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外状态的正当性探析 在施密特与阿甘本之间武宇航林进平/文 提要 卡尔施密特认为，例外状态代表了主权对决断权的垄断，这种垄断强化了主权的威权色彩。吉奥乔阿甘本对施密特的主权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例外状态的排斥性结构中，生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暴力，例外状态的常态化表明现代政治正在逐渐产生极权主义倾向。阿甘本对施密特的批判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的框架，而是走向了完全否定政治合法性的另一个极端。在他们二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关于例外状态的理论定位:当政治行动的合法性与政治目的的合道德性实现统一时，便有可能从中孕育出一种理论上的例外状态的正当性，对这种夹缝中的例外状态及其正当性的辨析是对现代政治治理应
2、有的建构性反思。关键词 例外状态正当性卡尔施密特吉奥乔阿甘本关于例外状态的分析有必要追溯到 1930年代卡尔施密特的论述。施密特关于例外和主权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要求回到托马斯霍布斯及其利维坦 的倾向。吉奥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及权力批判理论揭示了霍布斯之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脉络，并因此在全球声名大噪。他认为在例外状态中主权权力与生命间存在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而世界各国愈加频繁出现的“紧急状态”及其常态化引发了他对国家行政权僭越于法律之上的强烈担忧，即紧急情况下的权利让渡很可能成为一种永久状况。尽管阿甘本对例外状态中行政与法律的关系的反思发人深省，但是他低估了在应对全球风险及公共危机
3、时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时，例外状态及主权决断并不总是像阿甘本所描绘的那般令人恐惧，当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时，深化对例外状态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施密特:“例外状态”对“决断权”的强化在政治哲学传统中，我们在霍布斯的利维坦 中可以发现“例外状态”概念的前身，具体体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若将07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社会看作一个“装置”(Dispositif)，它主要由话语、制度、监管决定、法律、行政措施、科学声明、哲学、道德等异质元素组成，那么这个装置的有序运转有赖于对不同元素中既定的标准与规则加以规范。当社会装置发生意外事件，出现相对于
4、现有规则的例外时，主权者就拥有宣告整个社会进入紧急状态以通过行政命令消除例外的权力。可以说，例外状态象征着一种“门槛”(threshold)，主权者正是那个决定是否使既有秩序确实生效，从而使社会装置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角色。这正是施密特关于“例外状态”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主权的本质必须在法理上正确地界定为对决定权的垄断，而不是对强制和统治的垄断。作为公法学家，在经历了 1930 年代德国政权更迭的风雨后，施密特选择站在国家威权的一方。在当时，以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启蒙理性主义来势汹汹，对于规范性律法的推崇给国家行政权力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多元主义和人民主权学说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代国家
5、的威权。为应对这一危机，施密特通过提出例外状态、决断论等一系列概念试图重新论证主权的概念。换言之，“例外状态”等概念服务于他的主权学说。施密特坚定地认为“主权就是决断非常状态”，在政体遭遇危机时，国王应担负起维护整个利维坦持存的责任，消解混乱，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这是施密特将例外状态理论视为界定主权概念的工具的最有力证明。其理论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特征:例外状态的出现是为了消除“例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主权决断例外状态是最富有政治敏锐度与降低行政成本的治理方式。对于当时的施密特而言，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极为涣散的，他敢于向魏玛共和国的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政治开火，揭露出自由主义商谈政治的妥协性
6、，认为自由主义根本不懂政治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谈判它期望那种生死攸关的纷争和决定性的殊死搏斗能够转化成议会辩论，并允许在无休止的协商中把决断永远搁置起来”。施密特主张帝国总统应当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和议会之上的一种“中立权”(pouvoirneutre)，因为议会处于党派利益集团的支配之下。当魏玛共和国进入最后的危机时期之后，施密特“将政治决策支点由国会转移给帝国总统”的理论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德国复兴联盟和包括民主党左翼在内的众多显赫人物的支持。以至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施密特的理论抵达甚至突破了威权主义领袖国家的边界。作为马克斯韦伯的弟子，施密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将韦伯应对魏玛
7、共和国政治困境的思路推向了极端，最终事与愿违。主权的优先性几乎占据了施密特的全部视野，他反对“任何具有抽象合理性的秩序代替具体国家的企图”。施密特对目的层面的善恶不予理会，而只致力于权力的运作。因此，尽管他未曾明确判定例外状态的善与恶，但他忽视理性和盲信权力的保守主义立场，使其未能在道德层面上对例外状态的决断进行论辩，为针对例外状态的决断可能存在的不道德存留了可能性。施密特这种在道德论辩上的乏力被阿甘本敏锐地捕捉到了，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学说的原始结构几乎都取自于施密特 例外先于17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见 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
8、viewsand Other Writings，1972 1977，New York:PantheonBooks，1980，p194。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中译本将“threshold”译为“界槛”，类似处于门槛之上中间状态，即一种将内与外做出区分又无法区分身处内或外的特殊状态，向前一步或向后一步都会改变这个“无法的状态”。卡尔施密特:政治的神学，刘小枫编，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版，第 30 页。同上书，第 24 页。同上书，第 71 页。参见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 年版，第376 页。规范。但他却毫
