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RIENDS OF ACCOUNTING一、引言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关键。中共中央办公厅于 2016 年印发了 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启动了监察机构改革试点，并于 2017 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这一改革旨在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体制1。国企高管腐败行为严重破坏了企业经营活动及资本配置效率。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拥有企业控制权的高管会通过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手段来谋取私益。尤其是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紧密，易导致官商合谋，加之改革过程中体制机制的不健全、权力监管不到位等因素给高管在企业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方面制造了机会。理论
2、界大多从资本配置效率定义、影响因素和测量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较少文献研究管理层寻租行为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国家监察较少。学者指出，监察委利用监察权对国企公职人员具有强烈的震慑性，不同程度上预防和纠正其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也有学者认为，面对严格的监察制度，公司高管会权衡腐败收益和成本，慎重选择获取私有收益的途径，极可能会用其他方式规避政府监管，使得监管失效。因此，如何进一步优化监察制度，完善监督体系，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引起的资本配置效率低下问题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话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3、。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第一，对国企高管腐败的诱因及机理进行实证研究，将监察委外部监督引入国企高管腐败的经济后果与治理机制，为丰富和完善腐败理论框架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将宏观政策背景与微观高管行为决策纳入同一框架，并与内部控制这一公司内部治理相结合，丰富了内外部环境对高管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等相关文献。第三，引入监察委外部监督视角，从投资效率和融资成本两方面研究国企高管腐败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为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提供了决策参考和政策建议。二、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为了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中共中央积极部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6年 1
4、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北京【摘要】设立监察机构是维护党中央权威与组织权威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监察体制的重大改革，其权力制约和监督功能在反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将监察体制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监察体制改革抑制了国企高管腐败，优化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国企高管腐败负向影响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从个体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分析，高管学历越高、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等高管特征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腐败治理效应更显著；内部控制水平高以及央企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腐
5、败治理效应更显著。该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反腐和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关键词】监察体制改革；国企高管腐败；资本配置效率；内部控制；高管特征；准自然实验【中图分类号】F272；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23）16-0097-09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李涛杨胜兰刘丹丹监察体制改革、国企高管腐败与资本配置效率【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21SKGH182、21SKGH184）；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gzlcx2022099）【作者简介】李涛（1980），男，河南南阳人，博士（后），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
6、方向：财务管理；杨胜兰（1996），女，四川广安人，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与会计；刘丹丹（1994），女，重庆市人，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与会计杨胜兰为通讯作者。公 司 治 理97FRIENDS OF ACCOUNTING会 计 之 友 2023 年 第 16 期市、山西省、浙江省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201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018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监察法，其核心是通过成立监察委员会，提高监察委的法律地位，赋予监察委进行
7、权力监督、调查、处置等与反腐工作直接相关的职能权限，为反腐败工作提供法律保障，推动监察体制改革迈入新阶段。监察权以其强制性和权威性对管理层权力监督是一种有效手段，监察制度更是预防、惩治和纠正高管腐败行为最直接的治理机制2。（一）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通过文献梳理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第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主要任务及意义。吕永祥3对改革内容和价值进行分析，明晰了“改革缘由改革目标改革后续任务”的逻辑思路。第二，从不同视角研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姚莉等4阐述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涵，从刑事诉讼法学视角分析此次改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提出此次改革需要适当修改 刑事
8、诉讼法 的意见及建议。第三，关于国家监察机构、监察权和监察法的研究。秦前红5阐明权力制约失效引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进一步解决监察体制改革中存在的监督和制约等问题，意味着此次改革为权力监督和制约迎来了曙光。现有文献对我国监察体制展开了丰富研究，但大多聚焦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缺少对监察体制的实证分析。（二）国企高管腐败研究高管腐败指高管以权谋私的现象，包括职务侵占、违规资产操作、奢靡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收受贿赂等。学者们对腐败的诱因、经济后果进行了广泛研究。在腐败的诱因方面，Watson et al.6从内外监管失衡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与企业官商勾结、董事长与总经理“一肩挑”
