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摘要：提升我国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内容，也是亟待突破的重大理论问题。围绕中车株洲所标准国际化工作的实践，本文探索了后发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提升机制。研究发现如下：由战略认知和战略规划构成的战略引领机制，通过保障资源配置优先性促进后发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提升；由模仿学习、技术选择和资源协奏构成的标准创新机制，通过增强标准先进性促进后发企业提升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由社群融入、强化利基和国际竞合构成的生态重塑机制，通过获取合法性促进后发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提升。研究不仅深化了基于标准设定组织的标准形成理论，也弥补了技术赶超研究的现有不足。中车株洲所的标准国
2、际化经验对后发企业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后发企业国际技术标准战略引领标准创新生态重塑一、引言国际技术标准是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将标准化工作上升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并从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和标准化对外开放等方面为我国企业提升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指明了总体方向。企业是加快推进国际技术标准建设的关键主体，近年来我国企业在技术标准国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高铁、工程机械、通信、电力等领域产生了一批体现中国技术实力的国际标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
3、到我国企业面临的“标准化鸿沟”（standardization gap）仍然非常明显。在现有文献中，标准化鸿沟特指后发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不平等现象（肖特、谢弗，2023）。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具有强大的体系优势和标准话语权。我国不少企业技术水平已达国际领先地位，但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还相对较弱。例如，西电捷通开发的WAPI技术在安全性上优于WiFi技术，但迟迟不能成为国际技术标准；海尔集团2002年就成功研发了热水器“防电墙”技术，2008年才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第一个国际标准。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中，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成
4、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技术标准话语权是对企业制定正式标准的能力和效果的形象化表达（林钰洲等，2014），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可界定为企业基于本土技术制定国际标准的能力。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既是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重要内容，又是制约技术追赶的关键因素（郑等，2011）。但技术标准制定和后发企业技术追赶两个领域的现有研究对这一议题的关注都明显不足。一方面，技术标准制定的现有文献识别了基于市场、基于社群（即各类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基于政府3种标准制定模式（维曼德等，2017），并重点围绕基于社群的标准制定模式研究了企业制定标准的动机（维曼德等，2022）、影响因素（沃蒂拉等，2017）和创新绩效（曼德斯
5、等，2016）等问题，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相关后发企业如何提升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中车株洲所的探索性案例研究周青陈静杨伟徐旺欧阳晓平*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 一带一路 的企业技术标准联盟创新发展与管理研究”（基金号：71932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数字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演进机理研究”（基金号：7217405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互联网+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基金号：71874046）的资助。杨伟为本文通讯作者。后发企业如何提升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工商管理-82DOI:10.19744/ki.11-123
6、5/f.2023.0083管理世界2023年第7期研究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为分析对象，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及后发企业的关注较少（高，2014）。另一方面，后发企业技术追赶一直是技术创新、产业政策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热点议题（吴晓波等，2019；孙浦阳、刘伊黎，2020；彭新敏、刘电光，2021），研究焦点也从后发企业技术水平或技术能力的提升（卡米森、维勒-洛佩斯，2014；菲格雷多、科恩，2019）拓展至组织（欧阳桃花、曾德麟，2021）、动态能力（郑刚、郭艳婷，2017）、商业模式（姚明明等，2014）、外部制度环境和市场认知（江鸿、吕铁，2019；罗塞罗、马利基，2021；彭新敏、刘电光，20
7、21）等因素对技术追赶的作用。仅有少量文献研究技术追赶情境下后发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提升。学者们从行动者网络关系（李、吴，2006）、战略选择（郑等，2011）、技术能力（高，2014）、政策支持（厄恩斯特等，2014）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远不能充分和系统地揭示后发企业提升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关键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反映了十年前中国和韩国企业的实践，部分研究对象还是失败的案例（李、吴，2006）。随着近年来我国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我国部分企业已经进入了从引进利用为主向创新探索为主转型的“超越追赶”新阶段（彭新敏等，2017；傅等，2020），正在不断“接近”和“挑
8、战”领先企业（霍布迪等，1995）。处于超越追赶阶段的企业是当前我国制定国际技术标准的主力，提升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实践经验也有待进一步总结。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后发企业如何提升其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特别地，本文关注的是处于超越追赶阶段的后发企业。此类企业在技术上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提升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更加明显。本文选择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洲所”或“株洲所”）为对象开展案例研究，构建了以战略引领、标准创新和生态重塑为核心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有助于填补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研究的理论缺口，也有助于丰富技术标准制定的相关理论，对我
