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106基于 CNKI 数据库的“第三人效果”研究文献综述罗舒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1100）摘 要：距离1983年美国新闻学教授戴维森首次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说”已经过去40年。“第三人效果”理论被学界视为“强效果论的回归”，对于传播效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2002-2022年的中国知网相关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呈现及分析，梳理中文类“第三人效果”研究现状和发展脉络，并对研究内容进行分类探讨，展现该研究领域的具体研究问题和进展，据此发现中文类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为未来的理论本土化研究与实践提供出路参考。关键词：“第三人效果”
2、可视化 文献综述一、“第三人效果”理论概述（一）理论起源与内涵198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戴维森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 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TheThird-PersonEffectinCommunication），正式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说”，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其存在。具体为：劝服传播的受众认为，这种传播对他人比对自己有更大的影响，而这种对媒介影响他人效果的预期，将导致自己采取某种行动，尽管自己并非劝服传播的直接受众；因此，戴维森认为劝服传播的效果并不一定归因于直接受众的反应，而能够归因于那些自认为观察到他人反应的人的行动。该理论包含两层意思：一与认知有关，人们认为大众传播信息对其
3、他人比对自己有更大效果；二与行为有关，人们在此认知偏差的影响下将采取某种行动，从而导致了信息与传播的间接效果。1（二）理论模型与框架如图1所示，长久以来“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基本遵循着这样一个理论模型，它被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多种变量影响下的“第三人效果”认知阶段，二是“第三人效果”后续行为阶段。其基本要素包括媒介信息、“第三人效果”认知、影响“第三人效果”认知的因素、“第三人效果”后续行为。模型包括A、B、C、D几种关系：A线表示媒介信息与“第三人效果”认知之间的关系；B线表示“第三人效果”认知与“第三人效果”后续行为的关系；C线表示的是除媒介信息特征以外的影响“第三人效果”认知的其他因素；
4、D线则是除认知因素以外影响“第三人效果”后续行为的其他因 素。2博洛夫（Perloff）将理论框架总结为三个部分：基本过程、相应条件、结果。3达克（Duck）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动机”层面。4因此理论研究框架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动机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自我强化、乐观偏见、认知基模、归因理论等；第二是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媒介接触、信息特性等，第三是认知效果研究，即验证个人与他人认知之间的差异，第四是后续行为的研究，包括支持对媒介内容进行限制和其他显性社会行为。二、文献计量与分析（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数据源，以“第三人效果”“第三人效应”“
5、第三者效果”“第一人效果”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间跨度选择为2002年-2022年（检索时间为2023年2月12日），人工剔除相关度较低的文章以及重复文章等，最终基于有效文献220篇作为中文类“第三人效果”研究领域的样本数据。通过中国知网的可视化工具、VOSviewer和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文献分布年限、关键词共现及突现等要素进行形象化分析和呈现，以探究2002年至今“第三人效果”研究的总体趋势、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发展脉络。图 1“第三人效果”理论模型本文微信网页版特别推荐传媒与社会DOI:10.13556/35-1274/j.2023.05.031107东南传播 2023
6、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2023年第五期（二）可视化与分析1.总体研究趋势从总数上来看，在知网上检索其他效果研究的相关论文，对比“沉默的螺旋”（718篇）、“议程设置”（8929篇）可以看出，国内“第三人效果”相关研究比较少，并非学界效果研究重点。相比于国外关于“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由图2可知，有关“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呈现总体稳定、缓慢上升的趋势。2006-2008年，效果研究开始在国内流行，“第三人效果”相关研究也开始有所增长。2020-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健康传播、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与治理研究成为学界重点，“第三人效果”
7、理论成为解释与研究框架之一，相关论文数量也呈现出上升趋势。2022年中文类“第三人效果”研究论文数量出现下降趋势，与新冠疫情有一定关系。2.研究现状分析结合图3以及对文献的通读，总结国内“第三人效果”的研究现状如下。首先，国内的研究路径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理论引介与综述、理论发展介绍，二是新媒体时代理论的嬗变研究，三是以“第三人效果”为理论框架解读现实性事件，四是对“第三人效果”认知、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认知与后续行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论文研究重点大多在于验证“第三人效果”的存在、解释“第三人效果”的发生机制，并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成熟开始转向影响因素分析和后续行为研究等。研究主题上则已涵盖
8、广告等劝服性信息、公益传播、健康传播、公共危机事件与群体事件、谣言传播、社交媒体与新媒体时代下的新媒介现象等，其主体涉及青少年、大学生、女性、农民工等。同时，国内相关论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比例还相对较小，皆以定量的调查法和实验法为主，缺乏定性研究。3.研究发展概览图4的标签视图，主要是按关键词的平均年份取score值进行颜色映射，可以分析领域内研究趋势的演变。比较明显的分化是，蓝色映射的“效果研究”“大学生”“媒体接触”等关键词，绿色映射的“新媒体”“网络传播”“朋友圈”等关键词，以及黄色映射的“社交媒体”“健康传播”等关键图 2“第三人效果”研究文献年代分布（来源于 CNKI）图 3“第三人效果