9、导致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失衡，致使国企高管在企业资源配置过程中为“化公为私”寻租活动提供了空间。李后建7从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角度认为国企高管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特性，当契约双方利益不一致时，便会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腐败的后果方面，徐细雄等8认为高管隐性腐败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企业价值和国有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唐曼萍等9实证发现存在高管腐败企业更易导致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学界主要从市场竞争、社会福利等宏观视角和企业价值、投融资等微观视角分析了高管腐败的经济后果，但对国企高管腐败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还不够丰富。（三）资本配置效率研究资本配置效率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其中对影响资本配置效
10、率因素的研究更是广泛，大多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市场，蒲艳萍等10认为市场化程度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相关。市场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市场经济不存在“预算软约束”“过度投资”“投资结构不合理”等制度性扭曲问题，从而促进了资本优化配置。二是公司内部治理，主要从公司治理的综合效果以及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治理效果两方面进行考量。研究发现，较好的公司治理能够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冲突来提高公司投资效率，较弱的公司治理则可能导致严重的非效率投资。同时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也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过度投资。目前虽有学者对政府监管、高管投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少有文献将三者纳入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
11、。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国企资本配置效率情况的基础上，将监察体制改革与国企高管腐败相结合，研究二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资本配置效率相关研究，还为企业通过调整内部控制质量来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参考。三、研究假设（一）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的治理效应：个体异质性高管腐败源于权力寻租，而监察委员会监督的本质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形成制度化反腐。监察委从震慑约束、遏制纠偏、自我净化等方面发挥其功能。根据威慑声誉理论，监察委依靠 监察法 赋予的权威性和全覆盖性对国企公职人员进行震慑与约束，对企业业务展开监察工作，有助于形成全面监督机制，及时遏制并纠正基层问题，进而增
12、强自我净化、自我监督能力11。另外，监察体制逐渐完善的同时也会提高腐败行为暴露的风险。监察委对腐败案件的曝光，根据声誉机制和信息透明机制12，一方面，降低股东与高管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帮助股东及时发现和纠正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另一方面，曝光事件会受到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不仅破坏公司及高管声誉，还可能因中小投资者“用脚投票”而损害公司价值。监察体制改革所公 司 治 理98FRIENDS OF ACCOUNTING形成的内外部压力会使公司高管更自觉地约束超额在职消费、贪污腐败等机会主义行为，一定程度上解决权力运行不规范、“一把手”权力过大问题。因此，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体制改革，对国
13、企高管腐败具有震慑效应。进一步分析，高阶理论认为，高管学历、年龄、任期等高管特征对高管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管理者认知能力、风险偏好和价值观的偏差，会影响其对信息的解释和决策程度13。本文推测，具有不同特征的高管受监察体制改革的影响也不同。第一，高管学历。根据行为理论分析，拥有不同教育程度的管理者在面对腐败诱惑时，行为选择上存在差异14。具体来说，高管学历越高，一方面更容易树立道德价值观，遵守监察体制的各项制度；另一方面，对监察体制改革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和重大措施等了解更透彻。第二，高管年龄。可以从阅历、风险偏好与财富追求方面来探究监察体制改革对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9。根据声誉机制可知，年长的高管
14、阅历更丰富，不愿因腐败而失去已获名誉和声望，甚至高龄管理者随着知识的老化和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及年轻高管，会更追求职业稳定而自觉接受监察委监督。第三，高管任期。可以从高管政绩追求和企业归属感角度来解释高管任期异质性在腐败治理中的影响。由于国企高管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上任时间短的高管晋升动机更强，期望做出突出的成绩，因此更可能触犯法律法规进行腐败。但随着任期的增长，高管对企业产生了深厚情感，并且会由追求物质财富向追求社会地位等非物质财富转变。因此，任期长的高管更可能遵守监察委制定的相关制度，自觉抵制腐败。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和假设 2。H1：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具有抑制效应。H
15、2：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的抑制效应，因高管特征而异。H2a：高管学历提升增强了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H2b：高管年龄增加增强了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H2c：高管任期增长增强了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二）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的治理效应：企业异质性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监察体制改革对高管腐败的影响，可根据最终控制人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两类国有企业受不同层级政府控制，其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和监督激励体制上存在较大差异。与地方国企相比，央企大多是行业龙头企业，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一方面，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更容易受到国家监察机构和社会媒体等关注
16、，其高管通过权力寻租谋取私利的成本和风险也会更高；另一方面，从政治晋升来看，央企高管与政府的联系更紧密，更追求政治晋升，因此央企高管更容易接受监察体制的制度要求并树立模范形象15。据此可推测，相比地方国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央企高管腐败的治理效果更优。此外，内部控制在腐败治理上具有潜在功能，间接推动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治理机制。内部控制作为组织的监督制衡机制，与监察委形成监督合力，有助于提高监察体制改革的反腐效能。从内部控制内容和流程来看，内部控制通过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五个方面约束国企高管，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全面监督高管行为，着力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治理机制。内部控制还能优化权力配置，制约高管权力，加之监察委高效的反腐机制，形成内外监督合力，提高高管腐败成本和风险，进而抑制高管腐败行为。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和假设 4。H3：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的抑制效应因企业性质而异，即相对于地方国企，监察体制改革的腐败治理效应在央企中更显著。H4：监察体制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的抑制效应因企业内部控制而异，即内部控制能增强监察
