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23）03-0089-09劳动所有权与“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梁燕晓（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摘要：围绕由“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发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数十年的争论，但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解答这一悖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马克思是否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正义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而劳动所有权便属于这一正义观念。劳动所有权，分为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和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后者而非前者，被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代表资本主义的法权与正义原则。实际
2、上，这是一种“错位理解”，低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的狡猾性与欺骗性，未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文本场域与历史语境。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谱系所标榜的一直是自我劳动所有权。在 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对劳动所有权进行了双重批判，阐发了劳动与所有权同一规律与分离规律的“辩证转变”，进而揭露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正义的虚伪性。在未来社会中，应实行真正的劳动所有权和更高阶的需要所有权。关键词：马克思；正义悖论；劳动所有权；资本论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 正义论 的发表，规范性政治哲学得以在西方学界复兴，并引发了欧美左翼学者长达几十年的关于“马克思与正义”话题的讨论，由
3、此形成了著名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即一方面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不是不正义的，支持者有罗伯特 塔克（Robert Tucker）、艾伦伍德（Allen Wood）和理查德米勒（RichardMiller）等，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认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支持者有齐雅德 胡萨米（Ziyad Husami）、诺 曼杰 拉 斯（Norman Geras）和 加 里扬（GaryYoung）等，由此造成了似乎“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尴尬局面。作为当代正义问题的“始作俑者”，罗尔斯后来在评论这场论争时指出，“双方无疑都认为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这一点是明显的，而且遍布在 资本论 一书中。问题在于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时
4、所依据的特定的价值观：那些价值观是否包括了一种正当与正义的观念”1349。也就是说，解答这一悖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澄清马克思是否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正义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事实上，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时所使用的“剥削”“盗窃”和“抢劫”等词汇，是与作为近代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核心正义观念之一的劳动所有权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整部 资本论 所进行的一项核心工作就是，通过揭示劳动与所有权同一规律与分离规律的“辩证转变”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而对于劳动所有权在马克思正义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 资本论 逻辑框架中所处的位置，当前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与深入，甚至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因为马克思在特定
5、条件下对于劳动所有权的运用而将其“荒唐地”划归到了自由主义阵营之中219。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劳动所有权为视角重新梳理与审视“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一、作为解答“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突破口的劳动所有权“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一著名的“塔克伍德命题”（Tucker-Wood Thesis）的提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可谓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于马克思收稿日期：2023-03-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 黑格尔因素 研究”（21CZX011）作者简介：梁燕晓（1990），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马克思主义
6、与当代-89主义的直觉性惯有定位。当然，作为知名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伍德等人提出此命题也并不是逞强般地故意“标新立异”，而是有其独特的文本依据和论证方式。在伍德看来，第一，不同于西方传统中将正义视为所有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并将其永恒化与超越化的做法，马克思把正义仅仅看作是法权概念，认为其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生产方式的法权表述。第二，某种社会制度如果适应生产方式就是正义的，如果不适应生产方式就是不正义的，这尤为体现在 资本论 第3卷马克思批判吉尔巴特自然正义说的著名段落中。第三，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依靠资本掠夺剩余价值，即剥削本身，是正义的，因为它符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7、式，与之相反，“任何提议把剩余价值从资本中抽离出来并且停止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 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最直接、最明确的不正义。这些改革将以最明显的方式侵犯那些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财产权”3。如果说伍德的第一点论证还大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话，那么其后两点所要论证的“剥削即正义”，则容易引起较大争议。对此，伍德有所预料，他用大量的笔墨来阐明，剥削背后的劳动所有权预设是不牢靠的，它并不被马克思所支持。在伍德看来，正是被马克思所批评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才借助劳动所有权的理论预设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不正义，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侵犯劳动所有权的不正义的社会制度。他们主张，每个人的所有权都建立在自
8、己劳动的基础上，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全部都应归自己所有，而任何剥夺这种价值的行为都是不正义的，因此，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无偿占有本应属于工人的劳动成果，自然是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明证。事实上，伍德分两步来解构这一主张。首先，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并没有违背劳动所有权，因为它是一种等价交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唯一的交换就是工资与劳动力的交换，它在劳动力被用来创造剩余价值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并且此时资本家已支付了劳动力的全部价值，故而，这一交换是一种等价物对等价物的正义交换。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违背劳动所有权的剥削，但是，劳动所有权本身是一种虚假错位的正义原则，剥削恰恰是要超越这一原则而又适