9、”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2002-2022）图 4“第三人效果”研究关键词共现标签图（2002-2022）图 5“第三人效果”研究关键词突现图（2002-2022）特别推荐 传媒与社会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108词。结合图5的突现图以及相关文献阅读，本文将发展脉络总结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2-2006年，该阶段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少，以理论引介为主，并未出现实证研究。第二阶段为2007-2014年，如图4所示，突现词有实验法、后续行为、媒介信息、大学生等，表明该阶段开始出现实证研究着重于对“第三人效果”假说的验证、影响因素、后续行为的相关研究，主题上涵盖广告、公
10、共危机事件与群体事件、公益信息传播、谣言传播等。同时理论引介也有一定的深化，紧跟研究趋向，综合性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性解读论文增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网络环境下“第三人效果”的改变，以及以“第三人效果”为框架解读新媒介现象。此时的研究虽仍然包含传统媒体，但网络媒体相关研究呈现一个极快的上升趋势。第三阶段为2015-2019年，图4所示的突现词有社交媒体、微信等，表明随着新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发展，出现了较多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内容与现象为对象的研究，如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社交媒体隐私风险。此时新媒介环境下的媒介现象研究成为重点。实证研究的数量、内容和规范程度进一步提升，开始着重于本土化，
11、与舆论引导和社会议题进行结合，研究内容除前一阶段的常规内容外，开始出现更加细化和具有创新意义的影响因素研究，更具建设性。第四阶段为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因此此时的主题大多集中于健康传播、谣言传播、公共危机事件相关议题，此外电子竞技和网络游戏、网络直播带货这些更新的热点媒介现象与议题也占据一定比例。三、重点研究内容按照研究现状中总结的四个研究路径，可将论文内容划分为四个类型：理论引介与研究综述；新媒体环境下的理论嬗变；作为理论框架解读社会事件；针对理论要素的实证研究。（一）理论引介与研究综述“第三人效果”理论作为“新效果理论”的代表理论，揭示了大众媒体对受众影响的间接性，在
12、传播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第三人效果”理论的不断迭代与发展，周期性地对理论新进展进行引入和介绍、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与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先后对“第三人效果”理论及其研究新动向间接影响模式5、第一人效果6等进行综合介绍，分析渊源与界定、研究框架、现状及现实意义等。其中禹卫华对“第三人效果”进行了深入挖掘，从戴维森主要研究方向“舆论研究”的角度切入，探究其与“第三人效果”之间的关系，顺理成章地搭建“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脉络与框架。7但由于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本土化不足，因此很多学者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分析找寻研究进路。曾秀芹梳理了“第三人效果”研究的经典进路，从四个研
13、究层面、五个重要推论和三个量化操作方法三大方面进行总结，介绍热点议题，提出未来研究转向。8此外，郝雨9、禹卫华10、乔丽荔11、庄瑜虹12、武楠13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间阶段的“第三人效果”研究进行总结、分析和反思，展望国内研究的进路。（二）新媒体环境下的理论嬗变“第三人效果”诞生于大众媒介兴起的背景之下，也将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不断地丰富内涵与要素，新媒体环境下效果理论的嬗变研究一直以来也是学界的重点。关于“第三人效果”在新媒体时代下的变化，关德兵分析研究了网络意见形成过程中的“第三人效果”，发现其存在延时现象，并解释影响因素的变化和延时现象的生成机制。14张天赦则分析了理论在新媒
14、体时代下，各影响因素发生的变化，认为新媒体应用能够削弱“第三人效果”，并提出应对社会恐慌下的集合行为的建议。15（三）作为理论框架解读社会事件将“第三人效果”作为理论框架来解读社会事件的相关论文，由于不牵涉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单独列出。其数量较多，议题各异，体现出“第三人效果”具有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研究内容涉及“非典”与“盐米抢购”风波16、“人肉搜索”17、“马航事件”18、“雄安新区炒房事件”19、“网络直播带货”20、“网络游戏整改”21、“央媒疫情相关传播报道”22等，多以探讨“第三人效果”认知偏差导致的行为后果集合行为、鼓励审查和实名制等，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第三人效果”的普遍性，学者
15、也为媒体、平台、受众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四）针对理论要素的实证研究按照前文所述的理论框架，可将相关实证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对“第三人效果”认知的验证；影响因素研究；中间过程研究；后续行为研究。1.对“第三人效果”认知的验证大多数实证研究论文都会首先论证“第三人效果”假说的存在。禹卫华以大学生为实验对象，通过播放负面媒体内容后发放问卷，研究结果证实了“第三人效果”认知的广泛存在。23刘一川等人则对“第三人效果”在媒体瘦身广告中的存在进行了验证。24此外，诸多学者也验证了“网络恶搞”25、“勒索病毒报道”26、“民族主义运动”27、“微信谣言传播”28、“香烟广告”29、“新冠肺炎疫情”30、“女
16、性公共安全议题”31等中“第三人效果”认知的存在，结果也反映出“第三人效果”效果存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2.影响“第三人效果”的相关因素研究影响“第三人效果”的相关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人口学变量、社会距离变量、与媒介接触及信息特性相关的变量、个人认知特性变量以及文化特质与本土化变量。人口学变量对所有的研究来说是必定存在的结构性控制变项，专门对“第三人效果”中的人口学变量进行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绝大多数论文都会涉及。相关研究中，目前比较确定的是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与“第三人效果”认知显著相关，何鸿雁在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微信谣言传播中便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此相关性。32其他的诸如性别、经济收入、国家种族等因素，则会因为研究议题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相关程度。特别推荐传媒与社会109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2023年第五期有关社会距离变量，学者在研究中常常以人口学变量来界定地理性和心理性差异感知。曾秀芹在研究中以年龄来标准来衡量社会距离33，李莹则以性别为因素作区分34，研究结果都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学者分析其原因为当受访者在判断参照群体与自己的差距时，不单纯以某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