9、国企业提升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实践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二、文献综述（一）技术标准形成及其国际化标准可理解为引致实践和行为产生一致性的测度、说明、公约或设计（霍金斯等，2017）。技术标准则是对质量、参照物、兼容性、适应性和互联性所确定的一系列技术规范，这些规范界定了不同产品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能够正常发挥功能（斯里尼瓦桑等，2006）。技术标准话语权主要体现为企业能否主导制定技术标准（林洲钰等，2014），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如何推动技术标准的形成。从标准的具体形成模式看，标准的形成可以基于社群或市场，也可以基于政府而产生（维曼德等，2017）。其中，基于社群的标准是依托标准设定组
10、织（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SSOs），通过成员间协商谈判而产生的。ISO、IEC、ITU等是标准设定组织的典型代表。这些标准设定组织具有广泛的市场影响力，对后发企业而言，依托标准设定组织实现标准国际化是常见的做法（泰迪欧尼等，2018）。因此，本文所关注的后发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的提升，也聚焦于基于社群的标准设定模式。现有研究中，技术标准的形成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领域的议题，学者们从制度创业、集体行动、社会机制等不同理论视角出发进行了考察，识别了3类关键性影响因素（加鲁德等，2002；马圭尔等，2004；哈格雷夫、方德万，2006；纳拉亚南、陈，2012
11、）。一是企业自身能力。技术能力无疑是企业发起和设立技术标准的关键能力。当前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EP）已成为企业从标准中获取商业利益和推动标准持续升级的重要手段（巴伦等，2016），技术能力在标准设定中的作用更加凸显。除了技术能力，企业在设定标准时还需要强大的相关利益者管理能力，以获得政府、科研机构等公共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高，2014）。也有学者进一步使用标准化能力这一概念指代企业技术标准制定和推广的能力（文金艳、曾德明，2019）。二是社会网络与制度创业。技术标准是集体行动的产物，与之相关的群体性因素，如复杂的技术体系及其相关利益主体、政府行为、
12、社会机制等（纳拉亚南、陈，2012），也成为技术标椎设立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有学-83者基于制度理论分析标准的形成，认为追求外部制度合法性是企业开展标准竞争，从而创设标准的重要途径（高，2014；高照军、张宏如，2019）。由此，从制度创业的视角看，技术标准的设立还涉及到与其他标准或技术进行合法性竞争、构建协作网络或制度场域、进行集体协商等重要环节（哈格雷夫、方德万，2006；周青等，2021）。三是市场势力。通常而言，当企业的技术具有比较强大的安装基础，或产品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时，相应的技术标准更容易获得标准设定组织的认可或成为主导设计（苏亚雷斯，2004；谭劲松、薛红志，2007）。例如，沃
13、蒂拉等（2017）分析了技术供给方网络效应对标准开发的作用，认为通过组建联盟等方式实现技术供给方的协同有助于标准的设立。更进一步，现有研究认为，上述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技术标准的形成成为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巴伦等，2016）。林格伦等（2021）在综合现有研究基础上指出，技术标准的形成是一个包括发展与扩散、私有利益与公共利益、本地化与全球化3组悖论的辩证过程。标准竞争已成为国家间科技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推进技术标准国际化成为中国等后发国家和企业的紧迫需求（郑等，2011；皮埃尔等，2012；王等，2014；肖特、谢弗，2023）。现有研究中，技术标准国际化不仅被认为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邢孝兵
14、、徐洁香，2010；曼戈尔斯多夫，2011；瓦克等，2016），也被认为是产业价值链升级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内容（赵英，2007；曾德明、彭盾，2008）。（二）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追赶被定义为领先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的缩小（费格伯格、戈迪尼奥，2005）。后发企业是指面临技术劣势和市场劣势并试图展开国际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霍布迪，1995）。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则是后发企业通过改进市场能力和技术能力以弥补劣势、提高价值增值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简单模仿新技术，更是通过创新超越先行者的过程（李、利姆，2001）。后发企业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实现技术追赶是相关研究的共性关键问题。
15、一些研究重在识别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典型模式。如李和利姆（2001）将企业技术追赶的模式分为路径跟随、阶段跳跃和路径创造三类；吴晓波（1995）等国内学者基于中国企业实践提出了“二次创新”的追赶模式；黄江明和赵宁（2014）将技术追赶的路径分为跨越式、局部式和高起点3类。伴随着以华为、吉利、腾讯、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一批行业领军企业的出现，部分中国企业完成了从“后来者”、“紧跟者”到“领先者”乃至全球行业“引领者”的角色转变，进入了从引进利用为主向创新探索为主转型的“超越追赶”新阶段（彭新敏等，2017；傅等，2020）。更多文献则关注技术追赶的实现条件，包括外部条件和企业内部因素两个方面。一些学
16、者重点关注促进追赶的外部条件。如贺俊等（2018）将技术追赶理解为微观主体在特定的激励结构下持续开展高强度技术学习的过程，强调制度变革、产业管理体制和产业组织结构对追赶的影响；江鸿和吕铁（2019）则强调政企能力的共同演化是技术追赶的重要基础机制；彭新敏和祝学伟（2021）发现企业会根据机会窗口构建联盟组合，以促进技术追赶；罗塞罗和马利基（2021）指出产业知识基础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实现技术追赶的主要阻碍因素。另一些学者则聚焦于企业内部因素开展研究。一是组织模式，如纳姆（2015）认为紧凑的组织空间，即密切的行动交互、协作与资源共享的组织氛围，是促进追赶的关键因素；欧阳桃花和曾德麟（2021）对中国盾构机技术追赶的案例研究发现“双循环创新组织模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二是资源和能力，其中动态能力被认为是企业实现技术追赶的关键（吴先明、苏志文，2014；郑刚、郭艳婷，2017）。三是战略时机，如菲格雷多和科恩（2019）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构建双元能力来响应机会窗口的变化而实现追赶；黄永春等（2017）通过数理建模和仿真分析比较了不同进入时机的追赶绩效。四是商业模式与市场因素，如姚明明等（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