9、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行为。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田园诗般的小资产阶级生产理念，它要求每个生产者都拥有生产资料，而资本主义却建立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基础上，追求剩余价值是它的本质特征，因此，剥削所代表的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原则，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而也是正义的。概言之，伍德分割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和生产过程，并断定前者是不违背劳动所有权的公平的等价交换，后者是超越劳动所有权原则而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行为，“那些坚持要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话语中寻找类似于劳动所有权理论等 正义原则 的人们，无非是把马克思的批判倒退至当时社会主义学者的水平上”3。可见
10、，伍德整体上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强调劳动所有权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的法权原则，而是某种非资本主义的道德信条，故而马克思不可能利用其来“错位”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不出所料，伍德的上述观点招来了胡萨米和G.A.柯亨（G.A.Cohen）等人的反驳，他们主张马克思事实上正是依据劳动所有权原则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正义。胡萨米认为，首先，伍德断章取义地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在劳动力商品交换中“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4226的说法，不理解马克思是在讽刺的意义上谈论这种交换本质上是一种“盗窃他人劳动时间”的因而违背劳动所有权的“诡计”。其次，在伍德“唯生产方式论”的解
11、读模式中，马克思被置于不同时代统治阶级的辩护士和代言人的立场上，“使被压迫者不能批评他们所处的生存状况的不正义”5，这带给马克思的绝不是“过多的荣誉”而是“过多的侮辱”。实际上，作为上层建筑要素之一的正义观念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利益，伍德只注意到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条件下，虽被压迫但代表未来社会新精神风貌的无产阶级可以形成与当下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正义观念，可以使用以劳动所有权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义标准去批判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在道德上对资本家财产权的明显拒斥意味着，他把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即按劳分配，引者注）应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以合法的形
12、式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在马克思看来却是盗取和侵占”5。与之类似，柯亨同样认为，马克思凭借劳动的自我所有权原则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不正义，“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论断必须依靠这一命题：人都是他们自己的能力的合法所有者。这一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90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命题就是自我所有论，我（即柯亨，引者注）认为它（与它类似的命题）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关系本质上是剥削关系的论断的基础”2167。不过，在柯亨看来，对于劳动所有权的承认也使得马克思主义陷入理论危机之中：一方面会与以诺齐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者共享同一个规范前提，“我们不曾想到过
13、，我们所继承的资本主义批判竟然以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前提为基础”219，不能自洽地支持当代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政策，不能有效批判“出身干净的资本主义关系”；另一方面无法与未来社会中设想的“有折有扣”的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原则协调一致。罗尔斯在 政治哲学史讲义 一书中曾对上述的争论进行过一番“调和”，在区分“作为一种司法概念的正义”与“被普遍认同的正义观念”的基础上，他所赞同的观点是，“马克思确实把资本主义谴责为不正义的。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在那么做”1349。具体而言，在罗尔斯看来，当马克思如伍德等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时，“他的意思并不是在赞同这种正义概念。他是在评论适合于资本主义的
14、司法意义上的正义概念：这种正义概念是如何运作的，它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塑造被资本家和工人共同持有的正义观念的”1367-368。而当马克思如胡萨米和柯亨等人所理解的那样谴责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盗窃基础上的不正义制度时，“马克思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某些信念。他暗示了资本家的这种侵吞是不正义的，但是他并没有充分地表达他的这一观点，并且，他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观点的充分含意”1368。同时，罗尔斯将这种并未被马克思充分自觉意识到的信念和普遍正义观念，揭示与阐发为与劳动所有权密切相关的“人的劳动是生产的唯一相关要素”1368这一理念。综上所述，在伍德、胡萨米和罗尔斯等人的论述中基本预设了
15、这样一个共同前提，即资本家及其代言人承认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性的生产方式，并将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而非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提升为资本主义法权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导性原则。在笔者看来，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批判视角的错位”，或者说是一种对马克思所进行的资本主义批判的误解。作为资本主义法权的正义概念并没有指向剥削，指向剥夺他人劳动的所有权，相反，资本主义一直标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是劳动所有权正义。而马克思所要做的就是揭露资本主义这一正义旗帜的虚假性与表里不一性，并且马克思并不是如罗尔斯所理解的那样，是在“不自觉”“无意识”的“自在”情况下展开的批判，而是在高度“自为”的状态下进行的理论斗争。可
16、以说，马克思所要进行的是一种“内在批判”而非“外在批判”，并非像胡萨米所认为的那样，是有意要拿外在的后资本主义的标准评价资本主义，而是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资本主义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事实来批判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动所有权正义的虚假性，用其口头承诺的正义标准批判其名不副实的所作所为。正如恩格斯在 卡尔马克思 一文中所指出的，通过马克思对资本家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性不正义行为的科学揭示，“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6。二、劳动所有权：作为资本主义旗帜性意识形态的确立过程既然将揭示资本主义对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表里不一”作为解答“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的突破口，那么，就有必要对劳动所有权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确立过程及其所呈现的特征作一番考察，以便更好地理解之后马克思在 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所进行的针对性批判。所有权是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而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诸意识形态中处于旗帜性地位。实际上，劳动只是在现代社会中才开始占据了显要位置，才逐渐成为了获取财产权的重要依据。正如霍耐特在其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