9、不犹豫地将施密特打入了对立的阵营，并称其为“伟大而臭名昭著的法学家”。二、阿甘本:“例外状态”导致极权主义倾向与施密特相反，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所导致的法的真空赋予了行政首脑无可约束、无限放大的政治权力。他进一步推论，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将导致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长此以往将通向极权主义。如果说施密特的例外状态概念对国家主权具有建构性意义，那么阿甘本则从解构性视角对例外状态展开了批判性反思。这是阿甘本例外状态理论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他与施密特关于例外状态观点的最大不同。为了更清晰、坚定地与施密特的观点划清界线，阿甘本在 例外状态 一书中以解构式的叙事建立起瓦尔特本雅明与施密特之间关于“空缺的巨人之战”
10、的论辩，借此强烈地展现了他对施密特的批判。阿甘本通过考证本雅明在 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 中对政治的神学 的引用、施密特对本雅明的论文暴力批判论 的回应和在 科学与社会政治档案 发表的多篇文章，抽丝剥茧地分析了两位哲学家关于例外状态概念的诸多对立，其论点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是否有一个超越“法”的存在?本雅明坚持认为有一个外在于法的存在，其目的就是废止法律使“悬法”成为常态，他称之为“纯粹暴力”或“神圣暴力”;而施密特恰恰相反，他试图“将这种暴力导回法的脉络之中”。在“悬法”状态下，虽然常规法律失去了其原有的效力，但行政命令与权力机构仍然存在，社会的运行规则牢牢掌握在主权者的手中，民众的生命成为
11、权力最原始的关照对象，这就是本雅明言指的神圣暴力。阿甘本总结道:“施密特每一次都试图将暴力重新铭刻于法律脉络中，而本雅明每一回都寻求借由确保它作为纯粹暴力的法外存在来回应施密特的这般姿态。”阿甘本巧妙地利用“国王的两个身体”与祭祀，再次隐秘地表达了对本雅明认定的“纯粹暴力”的认同。第二，例外状态与常规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界线?对于施密特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他的主权学说也印证了这一点。施密特始终认为例外状态存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悬置法来恢复法的秩序从而消除“例外”。尽管例外状态相对于法律具有优先性，但在实践中仍旧需要主权者审时度势作出决断，正是主权者的决断宣告了例外与常规之间的界线。本雅明则认为，纯
12、粹暴力使拟制的例外状态与真实的例外状态之间无可区分。阿甘本提出的“错位的场所化”就是这个无可区分状态的最新演化:国家和城市作为固定的场所，赋予了例外状态得以存续的空间，例外状态的场所化与场所中的例外状态逐渐合二为一，越来越成为现代政体的治理模式。这种批判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例外状态隐含有一种否定之肯定的态度，或者不如说，他对于将例外状态作为治理范式的生命政治持有一种否定之肯定的态度。虽然阿甘本对现代政体的原始分割结构不断加以批判，但他认为要以生命和思想的潜能将赤裸生命从主权的笼罩下拯救出来，使生命本身去目的化，蕴含着将民众从权力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主张，释放出他对生命的乌托邦梦想。27国外理论20
13、23 年第 3 期吉奥乔阿甘本:业，潘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 20 页。参见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 神圣人 二之一，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365 页。Walter Benjamin，“Critique of Violence”，in Walter Benjamin(ed)，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1913 1926，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52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 神圣人 二之一，第 85页。同上书，第 92 页。值
14、得一提的是，本雅明是一位犹太哲学家，而施密特最终在 1933 年加入德国纳粹党。或许正是截然不同的政治身份和人生经历，使两位哲学家最终立于彼此的对面。施密特理所当然地认同国家权力的绝对优先性和绝对正确，例外状态治理是维护政治威权的途径。阿甘本继承了本雅明关于弥赛亚主义的观点，对施密特的政治立场加以拒斥。但政治神学的解释框架并不能使阿甘本的理论对现实予以完全关照，尤其是当共同体面对战争、灾难等生存问题时。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阿甘本对施密特例外状态的批判一定是正确的吗?他看似缜密的推论是否存在漏洞?难道例外状态本身必定代表着道德层面的恶而失去了任何现实性的善的维度吗?三、通往正当性的道路:
15、例外状态的真实在场问题20 世纪以来，例外状态不仅没有如本雅明和阿甘本所期盼的那样逐渐退场，反而伴随局部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而反复出现。迄今，例外状态的真实在场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象征着三种不同的合法性。分析这三种类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例外状态的阐释方式，进而推演并建构出一种有别于纯粹建制与批判的中间态，这种中间态包含了一种通往正当性的道路。例外状态作为第一种非拟制的真实“在场”事件现身于现代民主政体中，要以纳粹德国的崛起为代表，最为典型的就是其种族政策。德国纳粹于 1933 年 3 月强行通过了授权法案，该法案改变了魏玛宪法，允许“现任政府”绕过总统和国会通过总
16、理法令进行统治。施密特对此的辩解是，“现任政府”不是指法案通过时的内阁组成，而是指“完全不同类型的政府”也就是说，魏玛共和国是由希特勒的总理内阁所建立。可以说，行政权就是合法性的来源。而以阿甘本的视角来看，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则为生命政治提供了现实的场所，在集中营内最为极端的例外状态得以诞生。这是学界研究例外状态时无法回避的真实案例，换言之，法西斯主义为例外状态研究提供了历史性的真实素材，这奠定了生命政治学批判的基本态度。尽管实在法使其具备了形式上的合法性，但政治目的对道德观念的违背已经显而易见。合道德性在应然的意义上为政治手段提供了正当性，但目的的善恶不应基于主权者个人的主观臆断，而应以是否顺应人类社会发展为基准。由此，我们尝试以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形成一个坐标系，建立起一种关于例外状态正当性的价值评判尺度，其中包含了四种状态:合法但不合道德、合道德但不合法、既不合法又不合道德、既合法又合道德。集中营显然属于第一种:合法但不合道德。例外状态在场状况的第二种解读则以“911”事件为分水岭，此后恐怖主义及其衍生品成为了生命政治在场的现实形式。恐怖组织处于国家法律与国际法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