链更加细化，不同产业链交互融合、整合创新，最终实现价值链增值。3.增加值放大效应。数字化平台使得信息数据处理系统标准化，能够精细化把控商品与服务过程，优化全球贸易与分工过程中的价值增值
16、过程，加快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产生增加值放大效应。首先，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各商业平台创新，突破原有封闭模式，形成用户驱动的创新范式，各平台协同创新，降低准入门槛，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其次，数字技术智能化、高效化的特征使得生产周期缩短、成本降低、产品质量提高，强化各环节在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价值增值能力。最后，在营销环节，智能化手段进一步优化企业信息收集方式，全面了解消费者需求，指定具有针对性的营销方案，匹配用户差异化需求，将更多终端主体通过全球价值链相联结，实现此环节增加值放大。假说1：发展数字经济驱动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二）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效应早期的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衡量贸易结构的几个重量指标：显示性比较优势（Liang，2008）、出口技术复杂度（Xu和Lu，2009；祝树金，2010）及出口产品质量（Harding 和Javorcik，2012）161718。罗伟和吕越（2019）基于外资投入产出流量构建的新型世界投入产出表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深化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度以及参与模式的复杂度，但外资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上游度趋于下滑19。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